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精英人物把“左”、极“左”、形“左”实右、宁“左”勿右等词语，左字统统去掉引号，以对左直接进行攻击和诋毁，几成趋势。这是有深刻背景的。山雨欲来，民心浮动，这明明是几十年来，右、极右同美西方勾肩搭背的必然结果，是同中外私人野蛮资本勾肩搭背的必然结果，可这些人偏偏反左，认为是“左惹的祸”，其矛头指向两个确立。毫无疑问，反左就是反两个确立。马克思主义是左，党的领导是左，两个确立是左。只有左，才能力挽狂澜，转危为安。
曾几何时，直接反共不那么时髦了，精英们就挖空心思，利用标点符号反共、反左。这个新妖术，只有鸡鸣狗盗之徒才能干得出来。
“左”、右倾相互转换的典型人物——王明
一、中共党史里的“左”倾机会主义，左字是打引号的
在中共党史里，党内错误的路线和领导，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左”倾的左字一直是打引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投降、分裂。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表述为投降主义，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表述为分裂主义。“左”倾机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盲动、冒险。瞿秋白的“左” 倾机会主义，表述为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表述为冒险主义。至于混进党内的内奸、叛徒和阶级异己分子，因为没有占据中央领导地位，没有形成错误路线，故不属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范畴。
在对于两者的认识上，人们存在一个根本的错误思想。就是比较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哪一个好些或哪一个更不好。
右倾机会主义好吗?不好。是很糟糕的、很危险的。
陈独秀强调向资产阶级妥协，把革命的领导权让位于资产阶级。他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妥协退让，认为农民运动搞过头了，放弃共产党建立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乃至“交枪卖党”，让童子军的红缨枪、农民家里做饭的烧火棍都要交出来。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大革命惨遭失败。陈独秀是“动摇的机会主义”。他领导革命的根本思想，是1923年提出的“二次革命论”。他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无产阶级再发动第二次革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第一次革命失败了，什么时候第二次革命呢?“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据后来某人说要100年。这要使几代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人间地狱挣扎啊?“二次革命论”是曲线(学理味的)背叛革命!毛主席说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是很准确的。
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在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6月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于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力主红军南下川康藏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并公然向党争权，提出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中央决定周恩来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让位于张国焘。9月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张国焘擅自率领一部分红军南下。同年10月，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成立“中央军委”，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使红四方面军受到重大损失。
“左”倾机会主义好吗?不好。同样是很糟糕的、很危险的。
李立三1930年6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一整套“左”倾错误主张，组织“行动委员会”，号召举行城市武装起义。他的冒险主义，使红军指战员进行英勇的但毫无胜利希望的进攻，无数人倒在血泊之中。
王明上台后,打着执行国际路线的旗号,“反右倾”,实行“进攻路线”。他主张红军攻占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在苏区“反富农”,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在白区强行组织“赤色工会”,搞“飞行集会”。他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使国统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100%,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90%。其最大恶果,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主力被迫长征。
王明当年20多岁就当上“钦差大臣”，不学无术，不懂实践，却“口含天宪”，指天画地。真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陕北的“葫芦头”(陕西土话。当地百姓的一种餐食品)!
两种机会主义是相互转换的。这种相互转换的典型人物是王明。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美化国民党，否定党内关于“国民党是片面抗战”的提法,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建立抗日人民政府。王明系统地推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由“左”转向右。
据一回忆录说，一八路军将领穿上国民党的少将军服，戴青天白日徽章的军帽，在毛主席面前显摆。毛主席说，什么少将芝麻酱?!这一句诙谐的话，能够表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深谋远虑。正是这种独立自主原则，使我们党在抗战最前线发展壮大。抗战一结束，布局全国的根据地一下子冒了出来，到处是埋葬国民党反动派的坟墓。蒋介石呼天抢地晚矣。大智慧啊，五百年出一个啊。
两种机会主义之所以相互转换，盖源于它们的机会主义共同特点：
第一，没能深入理解中国国情。它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国社會性質、敌人武装到牙齿状况、农村是否是统治的薄弱环节等做了错误判断，错误估计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或盲目乐观，过分强调革命的主观力量，或悲观失望，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丧失信心和斗志。
第二，不善于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互结合，犯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错误。机械地照搬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城市起义”的经验，以及外国所谓正规战争的模式，根本排斥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和游击战争。
第三，对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唯我正确、唯我独尊”，听不得不同意见，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盛行。热衷于“上纲上线”，动辄撤职、处分或杀、关、管，乃至活埋。
第四，思维方式的投机主义。“机会就是一切，原则是没有的”。这个宗旨，使他们想问题、出主意“随机应变”，滑得像一块掉在水桶里的肥皂。他们为达到自己的主观目标，不择手段，行动充满了功利性、随机性。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党的成功经验及成就，采取虚无主义立场和态度。
