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由中国共产党人提出

项国兰

摘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之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主要依据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中的矛盾及其量变而呈现的不可逆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三个世界划分一脉相承，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兹念兹的人民情怀、对过渡时期人类所处具体方位的敏锐洞察。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世界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过渡时期的必经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将引领世界进步政党、被压迫国家、阶级和人民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视为自己的使命担当。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人  信仰、思想、使命担当

三个世界划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关系？而这又与中国的对外援助及抗美援朝、援越等有何关联？本文试图阐述上述问题及其内在联系。

三个世界划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列宁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已不止一次判定马克思主义大时代中人类社会的具体方位，如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和现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三个世界划分剑指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三个世界划分是毛泽东1974年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观点。他根据当时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认为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它们具有最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整个亚(除日本外)、非、拉美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这一划分指出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是当时世界不得安宁的主要根源。第二世界的国家具有两面性，它们既有压迫、剥削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面，又有在不同程度上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侮的一面，因此是可以争取联合的力量。第三世界国家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与剥削，是世界革命的主力军。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世界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还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三个世界划分概括了当时世界范围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当时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进行深入分析思考得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科学论断，将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并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反帝反殖的正义斗争上升至国际共产主义战略和策略层面，是社会主义中国当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受到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指明了斗争方向，也实际上促成了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成了反对苏美两霸的强大思想武器。[ 参见360百科。]在这种划分的引领下，上世纪 70年代，中国联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结成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

三个世界划分的实质是在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中战略上要建立更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上则是要抓住主要矛盾，而只要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就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至今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正义斗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三个世界划分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有差异的话，那只是由于所处的阶段不同而产生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回应。如果说三个世界划分主要是从政治上即从国际战略的高度，明确了如何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主要是从经济与政治的结合上针对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给出了中国方案，是在人类发展的新方位中对三个世界划分的丰富、发展和超越。所谓丰富是说后者是从政治与经济结合的角度，发展则是观念解放和方式替代，以互利共赢替代零和博弈，而超越，则是在新的历史情况下，指的不仅是第二和第三世界，而是全人类。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国际背景：包括政治和经济。目前阶段从时间上看，自苏东剧变始，可称之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和平、发展之间的矛盾。前者为主要矛盾，后者为次要矛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虽不得已而放弃了殖民地，其势力范围观念以及由于殖民时期的积累和科技进步而经济强大起来的他们则除继续推行零和博弈、弱肉强食规则外，还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剥削性质及其本质没有变化，但是形式发生了变化。由此前一阶段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及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冷战”，转而采取为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他们认为与其利益攸关、或者敢于反抗其霸权的国家频频发动颜色革命、推行文化霸权并输出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几乎世界所有纷争、战乱都是由美国为首西方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引起的。矛盾表现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千方百计阻止、拖延或者中断并制造障碍延缓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渴望和平、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发展的愿望针锋相对。这是政治方面。

经济上，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采取更隐蔽、间接的经济殖民方式。它们充分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对非西方国家实行经济渗透，使这些国家继续充当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当然出于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和推行霸权等战略目的，美国为首的西方以“输血方式”帮助一些国家和地区。但那是有政治条件的。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多数形式上独立了，但政治经济上没有完全独立，或者完全没有独立，而是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控制，或者被边缘化。大量的非西方国家则始终在世界生产的低端徘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位置被固化，缺乏发展进步的上升通道，沦为贫穷的专业户、落后的代名词。在这些地区冲突频发，恐怖事件、难民潮等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饥饿，基础设施落后，发展缓慢，等等。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动了大规模军事、金融干预。几乎用尽了一切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的办法以转嫁危机，均以失败告终。不仅加重经济危机，而且造成二战以来最大的人道危机等。世界经济低迷，由衰落而导致的保守、焦躁、疑虑、迷茫和探寻弥漫整个西方社会。这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诊断与批判是不易之论。

