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五波疫情暴发至今已逾三月。
单日新增病例此前急速蹿升，一度突破5万人数，之后缓慢回落，不过至今每日仍有万余人确诊；更为糟糕的是，单日确诊人数已开始下降，但死亡人数却在不断攀升，这波疫情累计死亡人数已超4000，致使香港成为新冠死亡率全球最高的城市。
香港本土医疗系统濒临崩溃，内地紧急驰援，在援建方舱医院、捐赠医疗物资之余，亦陆续输送多批医护精英同心抗疫。
香港第五波疫情为何没能及时遏止？比起内地，香港全城防疫抗疫有哪些难点？内地人员来港支援，又需注意哪些细节？记者围绕相关问题，采访了香港立法会议员、外科专科医生林哲玄。
【采访/记者 李泠】
·第五波疫情
记者：前几波疫情，香港都相对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为何第五波疫情没能及时遏止住？
林哲玄：主要是因为奥密克戎这一病毒的传播力远远大于之前的几种病毒株，两代之间的传播时间只需要两三日，而香港缺乏一个有效的医学追踪手段——香港现在仍依赖人手追踪，而非大数据等科技，尽管负责追踪业务的同事尽力了，但追踪速度仍落后于病毒的传播速度——所以奥密克戎最终在社区里很快扩散开来。
其次，香港人口相当密集，很多人的居住空间非常狭窄，再加上一些大楼的污水渠改装过，因此室内被污染了的空气有可能在楼层之间传播。
截至3月15日，香港疫情分布图（图/香港地政总署）
记者：前段时间香港单日新增确诊人数连日激增，一度突破5万关口。数据突然“爆炸”的原因有哪些？
林哲玄：前几日数据大概每两三天翻一番，可见病毒的传播率相当高。这也跟香港的人口流动频密有关，很多港人住在郊区，但是到市区工作，人口流动越频繁，感染数据激增得越厉害。还有一个可能原因是，接受检测的人数增加了，而且我们推广了快速病毒抗原测试剂，所以有更多人被检测出来。
记者：我们看到香港的死亡病例中很多是老年人，这些病逝老年人中不少是没有接种过疫苗的。香港的疫苗接种率，尤其是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为何长期相对低下？
林哲玄：一年前我们开始提供疫苗免费接种服务，一开始有人在接种疫苗后没几天就去世了，媒体对此大肆报道，市民就很惊慌，以为死亡是由接种疫苗引起的。
虽然之后有专家出来澄清两者没有必然关系，就像他们也天天吃饭，为什么不说是吃饭导致死亡呢？同理，香港每天都有人死亡，只不过其中一些人刚好打过疫苗而已。不过一些香港人尤其是年长者依旧惶恐，不敢去接种。我们也有接触到一种情况，有些长者自己是愿意接种的，但子女们不愿意让他接种。对疫苗怀有错误的认识，导致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疫苗接种率相对低下。
另外，因为早前香港的疫情控制得比较好，没有出现大规模暴发的情况，所以大家可能松懈了，会觉得疫情与自己无关，这样一来就更不着急接种疫苗了。
记者：看一些媒体报道，有些人会将不想接种疫苗一事“上纲上线”，称因为“对内地不信任”，所以不想打科兴疫苗。
林哲玄：确实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有两种疫苗选择，一个是科兴，另一个是欧美的复必泰。就算他对科兴有看法，也可以选另一种，而且都是免费的。
有小部分人是出于与政府对抗的思维，你要我打疫苗，我偏不打。早期甚至有医护人员公开表示疫苗是有风险的、没有成效的，劝想接种的人小心，最好不要打，后来他们就不会这么说了。
从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3月14日零时，香港因疫情累计死亡个案数目情况，其中大部分为未接种疫苗的长者。（图/香港特区政府）
·香港抗疫，困难重重
记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先前宣布，要在3月份推行全民检测，在我们采访的当下，工作仍在筹备中。我记得香港前几波出现疫情的时候就有人提议过全检，但只停留在建议层面。在香港，全检难以推行的原因有哪些？我个人能想到的，可能就是香港现有的检测能力、人力难承担起短期内700多万人口的检测量。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
林哲玄：你说的对，检测量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就是对于每个人住在哪里，我们没有很好的管理。
内地的小区基本都有物业、居委会管理，他们知道哪家住了哪些人，这样便于追踪；而香港没有这类系统，基本上你不申报，没人知道你住哪里，而且也没人强制你申报。所以，如果要求做全检，基本上不知道谁做了、谁没做。可能唯一一个比较完整的数据库是身份证，但是如果强制要求所有人刷身份证检测，又必须先修订一些法例。
另外，香港人员流动频繁，每天有很多人跨区活动，除非全部禁足，否则今天检测完是阴性，难保明天不会在另一个区感染阳性。但是要求全民禁足检测，民生影响相当大，尤其考虑到香港是一个金融和商业城市。所以估计政府一直不太希望走到这一步。
以往几波疫情，香港不需要全民检测也将疫情压了下来，可能特首之前认为我们这次也未必需要，因此这么迟才考虑推行。