一会儿高呼革命，一会儿又失踪了。这是党内机会主义者的谱系。
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里说：“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事情正是这样。
右倾和“左”倾之所以在全党形成机会主义，是因为中央犯错误，中央领导人犯错误。问题的严重性正在这里。
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问题。机会主义充满了暂时性。不可能总是“左”倾或右倾下去。只反一种倾向，掩盖或不反另一种倾向是不行的。昨天刮东风，今天刮西风，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嘛。
二是建国后党的路线是不是“左”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合作化、集体化搞错了，批《武训传》、批胡适搞错了，反右斗争搞错了，“一化三改”搞错了，“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搞错了，社教运动搞错了，反正是全搞错了，搞“左”了。总之，他们认为“前三十年”是“左”了。这是以反“左”为名，掩盖自己右和极右的本质。
应当注意到，2021年发布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只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论述里，提到右倾机会主义术语，提到“左”倾教条主义、“左”倾路线术语，左字加了引号。对于此后至今的历史，《决议》没有提及这些术语。
二、社会层面的“左”、极“左”，左字的引号是不能去掉的
目前，“左”、 极“左”、极“左”思潮、宁“左”勿右、形“左”实右等词汇不断见诸于媒体。只是这些词汇里的左字，统统被去掉了引号，变成左、极左、极左思潮、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了。可这些左字是必须加引号的，以表明“左”绝不是左。他们开始直接反左了。他们的目的，是不管是“左”还是左，把“左”和左一锅端，把共产党、新中国和红色江山一锅端。
什么是“左”?“左”就是“过头”了，盲动、冒险。譬如，主张现在就搞“打土豪分田地”。一次，我去浙江参加一个研究会年会。散会时，一个人等在门口，说他们企业的老总想见见我，随便聊聊。我不做会长了，提出不上台、不讲话、不合影的“三不政策”，他怎么认识我呢，很奇怪。总经理开车，走了150多公里，到市里的公司总部。墙上挂满了市政府和协会等各种名头的奖状。董事长穿一身运动服，谈吐儒雅。看上去像是 “不问政治，亲近政府” 那种私营企业主，年利润3亿多。他对马上要召开的十九大很敏感，以为十九大政策要变，说我可以把企业捐给国家。我说，现在国家不想产生荣毅仁，你就当不上荣毅仁。我问现在能“打土豪分田地”吗?怎么派工作队?有贪官、第五纵队的工作队，“打”和“分”会是什么样子?十九大开过后，他春节给我写信，非常感谢我的判断，还写了一首歌颂党的七言诗。现在就要动手“打土豪分田地”，是“左”。
什么是极“左”?极“左”，就是“左”得激进、过激、极端。“左”极端化了，则形成社会思潮。极“左”和极“左”思潮是必须反对的。
把左字的引号去掉，一些人的祸心就包藏不住了。批“左”、极“左”、极“左”思潮，当然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批，正是左的表现。但站在右、极右的立场批左、极左、极左思潮，则是不允许的，是要追究责任的。况且，当今中国，不存在极左、极左思潮。退一步说，表达左的程度，使左更准确、更周全有什么不对呢?如极好、极正确的极字，是用来表达程度的。
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左，绝不是“左”。一些人利用去掉引号，批判或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是右、极右、极右思潮。谁都不会比谁傻5分钟。这类小伎俩，连傻子都看得出来。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术语。他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9世纪革命中有决定意义的力量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必须夺取政权。马克思谈到革命社会主义时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的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并阐明了这种专政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任务。
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
第一，任何国家政权从来都是一种专政，奴隶主阶级专政、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无一例外。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专政“是秘密的、隐蔽的、幕后的专政，它需要用某种漂亮的掩护物来欺骗群众，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专政是公开的专政、群众的专政，它对内不需要欺骗，对外不需要秘密外交”。因此，不能把两种互相否定的专政混为一谈。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和对少数人的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的专政，群众的专政，其目的是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它是革命人民的专政，不是全体人民的专政。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最高的民主制形式和类型，只有这样的形式和类型，才能把把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列宁在《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里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资产阶级即对少数居民实行镇压，同时，它又充分发扬民主，也就是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加对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的处理。”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国家形式，具有管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部国家职能。
列宁在《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里明确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人民的专政，但同时指出，“革命的人民决不害怕全体人民，他们把自己行动的原因和行动的细节告诉全体人民，非常愿意吸收全体人民不仅来参加国家管理，而且来参加政权，吸收他们参加国家本身的建设”。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里指出，“我们建立了使被压迫的劳动群众能够积极参加独立建设新社会的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要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实现(更广泛、更普遍和更有计划地实现)这种国家政权、这种新型国家。列宁在《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里指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之所以特别可贵，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无比高级的、无比民主的国家机构的新类型。”列宁在《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里指出，“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只有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革命暴力才是必要的和当然的革命手段。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劳动人民却始终是革命深刻得多的经常的特点，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胜利最深的泉源。”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权力组织，强力组织，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里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即对产品的生产与分配格的计算与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
