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诞生的历史逻辑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胜利60周年
赵 磊
195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结束了黑暗、落后、反动的封建农奴制，西藏掀开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篇章。这个崭新的篇章是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近代中国西藏的危机呼唤着社会变革
1.黑暗的封建农奴制严重窒息了西藏社会的发展
1959年以前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和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有极端惊人的相似，神权、封建制度和等级制度相融合而互为支撑。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痹民众、恫吓民众，肆意剥夺广大农奴的生存权利，让民众把生的希望寄托于来世这个虚无缥缈的世界，而忽视、忍耐现实的阶级压迫，“有权的向无权的宣传：你们安于现状吧，到来世去享受平等……”[1](P696)
在封建农奴制时期的旧西藏，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社会发展停滞。劳动者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决定着社会发展的程度和速度。但是封建农奴制时期的旧西藏，人口发展极度缓慢，“据史料记载，在元代，西藏人口尚有100万左右，而到民主改革前的西藏人口仅有115万，在近700年的时间里，西藏地区人口仅增加10多万”。[1](P696)人口的凋零加上落后反动的制度，西藏经济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对此，阿沛•阿旺晋美曾经指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2]
2.国家主权在西藏被帝国主义逐步侵蚀
19世纪上半期，英国完成对印度的殖民后，先后侵占了印度周围的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并以此为基地开始入侵中国西藏，试图以此从西南内陆打开入侵中国通道。1888年和1904年英国先后两次武装侵略西藏，发动了隆吐山战争和江孜战争。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同英方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以及《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根据不平等条约内容，英国侵占了中国的藩属孟哲雄、割占了中国西藏的隆吐、捻纳至则利拉一带领土，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增开亚东、江孜、噶达克为商埠，并以此向西藏倾销商品，等等。
英国试图殖民西藏，将其划入英属印度版图的意图因遇到西藏人民群众的强烈抵抗而破灭后，又试图分裂西藏，将其作为缓冲地带。1907年8月31日，英、俄两国签订《西藏协定》，第一次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试图从法理上捏造“西藏独立”的理论。1913年，英国策划召开“西姆拉会议”，逼迫中国政府派员参加，唆使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在会上提出有关“西藏独立”的条款内容，同时背着中国政府捏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将藏南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英属印度。与此同时英国在西藏培植大量亲英势力，上演了一场又一场分裂闹剧，制造出“西藏独立”问题。对此，阿沛•阿旺晋美指出：“……‘西藏独立’在20世纪以前是没有的，那个时期藏语中就没有‘西藏独立’这个说法，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政府归属中央政府统辖，这在那个时候是天经地义的，毋庸置疑的。所谓‘西藏独立’是帝国主义制造出来的，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的产物。”[3] (P38)
近代西藏的乱局警示我们，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作为后盾，祖国边疆稳定与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清末民初西藏地方历次改革也无力拯救西藏，无力解决中国边疆危机
1.清末张荫棠“查办藏事”及新政
1906年张荫棠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进藏查办藏事、整顿藏政。首先，整顿吏治，打击亲英势力，将颟顸误国的驻藏大臣有泰以及劣迹昭著的部分藏、汉官员革职查办。其次，调整行政体制，政教分离，收回治权，加强中央集权。张荫棠向清政府提出，收回达赖和班禅的行政权力，只保留其宗教管理权和宗教地位，西藏的世俗事务全由中央派员管理。设九局分管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事务。第三，发展农工商经济，振兴实业，改变西藏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张荫棠提出成立盐茶局、财政局、农务局、工商局、路矿局作为负责西藏经济发展的机构，并且下设企业等经济生产组织。这样的经济举措对于改善农奴对农奴主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发展西藏近代工业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四，革新文化、教育，兴办学堂、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办报纸。最后，军事体制改革。改用募勇，用近代军事方法编练和装备新军，等等。