其实早在一月份我就有提议过，可以考虑分区检测，人口密集的区域先做。比如一些公共屋邨因为是政府收租，所以住户资料记录比较齐全，可以尝试以每个屋邨为一个单位，逐个检测过去，这样就有接近三成左右的人口完成检测。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先检测完，下一步再处理人口没那么密集因此传播也会相对慢些的地方。我当时在一份报纸上提出过这建议，不过政府没有考虑。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做完全民检测后也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检测出几十万感染患者，香港没有足够多的隔离场所。这些人绝大部分只能居家隔离，而在香港，居家隔离未必是有效的隔离方法，他可能会不经意间把病毒传给邻居，邻居继续外出，到处流动，病毒依旧会到处传播。
香港大学有一个模型，推算香港疫情到3月中会开始消退，到3月底确诊率就会落至一个较低水平。政府根据这模型估测到时测出阳性的人数会少很多，届时安排隔离也能相对宽裕。
若疫情再次失控，我觉得更好的办法还是全民禁足。全民禁足10~12天，这段时间内有的病患会自愈，病情严重的再送医院隔离治疗。等12天过去，再做一次全民检测，将剩下的患者找出来，这时需要隔离的人会少很多。
当然，对城市管理而言，这期间有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解决市民的起居饮食。香港没有内地这样的居委会，因此要解决后勤问题有不小的困难。
记者：面对疫情，内地能相对安全地度过，有一定的原因是公立医院的力量足够强大，不够时，民营医院也能提供一些助力。而香港这边，看媒体报道，很多私人医院未参与抗疫，甚至出现了拒绝接收发烧者的新闻。有没可能调动这些力量一起参与抗疫？
林哲玄：其实现在有在调动，只不过这所谓的调动不是把感染疫情的人送到私家医院。面对新冠救治，私家医院有几个问题——
第一，从设计来看，私家医院的建造设计，尤其是通风方面的设计，使得它无法接收高传染病尤其是通过空气传播染病的病患。如果接收这类病患，很快整个医院人员都会被传染。
第二，针对新冠疫情，需要专业的医护团队，而香港私家医院可能有那么一两个专业的人士，但没有专业的团队，很多同事无法做好防治感染的措施。
那私家医院还能怎么帮助抗疫呢？现在香港公立医院大概有3万张病床，私立医院有5000张。私立医院收不了新冠患者，但可以考虑帮忙承接一些从公立医院转过来的非新冠急症病人，这样公立医院就能腾出更多床位照顾新冠患者。
记者：这基本上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统筹。在香港，政府征用私家医院是否方便？
林哲玄：我相信紧急时候，政府是可以征用私家医院的床位的。不过，有床位是一回事，是否有足够的专业医护人员是另一回事。现在私家医院也有不少医护人员出现感染情况，无法正常上班。
其实很多私家医生早已被尽量调去帮忙抗疫了，不少医生会以兼职的形式到公立医院帮忙。比如我，除了立法会议员身份，本职是一个外科专科医生，现在每天的主要工作除了听电话、访问、开会，就是帮人打疫苗，或到亚洲国际博览馆（亚博馆）的社区治疗设施帮忙。
不过即使动员了私家医院这么多人去帮忙，面对这么大量的病人，香港在人手上也有很大的不足。
记者：因为现有的医疗资源难以招架，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舆论场里有不少声音提议干脆和西方一样“躺平”，也就是放弃“动态清零”，选择“与病毒共存”。您怎么看待这一想法？
林哲玄：不行。我曾悄悄去过两家公立医院，过去走一圈看看，结果看见公立医院的大堂和走廊都放满了轮床，床上大部分是有病症的长者，大家就睡在那里，没有任何东西隔开。而医护人员已经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照顾每一位病人了，病人们往往要等24小时以上才有机会见到医生。任何人去香港任何一间公立医院的急诊室走一圈，出来后就不会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感冒，就不会说可以与它共存，除非他没有良知。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疫苗接种率，尤其是长者的接种率达到90%以上，而长者的重病率、死亡率真的很低、很低了，或许那时我们可以再考虑是否“与病毒共存”。当下，我们没有“与病毒共存”的本钱。
急诊室空间不足，病床只能搭在露天空地上（图/港媒）
记者：可以看到，香港在应对疫情时，从政府到社会同样存在很多有待商榷之处。比如，如果像内地一样推广健康码、行程码，他们会说“这侵犯了我们的隐私”。您能否总结下，想让疫情长期平稳可控，港人需要改变哪些固有思维？
林哲玄：第一，就是有关你说的健康码，我们叫“安心出行”，说到底就是医学追踪，当疫情暴发时，可以即时追踪到密接者。很多人认为隐私很重要，我同意这点，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也要平衡，而不是一味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在社会遭遇疫情这类严重危机时，我们参与医学追踪，这是在帮助社会。这点涉及思维上的范式转变。
第二，我们的医疗架构必须重新改革。过去好几年，香港公立医院的一些专科只负责照顾重病患者，这导致疫情一暴发，公立医院无法为新冠患者腾出足够多的床位。此外，香港的公立医院也承担了很多本该由基层医疗做的事。现在全世界有一个新的医疗概念，叫“策略性采购”（strategic purchasing），也就是政府可以向私营的医疗服务提供者购买一些医疗服务。发展好基层医疗，香港才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医疗体系，若下一次再暴发疫情，我们也能很快动员基层医疗的人力、物力帮公立医院更有效地抗疫。
