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见到过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和责任吗？
无论西方发明的知识分子，还是中国的所谓“文士”，都包含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与社会良知的人。尤其俄国人的知识分子特指对社会现状不满且富于道德情怀的人。英语的Intelligentsia一词也包括具有强烈的现实与道德的批判精神的含义。萨义德认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代表性的人物：在公开场合代表着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 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要能够to（面向公众的发言）；for（为公众而思考）； about（涉及的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的含义比较窄，更多的是从受教育程度来划定的。但中国传统“士”的含义，则接近西方概念，包含有道德良知人的意思。孔子说：“士志于道”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王子垫问孟子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又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如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
也就是说，无论外国还是中国，都认为读书读到一定程度的人，都应该具备这样的特点：一是要自身要有道德和良知，“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不因自己地位贫下或福禄而丧失为公众利益考虑的良知。二是要在任何时候和情况下能够主张公众利益并为之奋斗。虽然并不见得知识分子本身具备这样特性，但这应该是判断合格知识分子的标准和知识分子本身应该追求的价值观。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关于知识分子的判断还包括：只有知识分子具备这种特点，也就是抛开自身厉害主张公众利益的能力。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孔子“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就包含这个意思。这也是赋予知识分子责任的一种说法：就你有这个能力和条件，你不去为公众利益说话，指望谁呢？
那么我们看看解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是怎么做的。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有两次集体露脸，一次是大鸣大放时期，一次是改革开放后至今。
大鸣大放并最后导致反右，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参与并集体被打压，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事件。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是否表现出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为公众利益说话的特点呢？很难讲。
1957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高速发展时期。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百年来第一次实现了独立自主；朝鲜战争让西方人再想在海边摆几门大炮就让中国屈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农民实现了几千年来的梦想——耕者有其田。工人成为企业的主人。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的地位也很高，收入明显高于工农，而且在各单位都得到尊重。第一个五年计划各项指标还有两年才到期却已接近完成（年底提前一年完成）。可以说，即使现在反毛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李锐等人，也都承认1956到1957上半年中国一切都是发展非常好的，除了被打倒的阶级，其他人都是心情舒畅的。
这个时候，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虽然成绩斐然，但仍意识到自身如果不解决官僚主义问题，不找到解决避免执政党脱离群众的方法，中国照样会走回头路。于是共产党邀请各界帮助共产党整风，解决这些问题并找到解决共产党脱离群众危险的办法。那么，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和良知，以及对公众负责任的态度，该怎么做呢？
毛泽东是当时顶住党内不满和压力坚持让各界帮共产党整风的，这见诸于已经披露的史料。毛泽东应该是这样想的：知识分子是唯一具备批判精神，同时有历史责任的群体，他们会在共产党取得这样成就的情况下依然敢于并能够找到共产党干部队伍和工作方法的错误，因此他们会客观公正地进行批评。同时，经过几年的教育，知识分子应该更加会站在工农立场上说话。这是他敢于顶着党内压力坚持鸣放的原因。而且如果当时知识分子真的这样做了，怎么会有反右运动？
那么知识分子如果真的有良知和公众意识，该不该与毛泽东想法一致呢？贫道以为应该。因为知识分子都是有历史感的，都知道1840年以来中国的情况，都知道蒋介石独裁期间经济破败，压制民主的情况。也知道共产党取得的成就，知道公众尤其是广大工农群众对共产党的执政是满意的。同时，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很高，除了要求思想上夹着尾巴与工农结合外，并没有经济政治上的歧视。那么，出于对公众利益的考虑，应该是帮助共产党找到克服官僚主义和避免脱离群众的办法。因为只有这样才最符合公众利益。
如果认为不该，认为共产党做得并不好，则理由很难成立。首先，工农群众也就是大众主体不这样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反映公众意愿。其次，中国在当时并没有能够替代共产党把工作做得更好的政治势力，起码没有能证明其他势力能做得更好的办法，甚至什么是更好都难以说明。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作为“民众的良心”提出让共产党下台，换别人（包括提出者自己也是候选者）执政，恐怕一点不表现出代表公众利益而是完全违背公众利益，而且一点没显现出完全出于公德，甚至表现出是处于个人利益。
结果毛泽东估计错误，中国知识分子竟然整体上表现出的是丧失道德良心，没有替公众说话而是为自己和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说话。翻翻1957年年初的报纸，包括各地报纸，充满恶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要共产党下台的言论。说公道话的有，但很少。
这种情况下，为了公众利益，只能反右，只能让知识分子整体灰溜溜的。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听他们的话共产党下台？共产党下台谁能上了台呢？或者不鸣放了，不让他们说话就行了。这样他们会服气吗？不服气还都在各自岗位上，怎么与普通群众相处？因此，反右运动是无法避免的。中国知识分子是自己不像个知识分子，才混到那一步的。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我们再看看今天的知识分子。
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扬眉吐气。大部分从与普通劳动者收入差距不大（改革前大学生毕业后与二级工的差距约为二比一）到差距明显（目前工程师、医生、教师的公开收入加上灰色收入是普通工人是三到五倍）。最主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代表了舆论和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方向。
他们虽然是中国最能辨认出西方民主的真实含义，最能分析出市场经济的弊病的群体，但他们从整体上却是赞同西化，赞同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最坚决的群体，并引导小资产阶级与他们形成一致意见。
在中国国家利益与西方和其他敌对中国势力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会说出最“中立”的言论，成为整个中国最偏向对方的群体。
整个媒体机器基本由他们控制。即使他们不能完全实现表达他们真正主张什么，但完全实现了让他们不主张的言论从此没地方露头，成为“舆论一致”的最有效帮凶。这种地位恐怕连蒋公在世时也实现不了。
他们把持的文化界除了颠覆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外，主要贡献就是将中国文学艺术无厘头化，使今天中国文学艺术比港台文化的品味还低。中国今天道德沦丧、一部分人荒淫奢侈另一部分人贫困潦倒的局面恰似十九世纪的欧洲，他们群体里一个狄更斯、马尔扎克、梅里美……也出不来。连一个像一点的都没有！
他们对官员的批判更多来自共产党并没有完全易帜的愤怒而不是公共责任心，而他们对已经是世界顶尖水平的贫富分化并日趋严重的事实视而不见，甚至加以辩解。
他们的代表人物除了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李锐，还有在法大讲演的 那些 博士，以及冯小刚、芙蓉姐姐等。袁腾飞就是他们发展到极致的代表。
这个所谓“民族良心”，“对社会现状不满且富于道德情怀的人”，“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群体，竟然在今天占所谓“官、产、学、媒”四大统治阶级中两个，真让萨义德、雅各比和孔子、孟子无地自容！
黎阳先生对这个阶层的分析和评价很多人不以为然。贫道看批评黎阳的无非是鸵鸟政策而已。如果黎阳说的没道理，能够解释一下中国知识分子1957年的表现和今天表现中，哪些符合西方知识分子定义和中国士的定义呢？不能从事实上说清楚，说了等于没说。
谁以后说贫道是中国知识分子，贫道就跟他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