张荫棠的近代化改革是在清末新政的大背景下实施的，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对于摆脱殖民统治，赢得民族解放和独立的一种深切渴望。但是张荫棠的改革措施还未来得及全面开展，清政府因听信谗言，于1907年7月将其调离西藏。驻藏大臣联豫继承张荫棠新政事业，在极其艰难的历史条件下积极实施。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的灭亡，清末西藏新政宣告失败，联豫本人也被逐出西藏。
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本的原因是西藏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经济非常落后，没有实行资本主义性质改革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包括阶级力量和思想理论的准备等。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农业仍停滞在粗放耕作甚至‘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绝大部分吃、穿、用品都要靠个体或庄园的手工生产，毫无社会生机和活力。”[4] 这种封建制的生产方式自然诞生不出支撑近代化改革进行所需要的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并且西藏95%的农奴阶级在精神上被农奴主阶级用宗教牢牢控制，不敢有任何变革性或者革命性的反抗，“各级各等之人员，对于本身所属阶级视为前生命定，行之若素，即极下贱者，亦甘之若饴。”[4]所以新政脱离了社会现实，其艰难和失败也是可以想象的。
其次，张荫棠本人的封建地主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其改革的不彻底性。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的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已经与劳动主体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张荫棠虽然提出政教分离，收回治权的政治改革，但其依然没有从解放生产力这个根本上入手去改革封建农奴制，破除旧的经济政治制度，解放劳动者，而是选择了不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农奴制的改良，这和其阶级局限性有关。他的改革本质上仍然是为了从全局上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者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其既不可能解放、发动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也不可能和封建农奴主决裂，因为决裂意味着把封建农奴主阶级推向了清中央政府的对立面。
再者，伴随西藏地方民族社会的产生是区域社会的公共权力，“民族社会的公共生活、公共秩序需要维持，需要借助一种公共权力来进行管理”，[5]P(29)虽然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权管辖后，其社会秩序又通过国家政权来建立和维持，但也是国家政治大一统下的国家公共权力和西藏地方区域性社会公共权力并存，所以西藏地方基于历史性、民族性和利益性必然会产生政治权力上的诉求，而张荫棠的改革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收回治权”“派员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西藏地方的历史传统、民族实际和区域特点，忽视了民族的“政治属性”，[5]P(29)触及了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结果遭遇到了西藏上层的强烈抵制。
第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支持。新政正值国家内外交困时期发生，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已无力在财政、人力、物力等方面提供支持。
最后，清末西藏新政也遭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和破坏。张荫棠整顿藏政，宣传变革思想，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权威，抑制和打击了英国的侵略，唤起了处于民族危机的西藏人民的反侵略意识，直接威胁到英国侵略西藏的战略意图，正如英国侵略分子鄂康诺所说：“张荫棠的这一行动终将葬送我们远征队自西藏取得的成果，除非我们决意与之作对，坚持我们的正当权利。否则我们在该国的声望一定会降低到从前那种使我们有必要远征拉萨的无视轻重的程度。”[6](P211-212)对此，英方极力阻挠张荫棠改革，并设置重重障碍，一方面对清政府实施外交压力，另一方面极力培养并拉拢西藏的亲英势力，挑拨西藏和中央的关系。
张荫棠、联豫的近代化改革最终因清政府的土崩瓦解而付诸东流，但是西藏的改革活动并没有停止，十三世达赖喇嘛、龙夏、“西藏革命党”接连走上改革的舞台。
2.民国时期的西藏改革
十三世达赖喇嘛改革及其失败。西藏地方政府最高统治者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于动荡年代，亲历了两次抗英战争的失败，目睹了清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社会管理上的腐败无能。两次流亡生活让其感触到了内地维新运动带来的新景象，日本的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强大，以及英属印度近代化的发展，使他觉察到只有通过社会改革才能摆脱侵略和推动西藏发展。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西藏后，开始推行一系列的近代化改革。