矛盾双方在博弈中正发生量变：也是经济和政治。近年来，国际经济政治发展也出现了两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其一是从经济上看，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所占比重接近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如果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10年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这将使全球发展的版图变得更加全面均衡。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历史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另外，现在世界经济技术已经紧密融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趋势也不可逆。其二是政治上，一方面是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步发展，各极之间力量差距逐渐缩小，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持续走弱，而越走越弱是必然趋势。另一方面是丛林规则、零和博弈已开始走不通。但是按照保守、反动垄断资本的逻辑，他们会千方百计按照自己的方式走下去，直到彻底失败。特朗普执政以来我们见证了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的法西斯式霸凌和敲榨。

上述我们看到：矛盾双方都发生了不可逆的量变，而且在既定轨道上前行是大势趋，当然目前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还是主要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依据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博弈和各自发展情况而产生的时代之问做出的关乎人类命运的回应。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意义：双重解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压迫阶级、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是思想观念解放——因为控制、压迫别人的国家没有摆脱枷锁，也是不自由的，但是出于阶级的本能，他们不可能自觉摆脱枷锁，要借助外力的推、拉、扯、拽，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样一种力量；对被压迫阶级、国家、民族，除观念解放外，还包括社会解放，生产力的解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具有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是从结盟或对抗的窠臼下解放出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是从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威慑、遏制别人的霸权安全观下解放出来；倡导合作共赢，是从独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的解放；不同文明和谐共处、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是从“文明冲突论”或“文明优越论”的傲慢与偏见之观念下的解放；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涵着广大被压迫阶级、民族和发展中国家及全世界进步精英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理想。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构建的世界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但这是人类社会摆脱金融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参见 [意]安德烈·卡托内：《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国际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实践逻辑。以思想凝神使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问题，回应了世界绝大多数人、现代生产力和第四次科技革命发展之要求，看清了其中发展的大趋势，因此敢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西方的丛林规则。从这个意义上看，她是具有阶级取向的，是政党化的，是服务于意识形态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立场和方法。另一方面，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过倾向性的阶级关注即全世界人民、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产生出全人类的立场，而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通过有限的阶级形式，比如中国共产党人的倡导、引领，世界各国进步政党、进步精英、民众、被压迫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参与、推动、促进实现的。正是在这个维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表达出全人类利益的新发展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屡屡载入联合国决议。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成为人类共识。这说明她没有任何阶级私利，不设任何阶级的、国家的前提，是全人类的，因而超越了阶级的意识形态，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为了所有国家、各个阶级、所有人即全人类的利益，也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视野、胸怀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

回应上述问题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同志的三个世界划分和习近平同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思想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渴望发展的人民的心声，凝聚着他们的意志愿望和精神，是在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金融垄断资本的较量中产生的，当然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思想和使命担当。

中国共产党人以信仰铸魂，以思想凝神，以使命担当聚力

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确立共产主义作为科学理想信仰之日起就将其视为圭臬遵循。这种理想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主导和中枢。在这种信仰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私利，为本民族、为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人民、全人类。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共产主义是信仰理想，是一种公平的制度，也是实践目标和现实的社会运动。不论是理想还是制度都要一步一步实现。正是在这种先进的科学信仰的引领下，70年来，以信仰铸魂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其非凡的坚守和天下为公精神感动了亿万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在兹念兹的人民情怀。这种理想情怀，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建国70年来对发展中国家人民、对世界人民在兹念兹。1950至1970年代初，世界处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抗外来殖民统治争取民族国家独立阶段，刚独立的国家多是满目疮痍、民生凋敝，急需援助。他们求助过西方，或者遭拒绝，或者附带政治条件。从1950年开始，中国先是应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和越南要求，对其援助，要知道那时我国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但是经历过贫穷和苦难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所需、所急感同身受。到1955年万隆会议结束，援助的对象已扩展至亚非20多个。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十国期间，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其核心是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中国曾帮助毛里塔尼亚修建了公路、煤厂、港口、火电站、供水工程等项目。在此过程中，该国总统达达赫深深感到中国的援助是无私的、无条件的。“达达赫总统拿着‘八项原则’，到非洲尚未同我们建交的国家，一个一个地亲自做工作，或是派他的特使做工作，先后促成九个国家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 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统尼雷尔评价：“无论是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经济和技术援助，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 人民网2010年8月16日。]