此外，安老院舍（老人院）也要有一个很大的改革。香港安老院舍的特点就是床位密集，所以平时老人们没有地方可以走动，要隔离时也没办法隔离。优化安老院舍的生活环境，是我们未来要考虑的事情之一。
记者：这优化安老院舍环境，说到底，可能还是房地产问题。
林哲玄：是的。
·内地援助
记者：为帮助香港稳控疫情，中央也向香港陆续输送了不少人力、物力资源。就您的观察，内地的援助能为香港抗疫带来哪些助力？
林哲玄：除了必要的医疗物资，助力主要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设了新的隔离设施，二是派来医护、建筑等当下急需的工作人员，三是领导思维的更新。
我先说说医护人员吧。我不相信，全世界有任何一个城市能独立撑住香港当下面对的疫情困境——如果一个城市这么暴发疫情，医疗体系仍能独立撑住，那说明它平时的医护人员太多了。为此，香港人一定要改变思维，不要以为自己最棒、什么都可以自己搞定；要很清楚地看到，现在，不可以。谁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国家的一部分，所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次内地医护人员来港，会在几个地方提供很大的帮助。一是隔离中心。香港已经没有什么医护人员可以去隔离中心工作了，如果整个方舱医院由内地医护人员管理，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而且他们也有相应的经验。二是急诊部门。我们的急诊部门也出现人手不够的情况，可能也需要内地医护的支援，当然这要看医管局的统筹。第三，则是重症科。如果香港染疫的人数一直增加，而死亡率不变，这意味着实际需要在重症病房的病人也会增加，相应地，对重症病房的医护人员的需求也会上升。
首批内地援港医疗队属各家医院一线骨干，大多参与过防疫工作，且能说粤语、英语（资料图/香港大公报）
除了物资、建设和人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助力就是领导思维的改变。香港现在也开始采取“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防疫抗疫策略，不过在落实上，暂时无法做到张弛有道，一些防疫措施在疫情轻的时候有点效果，疫情一重，就完全失效了。
记者：您刚提到医护人员，我们知道内地跟香港在医疗工作上多少存在一些差异。说具体点，内地省市比如上海、浙江帮武汉，大家平时看病治疗基本是相近的处理方式，不需要经过太多的磨合就能上手；而香港的医疗，对内地医护而言多少有些陌生，人情习惯等方面可能也有些差别。在工作交接上，比如让内地医护接手一些患者时，您作为一位香港本土的医生，有没什么建议，让他们后续尽量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林哲玄：首先，思维上会有一点不同。我参观过内地的医院，我觉得内地最注重的是效率和成效，而香港的病人比较注重服务。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很重要，要想建立良好的关系，要友善，让他们觉得自己被尊重、被关心。这点其实不难，你跟他聊一聊就可以了。港人也要去理解这些代沟。
其次，在治疗的指引和用药上，可能也会有点不同。比如内地可能多用中药，主张“中西合璧”，而香港很少用中药。对急症的处理手法，可能也会有不同。
其实就算在香港，也有这个问题。新界的医院和港岛的医院，医院不同，模式不同，最后做法也不尽相同。而且，在香港，即使两人读书时是同一间学校，毕业后是师徒制，师傅教徒弟，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内地和香港的做法多少有点不同，所以我建议内地的医护团队来香港后，最好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地安排工作，而不是分成几个医生、几个护士插入其他香港医护团队。这样效率会高很多。
有人说语言问题，在香港写药用的是英文。这问题其实不大。毕竟每天来来去去就是写那几样东西，急症也就是那二十来种药，看多了就懂了。以前也有一些人在香港看病时拿内地的报告给我看，我刚开始看得很辛苦，因为不会读那些中文药名，得用电脑翻译，后来一看，原来也是我们一直在用的药，慢慢就熟悉了。所以这是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记者：相信您提到的这些问题、代沟，他们最终都会很好地解决，毕竟大家的初心一样，都是治病救人、稳控疫情。最后，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外，您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林哲玄：有。我们整个香港的医疗体系确实顶不住了，所以我十分感谢内地的医护人员愿意来香港帮助我们，不仅带来了不少物资、技术，还有他们的心意。我们有信心，这会是一个短暂的特别时期，在两地共同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我也十分感谢香港的医护人员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几乎不眠不休的努力，通过他们，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看到了医护人员应有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