首先，政治方面，改革政治制度，加强管理和控制。设置司伦职位和基巧机构，进一步集中权力;在官吏选拔上打破阶级、阶层固化，凡是对地方政府做出过特殊贡献，不论是中小贵族还是农奴都可以晋升噶伦等重要官职;整顿吏治，“革除有些宗、谿僧俗官员曲解噶厦命令，独断专行……敲诈苦累百姓，因小咎而兴大狱，……”[7](P104)其次，[A1] 经济方面，改革经济制度，试办近代工业。发展农业，鼓励贫苦农奴开荒，“规定头[A2] 三年免征租税，三年后只向政府交纳土地收入的十分之一税，向土地所有者只交纳五分之一的地租”;[8](P94)试办近代化工业，如造币厂、羊毛纺织厂、[A3] 电报局、发电厂等先后开办，催生了西藏最早的一批近代工人;此外，还积极推进财税制度改革，等等。第三，[A4] 文化方面，发展文教事业，注重培养人才。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印返藏后，积极派遣学生留学，同时打破等级观念，下令各宗开办藏文学堂，学生不分贵贱可以入学，学习藏文和现代算术，但因经费问题最终停办。除此之外还创办英语学校，后因三大寺阻挠而停办。第四，[A5] 改革军事制度，建立近代化[A6] 军队，包括成立藏军司令部、筹建新军、开办军械所，等等。[A7]
十三世达赖喇嘛这场以“自强”为目的的改革也没能解决西藏社会的危机，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以政教合一为本质特征的封建农奴制有其封闭、排外与反动的特质。势力强大的僧侣集团，从维护神权和宗教统治地位出发，把一切新生事物和科学都视为“异端”和对藏传佛教最大的威胁，从而采取抵制和打击的态度，所以，当十三世达赖喇嘛改革稍有触及上层建筑以及现有生产方式时，就马上遭到僧侣集团的强烈反对，致使一些改革终止或遇阻，比如停办的英文学校、[A8] 停采的矿山和修建水电站时遭遇的阻碍等。十三世达赖喇嘛虽然贵为西藏地方政教的最高领导人，位于西藏地方权力金字塔塔尖，但在强大的顽固势力面前依然无能为力，改革的失败也是在预料之中。
其次，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阶级局限性。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封建农奴制的总代表，其改革的目的不是要实现农奴和农奴主阶级地位的反转，以及劳动者的解放，而是要进一步完善和维护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统治，以期唤起封建农奴制已僵死的生命力。这就注定了其和张荫棠一样找不到解决西藏社会危机的总钥匙——彻底变革旧有的生产关系，解放西藏社会的生产力。
贵族龙夏改革及其失败。20世纪30年代，继十三世达赖喇嘛改革后，西藏又发生了一次旨在改变封建农奴制的近代化改革，即龙夏改革。龙夏，名多吉次杰，早年曾奉命带领西藏贵族子弟去英国学习。期间，龙夏深入了解了英国的历史、经济、社会等，尤其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除此之外，龙夏还参观过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与发展使其认识到西藏封建农奴制的黑暗腐朽，改革的思想逐渐萌生。
龙夏返回西藏后，想推行类似于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保留达赖喇嘛和摄政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废除噶伦终身制，以四年为一任期选举噶厦各部大臣。所以他的改革实质上是对现存权力产生制度的一次大改革，并没有作出任何指向资本社会的变革或革命，[A9] 其改革目标之一就是试图通过“民众大会”[A10] 自己获得噶伦或者司伦职位，进而控制保守势力，推进西藏近代化。所以龙夏的改革也显现出了其阶级的局限性。作为农奴主阶级的一员，不管做怎样的权利调整，始终没有超出其所属的阶级范围，依然是在维护农奴主阶级整体的统治地位和利益，包括自身的利益。他依然幻想在封建农奴制腐朽的胎胞里去创造并实现他所梦想的另外一个新社会，而这只是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因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P33)而他的阶级局限性使得他又把握不住西藏社会发展的节点，即社会革命，“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9](P38)所以，龙夏组织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通往其自身所梦想的新社会的力量。
面对强大的封建农奴制，龙夏和丹巴降央把改革的意图隐藏于西藏传统的价值观念中，以把西藏政教事务搞好等[A11] 的名义成立“求幸福者同盟”组织[A12] ，并利用宗教煽动中下层僧俗官员加入，试图以请愿[A13] 方式推动改革。然而西藏当时既有的权利关系丝毫容不下他们对其有任何的改变，只要不威胁到贵族的既得利益，大家可以各行其道、相安无事，否则就毫不留情的将其除掉。然而龙夏的改革“不仅仅是为了私利，更是想将腐朽的噶厦的体制变一变，在变化中也稍微动一动贵族们的利益。”[10](P70)最终龙夏被组织成员嘎雪巴•曲吉尼玛出卖，并被诬陷计划暗杀赤门噶伦，以及建立布尔什维克政府等而被噶厦囚禁挖去双眼，其组织大部分成员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惩罚。至此，龙夏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龙夏的失败也是其组织缺乏严密性的必然结果。“求幸福者同盟”既没有改革的目标，也没有组织纲领;组织里的成员也是心思各异、相互算计，缺乏对改革的正确认识和对改革[A14] 事业的追求与忠诚。“据土丹旦达的回忆，会上‘无形中形成了三派：即追随公秋者(即主张改革者)有十五名;反对者有四十多名;中立者有三十多名。三派之间依然各抒己见，意见不能统一’。”[10](P73)
西藏革命党活动及其失败。1934年，邦达饶嘎参加了其第邦达多杰在康区发动的武装反抗噶厦的革命运动。失败后，邦达饶嘎深刻认识到，“深感前此失败，纯系无主义、无组织、盲目妄动所致, 遂悉心研究革命政策及主义。六载以还，将英文三民主义读竣，并译成藏文，以资宣传;一面暗中宣扬中央威德，一面广布革命种子”。[11]1939年邦达饶嘎在印度的噶伦堡仿效国民党组建了“西藏革命党”。这个政党“信仰三民主义，愿意接受国民政府领导的政治组织”，[7](P377)主要成员有江乐金、土登贡培，以及才华横溢的喇嘛、学者根敦群培。该政党的革命目标是推翻封建农奴制，“使西藏从现存的专制政府中解放出来”。[12](P381)所以与龙夏改革不同的是，西藏革命党所要进行的是一场对西藏社会、政治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和重构，“推行民主制度”，[11]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西藏革命党在西藏地方近代史中影响是很有限的，在资本主义萌芽都没有产生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资产阶级还没有出现，广大人民的思想又被统治阶级的宗教思想紧紧束缚而不敢挣脱，致使政党缺乏革命的阶级基础，并且没有掌控军队，英帝国主义也不希望西藏出现新的革命力量以威胁其在藏利益，所以1946年英印警方发现“西藏革命党”并伙同噶厦政府将其摧毁，在此期间也没有出现武装反抗，西藏革命党最终如昙花一现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纵观西藏近代化改革，从清末张荫棠、联豫新政，再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改革、龙夏改革，最后到西藏革命党活动，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之付出毕生心血，乃至生命，都没有成功，西藏依然是一个黑暗落后的社会，这也再次证明了封建阶级的改良方案和资本主义道路在西藏行不通，直至中国共产党的出现，西藏才出现了新生。