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性质和镇压职能，使敌对阶级和阶级敌人吓破了胆。那些一听见无产阶级专政就大喊救命的人，那些攻击无产阶级阶级专政是“红色恐怖”，是“绞肉机”的人，冥顽不化，永远不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国家，永远不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暴力，而且具有全部国家职能和任务。
右派肆意攻击“暴力”和“镇压”，“左”派或形“左”实右派忙于维护“暴力”和“镇压”，都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国家形式”和“国家职能”抛之云霄了。
经典作家直接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有10余万字，直接论述国家政权的有30余万字，其论述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真理性无与伦比。如果都没有看过、研读过，仅凭几句只言片语，就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或意欲垄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解释权，那就太轻佻了。
三、左就是马克思主义，反左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社会人群分左、中、右，所谓左派、中间派、右派。各国及其各历史时期，大抵如此。
人们在区别左派、右派的由来时，往往提起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山岳派的成员都坐在议厅左侧的高台处，右处是吉伦特派。议厅的中下处的中间派，称为“平原派”。山岳派主要由小资产阶级和一般市民组成。吉伦特派这一政治派别，主要代表当时主张自由主义的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从总体上说，吉伦特派趋于保守，一度被称为“保皇党”，山岳派更趋激进。经典作家著作的注释说，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 —— 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
在当今西方议会里，争夺政权的两个党派，没有左派，都是右派，都是资产阶级派。他们的争论，不过是对付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哪个法子好”。特朗普是“疯子”，拜登是“老年痴呆症患者”，都是右派、反动派。
区分社会上的左派、右派的判断标准，是是否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左派，是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者是左派的杰出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过左翼术语。说他们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治·哈尼、厄内斯特·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列宁全集》中第一次提出右翼、左翼术语，是列宁在1897年的《我们拒绝什么遗产?》里。说“在这个广大的思想流派中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色彩，有右翼和左翼”。
列宁使用了左这个术语。《青年俄罗斯》是莫斯科彼·格·扎伊奇涅夫斯基大学生小组于1862年5月出的一份革命传单，流传于彼得堡、莫斯科和一些省份。这份传单的观点在60年代革命出版物中是最左的。《青年俄罗斯》发挥了俄国布朗基主义思想，号召推翻君主制，消灭罗曼诺夫家族，由知识分子和军队完成革命，建立由自治的农业村社组成的各州的联盟——“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论述中，列宁使用了左派、左翼术语。
关于左派术语。汉诺威决议虽然否决了修正主义者的要求，但没有对伯恩施坦主义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有力的批判。这引起了社会民主党左派(罗·卢森堡等)的不满。伯恩施坦的拥护者也对这个决议投了赞成票。
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
关于左翼术语。他的著作的注释认为，参加联盟的除了亨·迈·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外，还有一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哈·奎尔奇、爱·马克思- 艾威 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他们构成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翼，主张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
在社会主义中国，先前的党报党刊常常使用左派、革命派、社会主义促进派术语。
在当代我国，左就是马克思主义(我所有著述中是包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党组织、国家政权、社会制度等等，都是左。反左，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就是反党的领导，反人民民主政权，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
例一，全面深化改革和高质量高水平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左，绝不是“左”。
“全面深化改革”和“高质量高水平开放”，是十八大后提出的。这里的 “全面深化改革”，是“坚持改革正确方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落脚点”的改革，是“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是“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的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于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重要的，是“全面深化改革”充满崇高理想和信念，人民至上，继承“红色基因”，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应当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是对改革开放的深刻总结，是科学的总结。当然，第三个“历史决议”也有几处采用了“改革开放”术语，这应当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的。
一个跑到海外的人士撰文说，“到了1982年，在胡耀邦所作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有13处涉及‘改革’，但‘改革开放’这种固定的搭配还没有出现。再过5年，1987年，在赵××所作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出现了‘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的新提法。在赵××报告中，‘改革开放’这个词组一共出现29次，‘政治体制改革’出现12次。显然，‘改革开放’此时已经成为一种压倒性的话语。”