1971年，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由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23个提案国全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投赞成票的76个国家中，有58个是第三世界国家。事实证明，中国的援外政策赢得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信任和敬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第三世界国家“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1978年，当一条1038公里、穿越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的“当代丝绸之路”终于贯通时，100多名中国援外工程人员已长眠在险峻的群山中。马达德老人见证并被中国兄弟英勇牺牲深深打动，自愿为中国勇士守灵。80多岁的阿里·马达德老人已经在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中国烈士陵园默默守护了30多年，这里是为修筑喀喇昆仑公路（又称中巴友谊公路）英勇献身的中国建设者的长眠之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老人守护的不仅是长眠于异国他乡的烈士英灵，也守护着一座用青春与热血铸就的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丰碑。

截止到2010年，中国政府通过提供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的方式，已帮助受援国建成了2100多个与人民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项目：中国援建了620多个公共设施项目，包括会议设施、市政设施、体育场馆，打井供水，学校、医院等。援建了220多个农业生产项目和近700个工业领域生产性项目，涉及轻工、纺织、电子、能源等多个行业。援建了440多个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公路、桥梁、铁路、电站、船坞、港口、机场、邮电通讯设施等。在上述援助中中国更注重授人以渔。除了项目工程外，多年来中国援外医疗队员和援外青年志愿者也凭借高超职业技能和无私奉献精神，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广泛称赞。

2008年我国汶川地震后，巴基斯坦、萨摩亚等一大批受援国，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竭尽所能，在第一时间给予我国宝贵援助。[ 陈德铭：《努力开创外援工作新局面》，《求是》2010年第19期。]

寄希望于人民。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有10个友好团体举行盛大酒会热烈欢迎邓小平。在场的日本众议院议长保利茂感慨地对邓小平说：“其他外国人到别的国家时不会像你们这样，交了这么多朋友，播下这么多友谊种子。”邓小平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曾一再说过，‘饮水不忘掘井人’，今天当我们热烈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时候，我们还要强调这句话。”[吴学文：《百年潮》2018年第5期。]2018年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时也到北海道看望日中友协的老朋友。这使人不禁想起抗战时期在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和抗战后中国收留的那些战争遗孤。他们无一不是被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事业和政策的感动者，也使人想起许多日本民间对华友好团体，他们在促进中日建交、促使日本右翼政府正确认识日本侵略历史及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方面做了许多事情。[孙东民：《日本对华友好团体现状：活力在于民众交往活动》，《环球时报》2005年6月22日。]当然不只于日本人民。

以思想凝神，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科学信仰的激励鼓舞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于现实回应了一个个时代之问。

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反帝反殖的正义斗争。60年代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宣告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对此，毛泽东非常振奋，并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对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给予坚决支持和高度评价。这一时期，在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论述中，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和评价占了相当大的份量，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反帝爱国斗争，毛泽东都发表谈话或电文表示支持。这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视，而且还说明他早已把共同进行这一斗争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看作是一个整体。[参见百度百科。]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前途，毛泽东充满了信心。他曾先后指出：“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中国人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对他们的一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以热烈的同情和支持。”他在1970年5月20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这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以使命担当聚力，无私无畏。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无穷的真理力量。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苏边境自卫反击战等等，无不彰显了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及公平正义的严正立场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上世纪50年代南非还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和有色人种乘公交车不能落座。一天一位已在当地生活的原国民党军官在车上，黑人司机问他是否是中国人，得肯定答复后，让他落座，并说中国在朝鲜打败了美国。可见，“打败了美国”在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心目中的份量。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中国人民用了70年的时间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之路。这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其近百年的不懈奋斗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准备了精神、思想和物质条件。

上述无论是三个世界划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无私援助，还是抗美援朝、援越等，从对外关系的层面看，用王毅同志的话说“天下为公是中国外交的胸怀，公平正义是中国外交的坚守，互利共赢是中国外交的追求”，而从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层面看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守、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探索和舍我其谁使命担当。

结论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非一日之功。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出于阶级本能，最保守、反动、没落的压迫、统治阶级会制造障碍、破坏人类命运共同体。破坏、阻挠从其提出之日起，至今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这是由他们的本性决定的。但是共产党人的事业终究会胜利，因为这个事业拥有世界绝大多数人力量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