三、西藏民主改革胜利的必然性
1951年5月23日，中央代表团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A15] )，之后解放军兵分四路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和平解放西藏大进军。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经营八年，最后于1959年3月被迫平叛，同时带领西藏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主改革，西藏从此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解决了进行民主改革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内部经济社会基础、西藏上层多数派的支持、阶级基础和制度认同[A16] ，等等，充分发挥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
1.民主改革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马克思[A17] 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3](P283)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无产阶级，它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解放全国劳苦大众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阶级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产生剥削和压迫的根源，所以消灭私有制是通向劳苦大众得解放的必由之路，也是共产党的目标和追求，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民主改革中所呈现出的人民性和彻底性。因为人民性，百万农奴被唤醒;因为彻底性，百万农奴被彻底解放，掌握了生产资料，真正地翻身当家做了主人。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总钥匙，满足了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恩格斯说：“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14](P351-352)旧西藏，这种要求实质上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包括劳动者自身，要求冲破旧有的生产关系的桎梏，以实现自身的解放。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呼唤着改革和革命，“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commerce]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15](P43-44)所以废除西藏旧有的生产关系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以实现生产力尤其是劳动主体的解放和发展，就成为西藏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时代呼唤，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入口。
制定“慎重稳进”的指导方针，指导党在西藏的各项工作。“十七条协议”签署当天下午，毛泽东向进藏部队领导人张国华作出指示：“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16](P41)这里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慎重稳进”的西藏工作方针。“慎重稳进”最重要的是防止急性病，每一步都要稳当，不可急于求成，要充分考虑工作开展的条件和时机，有所为有所不为，尤其在政治、宗教和货币财经上要极端谨慎;事无大小，工作开展前均须请示中央;[A18] 党的西藏工作要和西藏地方商量着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16](P102)必要时要善于妥协。
2.驱逐帝国主义出西藏，为边疆西藏的稳定以及未来的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西藏独立”问题产生的根源，帝国主义的渗透和干涉也是西藏地方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英帝国主义分子黎吉生的策动下，西藏又发生了驱逐国民党驻藏办事处，史称“拉萨七八事件”，即“驱汉事件”。英美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声援这些分裂活动，尤其美国开始在军事、经济上支持西藏分裂集团。所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16](P44)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首要内容。