有些人对“改革开放”的理解，同我们党的原意是相异相斥的。有人在“终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求解历程”的说明中说，“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政治一元化和‘一党专政’对于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进步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封锁了人们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意愿，扼杀了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并且使政治权力不受任何制约、遂至泛滥成灾、肆意为恶，使公民权利遭受践踏、丧失殆尽”。该文说，“赵××当时计划在党政分开、朝野对话、社会自治、舆论监督等方面广泛推行渐进式民主改革，企图藉此改良一党专制政体。尽管只是一些设想，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但这一经历无疑有助于他在漫漫长夜中对‘专制’与‘民主’的换位思考。思考的重要结论是：(1)必须废除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民主政治、法制建设难以实现’。‘搞市场经济，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长期在一起，矛盾会很多。’(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必须采用普世性民主价值，走适应民主潮流之路。他说：‘西方的议会民主道路看来还是比较成熟的。因为可以实行筛选，可以消除情绪化。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这两个结论说明，赵××已摆脱共产主义专制观念而服膺于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主义价值。这是从专制到民主的决定性思想转变。”(张祖桦：《赵××的政治改革遗产-兼评宗凤鸣新著，<赵××软禁中的谈话>》,《××开放》2007年3月号)《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皇甫平”说，“我们改革的最终目标很明确，就是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法治文明的公民社会”。(《改革需要“路线图” 》，《同舟共进》2010年第4期)
事情已经很清楚，有两种“改革开放”观。一种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和开放，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亦即西化道路的“改革开放”。前者是左的、马克思主义的，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后者是右的、极右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共的，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和抵制的。
例二，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左，绝不是“左”。
十八大后的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自觉自动地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些论述表明，党中央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真正的共同富裕。
中央提出共同富裕后，各路精英人马立即跟进。他们采用的手法是形“左”实右，就是打着共同富裕的旗号，实际上贩卖西方货色。西方有哪些货色呢?
一曰“做蛋糕”论。认为要首先要发展私营经济，等到经济强大了，人们生活水平自然就提高了。美国里根政府认为，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把蛋糕做大，最终使穷人受益。其预算总监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认为，维持自由放任将使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的人受惠，而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后必然会惠及社会全体成员。
这种“蛋糕论”，必然导致在政策、法律、道德和社会舆论上，向富人和富人利益倾斜，从而使富人越来越富。
这里，“蛋糕”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分配比率。现在美西方做了三四百年的“蛋糕”还不够大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资本所有者拿大头，中产阶级拿小头，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只能拿切蛋糕剩下的蛋糕渣渣。这样“分蛋糕”，社会成员能够共同富裕吗?
二曰“先富”论。认为“等到生产力发展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才能够谈共同富裕”。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下，存在的是“穷人固穷”，不存在后富问题，先富的人群和地区，不可能帮后富的人群和地区。“孔雀东南飞，乌龟西北爬”，社会两极分化，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是普遍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说，“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是一回事。”社会生产力空前未有地发展，社会成员空前未有地两极分化，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申明，“工业的进步，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
三曰“涓滴”论。西方的“涓滴理论”(trickle down)说，“通过富人消费、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如水之自上而下‘涓滴’，最后惠及穷人”。这种意识形态，主张在经济增长中先富起来的群体、地区通过消费、投资等惠及贫困阶层、地区，并不直接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认为政府的财政补贴应当直接给大企业，经过大企业再陆续流入中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四曰“三次分配”论。实现“共同富裕”，当然涉及分配问题。收入是由企业、政府和富人个人分别分配，还是这“三方面”直接分配给劳动者，是个原则问题。一些人提出 “第一次分配靠市场，第二次分配靠政府，第三次分配靠企业家良心”。自由市场机制是劫夺工人“饭碗”的机制，政府是“转移财政支付”的政府，私营企业主的“良心”(捐赠)是没有心肝的“良心”。很显然，“三次分配”不可能增加劳动者的收入。
况且，仅就劳资关系说，就业和解雇(妇女就业)、最低工资制、特定工种的津贴和职工补贴、童工和包身工的禁止、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缩短工时、延长工作时间)、生产安全事故、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职业培训、职工福利等等，都涉及报酬和收入问题。这一整套事项，私营企业不可能全面依法执行。
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是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工资占比，无论从工资与销售额、工资与费用成本，还是工资与利润相比，都是过低的。应当加以改变。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是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共同富裕是“现在就开始办”，还是“以后再办”?中央明确指出，“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什么叫“明显”， 什么叫“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必须要提到日程，“现在就开始办”。现在就采取切实措施，让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等到遥遥无期的未来。
现在，右、极右和“左”、极“左”一齐跑了出来，矛头指向左。左派就要像当年鲁迅说的那样“橫站”。“橫站”不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不是“臭虫好还是跳蚤好”，而是既反对右、极右，也反对“左”、极“左”(当然要区分不同情况下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是左。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个真理是不能动摇、不能改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左，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充满时代特征的、反映社会进步要求的。“两个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2024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