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演员赵立新发布的几条微博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几条微博的内容，让身处9102年的众多中国网友，有了异常错愕的感受。

这种错愕的感觉，首先来自一种基于强烈反差的对比：因为赵立新的微博直接尝试挑战具有明确共识的认知以及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无论是对侵华日军行为某种抖机灵式的提问，亦或者是对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的故作戏谑式的发问，出现在赵立新这个人设还相对比较不错的“学者型演员”身上，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的放大，迅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但造成的结果，不是反差萌，而是巨大的愤怒。

但单纯的愤怒本身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冷静且深入地探究其背后的原因。

一方面，当很多网友质问“作为中国人，怎么能如此对待自己国家的惨痛历史，美化侵略者？”，多少无意中忽略了一个微妙的细节：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赵立新是“瑞典籍华裔”，90年代初就被公派出国留学的赵立新早就已经放弃了中国国籍，成为了一个瑞典人。

站在一个瑞典人的角度，赵立新微博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并不真的那么奇怪，因为这种妥协暧昧的姿态是他们历史上的“生存之道”，难道在瑞典浸淫多年的赵立新已经在文化上入乡随俗了？

另一方面，赵立新近来频频出现在各种国内综艺节目，打造自己的“精英艺术工作者”形象，还用中文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针对中国的被侵略历史发表这样的言论，为什么这种“投降主义”的观点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依然颇有市场？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和人们通常情况下对瑞典的认知不同，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历史中，笼罩在“中立”光环下的瑞典其实扮演的不是什么太过光彩的角色。简而言之，就是瑞典在“中立国”身份的掩护下发展着与纳粹的特殊暧昧关系，并且在二战过程中用某种方式实质性地为德国侵略欧洲其他国家提供着种种便利甚至支持。

不怎么被报道的历史证据显示，1940年瑞典与德国签订秘密协议，允许德军携带武器过境运输；1941年又同意德国战机自由过境，事实上就是瑞典人承接了德军在瑞典境内的运输任务。有数据显示，到1943年底，瑞典共计帮助德国运输了214万部队和10万多列火车的物资到前线。在1943年纳粹德国战事吃紧的状况下，瑞典又顶住盟军压力，源源不断地向德国运送战争必需的资源，其中包括铁矿石、木材、滚轴、机械等物资。

除此之外，瑞典还帮助纳粹搜刮住在瑞典的犹太人的财富，同时向德军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为了不让狂傲的法西斯找到侵略自己的借口，瑞典也免不了要在尽力配合之余忍气吞声：在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中，瑞典的许多商船也被德国的潜艇击毁，但瑞典始终隐忍，“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最终成为了二战欧洲唯二没有被战火波及的国家。不过，战后英国人曾经这样评价二战中的瑞典人：“如果没有瑞典对德国的帮助，二战至少能提前五个月结束。”

二战中的瑞典士兵（资料图）

由此可见，赵立新作为一个拥有瑞典国籍、在瑞典的话剧节做了二十年演员的瑞典公民，他在微博上的这番言论显然已经非常的“瑞典化”了——这种“侵略者也不是特别坏嘛，你看他们虽然杀了那么多人，掠夺了那么多资源，毁坏了那么多文化，但毕竟没有抢走所有的国宝，也没有烧掉紫禁城啊”的想法，应该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式”逻辑而非“北京式”逻辑吧。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当下中国还会有这么多像赵立新一样有着错乱历史认知的人？

在中国的部分“精英阶层”或是“读书人”中间，类似的逻辑也曾经颇为流行，甚至直接导致了汪精卫带领一大批国府官员、文人学者、士绅名流向日本人投降，成立汉奸政府。而且汪精卫和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们至死相信，他们的投降是在拯救中国。

在抗战之初，一群由各界名流组成的“低调俱乐部”成员就开始散布对于抵抗侵略的各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后来成为大汉奸的周佛海更是直接宣称：“中国现如今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他们想到的不是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与侵略者对抗，而是只想着求和之时如何对日寇婉转承欢，以谋得最大的“生存空间”，“保存实力”。

汪精卫就曾经对周围的人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言下之意，只要有所抵偿，那情况也就不会太糟糕。只要情况不至于太糟，我们就应该接受，再去抵抗，恐怕连这一点抵偿都得不到呢。

汪精卫最忠实的追随者陈璧君为了能够在日本手下坐稳亡国奴，还曾对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战略进行“阿Q”式的自我安慰：“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抗战结束后，汪精卫已死，对陈璧君以汉奸罪审判时，她依然大言不惭地说：“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汪精卫与陈璧君（资料图）

如果说当年这些汉奸的言论是因为在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看不到中国战胜的希望，看不到蕴藏在中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力量，看不到日本法西斯失败的历史必然，在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持续提升的时候，这样一种为侵略者粉饰太平，从而否认中国人民抵抗的必要性和正义性的言论在一些人中间仍然颇有市场。这就显得非常的讽刺与可悲了。

前几年，网络上诸如“是日本人建设和开发了东北”、“伪满洲国治下的长春是当时人人羡慕的亚洲现代化大都市”、“东三省的老一辈其实不恨日本人”被广泛散播，和台湾的“皇民”怀念“日治时代”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除此之外，网络上还有类似“八路军组织游击战全民皆兵，所以日本人才会有‘三光政策’，八路把平民拉进战争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言论，直接否定了人民战争的正义性，言下之意“老百姓只有在侵略者铁蹄之下做‘顺民’才能指望保命，如果反抗，无论侵略者多么兽性都不能被指责”。

还有某些很有影响力的媒体发表大篇幅文章，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根本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都‘站队成功’”……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赵立新这样的人，他的思想仍然有市场，而且堂而皇之地以一种优雅的上层精英范儿出现。

舆论发酵之后，赵立新很快删掉了微博，并且在微博上发布了“道歉声明”，声明自己“骨子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对给所有人造成的不愉快再次表示最真诚的歉意”。

至此，我们没有必要给赵立新本人进一步“定性”，但是这次由公众人物引发的风波也应该让大众对这样一种面对国家被侵略的屈辱历史，坚持帮侵略者“找亮点”甚至用所谓的“闪光点”洗白整个侵略行为，甚至抱有“受害者完美论”而千方百计为侵略者暴行找借口的行为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警惕。因为由此折射出的是中国的部分自诩为“精英”的人士，内心抱有的深深的逆向民族主义属性，但这种文化自卑，历史观自贱的心态正日趋与当今中国的大趋势日趋显著的格格不入。

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没有任何一次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是靠忍辱偷生和对侵略者吹捧献媚可以换来的。民族要走向自立和自强，首先需要国民对于历史的心态是健康和自信的，“赵立新们”这样的“精英”为了维持“优雅的和平”所发明出的这些“历史真相”，是时候被扫进垃圾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