为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表明反分裂的坚决立场，对帝国主义染指西藏做坚决的回击，设置不能逾越的红线，如新华社1949年9月2日发表社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另一方面《十七条协议》签署之后，解放军进藏驻守各边防要塞，结束了西藏有边无防的状况，帝国主义国家试图用军事蚕食、吞并西藏的图谋至此彻底破灭;随后，取消外国在藏特权，为中国西藏地方和邻国之间的友好和平关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解决好党和军队立足西藏的物质基础
人民解放军入藏，后勤补给异常困难，部队所需的大部分生活和军备物资[A19] 需要从内地运进来，路途遥远且路况崎岖[A20] ，即使公路修通也无法大量运输物资满足军队需要。如果军队从百姓手中过度采购粮食等物资也会引起物价上涨影响群众生活。同时，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扬言要把解放军饿死在西藏，不允许当地老百姓卖粮食给军队。所以，党和军队在西藏面临着物质保障上的严峻挑战。
为了解决党和军队在西藏扎根的物质基础问题，毛泽东给出了两条基本政策，一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16](P62)二是打通西藏和印度以及内地的贸易关系，保持西藏贸易出入口平衡。“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A21] ”[16](P63)根据中央的指示，党和军队在西藏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自给自足。据统计，“从1951年冬到1954年冬，军区部队共开垦荒地6万多亩，修水渠20千米，收粮食85万多公斤，土豆76万公斤，蔬菜600万多公斤”，[17](P121)缓解了在藏部队粮食供应危机，同时也影响了藏族群众，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粮食问题解决了，财经工作又考验着党的西藏工作水平。随着我军购粮购物，拉萨市场的银元开始膨胀，物价上涨。为了平抑物价，稳定市场，首先，中央决定在西藏出售一批印度卢比外汇以收回银元，同时让持有这些外汇的商人从印度购买商品入藏以抑制物价涨势。相应的，军队节省开支，控制消费，缩减人员，以缩小市场需求。经过党细致而富有策略和智慧的财经工作，西藏的市场最终得到[A22] 稳定，物价得到平抑，为党和部队在西藏的立足，以及日后的民族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4.做好统战工作，把对西藏上层的统战工作作为中心任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民族隔阂比较深，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又在群众中妖魔化共产党和解放军，人民群众的思想依然被西藏上层尤其是僧侣阶层牢牢控制。另外，《十七条协议》规定了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变，各级官员照常供职，这就意味着西藏上层依旧把持权力[A23] ，中央政策不经过他们就无法落实。[A24] 所以，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关系能否处理得当直接影响《十七条协议》[A25] 的落实以及未来西藏社会改革的实现，为此中央电示西藏工委，“你们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应以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是争取和团结达赖和班禅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以及争取时间解决生产自给和交通运输问题为主要任务。其他的工作均应服从这一任务。”[18](P61-62)西南局的这一指示是根据西藏当时复杂且不利于我方情况作出的准确判断。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西藏工委严格落实中央决定，以争取团结达赖集团及其大多数为主，同时巩固团结班禅集团及其大多数，化解两大集团之间的历史矛盾，最后促使达赖、班禅1954年联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除此之外，党还采取多种形式对其他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比如通过登门拜访、促膝长谈、相互帮助、联谊联欢的方式加强情感交流、思想沟通，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宣传统战思想，通过组织各种致敬团和参观团到内地参观增加对祖国的认识、增强对党的认同、培育民族团结精神，等等。毛泽东将这些方式和途径形象地概括为：“上上下下、来来往往、转转看看、吃吃喝喝”，[17](P97)最终实现阶级力量的转化。
5.做好群众工作，为民主改革打下阶级基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同样农奴阶级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基本问题，对占旧西藏人口95%的农奴阶级的政治工作的成效决定着民主改革最终能否取得胜利，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9](P221)但是《十七条协议》留给党的群众工作空间非常狭小，不能改革西藏旧有的生产关系，也不能改变其落后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以我们只能在生产力上寻找突破口，那就是通过党的群众工作提升以农奴为人口主体的劳动者的思想觉悟。但困难的是群众工作不能像内地解放区那样宣传革命思想和阶级斗争思想，以免触动西藏上层阶级的利益，留给我们党的只能是一点一滴地做“好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群众、争取群众。
在开始民主改革的前8年中，我们党和进藏人民解放军通过发展生产、修筑道路、发展教育、开展免费医疗、发放无息农牧业贷款、救灾等工作，为群众做了大量好事。逐渐的，广大农牧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要想过好日子全靠共产党和解放军”，[1](P686)并称呼解放军是“菩萨兵”“神兵”“神鹰”，把毛主席、共产党比喻成“大救星”等。最终，人民的社会改革意识开始觉醒，“修建当雄机场的藏族民工代表联名给十四世达赖上请求书，要求进行民主改革”。[3](P41)所以8年的群众工作为党打下了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为将来的民主改革做好了阶级准备。
6.建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并发挥其制度优越性，增强了西藏群众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认同[A26]
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之前，西藏存在着相互独立且各行其政的三个地方政权：西藏地方政府即达赖集团的噶厦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而噶厦政府和班禅堪布厅矛盾重重，虽经中央政府调节，亦难解决，并且都认为中央偏袒对方，“有强烈的分治倾向”[A27] ，这种分歧又引起西藏党内的意见不统一。所以，在保留三个地方政权前提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具有协商办事功能的政权性质的机构非常必要。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中央政府经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6年4月至5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以下简称“筹委会”)。
筹委会是一个向西藏自治区过渡的政权组织，它的产生反映了西藏人民群众对于建立统一的地方政权的需要和建立自治区的愿望，也反映了西藏爱国势力的壮大。它的建立促进了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也促使了西藏内部的团结。在筹委会中，委员共51人，其中藏族48人。其中，“西藏地方政府方面十五名，班禅堪布厅委员会十名，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十名，中央派在西藏地区工作的干部五名，其他方面(包括各主要寺庙、各主要教派、社会贤达、群众团体等)十一名……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任第二副主任委员。”[20](P127)筹委会中干部分配比例经各方面协商提名、任命，等等。所以筹委会充分体现了“统一和自治的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结合”。
筹委会成立后马上显现出了它的制度优越性。从1956年到1958年，颁布了一系列推动西藏发展的决议和决定，如：“《关于选送藏族青年到内地学习、参观的决定》《关于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在各地建立各级办事处的决议》《关于大力培养藏族干部的决议》……和有关交通管理、财经贸易等许多规定办法等。”[17](P97)尤其《关于重判本根却珠毒打学员旺钦平措案件的决定》和《关于免去西藏各族人民参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员的人役税的决定》直接维护了农奴的人身权益和权利。这些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和震慑了反动封建农奴主的嚣张气焰，也树立了筹委会的制度权威，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认同与迫切向往。
7.民主改革中，坚持正确灵活的阶级分析法，继续争取大多数力量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旨在分裂西藏并永久保留封建农奴制的叛乱活动，相应的，党中央果断作出边平叛边改革，“民主改革在平息叛乱的口号下充分进行”[18](P137)的决定。在民主改革过程中，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即“‘边打边改，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的地区暂时缓改’。对于贵族的封建占有制要一律废除，但要区别对待，凡参加叛乱的一律没收，分给农民;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可采取赎买的方法。”[18](P137)牧区不实行民主改革，“……迅速确定所有制，……没收参加叛乱的牧主的牲畜分配给牧民，实行‘谁放牧归谁所有’的政策;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牧主的牲畜仍然归牧主所有，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18](P151)以达到保护牲畜，发展牧业的目的。对寺庙，坚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废除其封建特权，区别对待叛乱寺院和未叛乱寺院。对于西藏上层人士，根据在民主改革中的政治态度重新划分左、中、右，“团结、保护和提高爱国上层，争取中间，分化和孤立右派分子。”[18](P1155)
在民主改革依靠力量上，西藏工委在《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方案》中指出，“农村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彻底消灭封建农奴制，消灭农奴主阶级。”[18](P161)在改革中，通过“三反双减”“三反两利”以及重新分配土地的运动提升了广大农奴阶级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和坚定性。在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唤起了最雄浑有劲的自觉的力量，这一股被压抑了许久的生命力足以摧毁任何违背历史潮流的反动势力。
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百万农奴开始翻身当家作主人，雪域高原迎来了新生。西藏地方近现代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西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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