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无论怎样评价和总结40年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道路都是我们必须永远坚守的底线和原则。我们不仅要看到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确实存在前进方向、道路之争，而且要深刻认识到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方向、道路出了大问题，从而在汲取教训的基础上，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道路问题的相关重要论述，确保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首40年的探索之路，我们该如何科学评价和总结，是学术理论界乃至社会各界非常关注的话题。但无论怎样评价和总结40年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都是我们必须永远坚守的底线和原则。新时代要创造新辉煌，更要始终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同时正确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教训，以高度的理论清醒、强大的政治坚定确保今后的改革开放也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和前进道路。
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确实
存在前进方向、道路之争
改革之初，针对某些人或势力对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等的曲解、质疑甚至反对，尤其是社会上掀起的一股“非毛化”思潮，邓小平旗帜鲜明地予以驳斥。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特别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同时，他提醒全党：“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1](P166)针对当时有些人散布的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等言论，他进一步特别强调指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1](P166)这不仅明确了我们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的原则，而且划出了不可逾越的底线、红线。针对少数人公然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实际却反对毛泽东思想等问题，以及有些人说什么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等错误言论，他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1](P172)正是通过这次旗帜鲜明的讲话，邓小平指出并提醒全党要注意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的前进方向、道路之争，要求全党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中必须反复强调、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不允许有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40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今后的改革开放道路必将继续证明，什么时候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发展顺利、成就巨大;否则，就会走弯路、错路甚至邪路。
此后，邓小平又多次强调改革开放要始终坚持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并对某些人的错误言行进行了严厉批评。如针对一些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有意无意地脱离社会制度来抽象宣传“现代化”的主张和所谓“民主派”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等问题，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不仅提醒全党要注意“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1](P252)并强调：“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1](P256)并提出要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腐蚀的革命品质教育，就是提醒全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永远牢记我们的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任何时候都决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去空谈大谈什么“现代化”。并警醒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2](P111)1985年9月23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明确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2](P145)1986年9月28日，他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要求全党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强调指出：“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2](P181)如此反复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道路这一重大问题，凸显出邓小平对当时党内国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的清醒认识。
邓小平不仅对国内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而且也利用外事活动的机会向全世界进行宣示、强调。1985年8月28日，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他明确向全世界宣示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2](P138) 1987年2月18日，在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他毫不回避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方向、道路之争：“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2](P204) 1987年4月30日，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有些人鼓吹所谓全盘西化的本质就是“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2](P229)一次次直面一些人淡化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盲目崇拜资本主义甚至企图误导中国改革开放走资本主义道路等问题，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决不能被误导去走资本主义的邪路，凸显出邓小平高度的政治清醒和强大的政治坚定。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更加重视要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道路，直面当时存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等问题，强调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6月9日，他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旗帜鲜明地指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2](P305)1989年6月16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特别强调：“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2](P311)“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3](P1321)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又一次警醒全党：“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P370)这些强调、提醒、警示，都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问题讲的，并且有的问题是多次指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和真正解决。邓小平从改革开放开始不久一直到逝世都一再告诫全党一定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始终坚定不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次次警示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道路，但一些人对他的告诫、警示却没有真正重视、贯彻甚至置之不理，导致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走了一些弯路、犯了一些错误，甚至差一点让党和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这些教训是我们应该永远牢记、时刻警惕的。
二、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改革开放方向、道路出了大问题
苏联的改革比中国晚了几年，戈尔巴乔夫在当选后不久就开始匆忙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但却很快就遭到了失败。但他却没有总结经济改革失败的教训，就又匆匆忙忙开始进行风险更大的所谓政治改革，而且在一开始就在方向和道路等重大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在他倡导的所谓“民主化”“公开性”的政治改革大潮中，从1986年开始，各种“非正式组织”以辩论会、俱乐部、青年小组等面目在苏联国内不断出现并快速发展。更令人震惊的是，竟然有不少“非正式组织”不仅主张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公开崇拜西方民主甚至大肆宣扬全盘西化等主张，并且在幕后策划、操纵多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集会、游行、示威甚至罢工、罢课等。更令人惊诧的是，戈尔巴乔夫对这些言行不仅没有反对和禁止，反而大为赞赏并给予支持。尽管有不少人反对，但被流放六年的“持不同政见者”、仇视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原子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在戈尔巴乔夫帮助下于1986年底回到了莫斯科，并且迅速投入到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中，被苏联国内的所谓“民主派”捧为领袖级人物。1989年5月25日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成为萨哈罗夫的重要舞台，他公开提议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因为第六条明确规定了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虽然，在大多数代表的坚决反对下，萨哈罗夫的提议最终未能通过。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进一步加强了与叶利钦等“民主派”的所谓头面人物的联合，继续从多方面努力争取尽快取消宪法第六条。不久，他就在1989年12月12日召开的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发动进攻，不仅继续提议取消宪法第六条，而且争取到了更多代表的支持，距离他的目的更近了一步。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竟然公开撰文对西方议会民主大加赞赏，并认为苏联应该效仿西方搞三权分立等。1990年1月，他更是公开发表讲话宣称：“如果多党制产生并符合社会利益的话，我看不是悲剧”，“我们不应该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4](P364)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纵容甚至支持下，苏共党内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更加猛烈地发动新一轮进攻。1990年2月4日，一些“民主派”在莫斯科竟然成功组织了20万人参加的大型集会游行，并公开喊出了“实行多党制”“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等反动口号。就这样步步紧逼，所谓“民主派”代表在一个多月后举行的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的所谓苏共“改革派”的支持，推动大会正式通过了修改苏联宪法的法律——《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将苏联宪法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5](P5)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6](P493-494)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修改苏联宪法的法律竟然还规定，苏联的公民有权组织政党。这意味着，在萨哈罗夫、叶利钦等人推动下，不仅苏共的领导地位被取消了，而且多党制从此可以在苏联正式推行。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偏离并一步步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不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和道路的苏联改革的下场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在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支持、推动下，1986年2月底开始举行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正式提出了所谓“公开性”、反对僵化保守、反对教条主义等问题，并宣称所谓的“公开性”就是要“让人民知道一切”，甚至宣称要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等。就这样，在戈尔巴乔夫的大力支持下，专门揭露苏共和苏联历史上的所谓“消极现象”“阴暗面”，乃至故意歪曲、抹黑、伪造、诋毁苏联、苏共历史等言行开始不断出现。这一年3月，更是掀起了所谓“重评斯大林”运动。在戈尔巴乔夫主导的所谓“公开性”的大旗下，一大批在过去长期被禁止出版、放映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小说、电影等文艺作品不仅被纷纷解禁，而且被大力推广，也导致了丑化、攻击、诋毁、抹黑乃至否定苏共和苏联的文艺作品越来越多。1988年2月，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戈尔巴乔夫竟然又进一步提出要在国内、国际政策的所有问题上推行舆论多元化，并且可以自由对比各种不同言论、观点、思想并公开进行讨论、争论等。其目的就是要否定马列主义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且有计划地一步步推进、实施。
在国内大搞所谓“公开性”“多元化”等改革的同时，戈尔巴乔夫竟然主动为美英等西方国家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打开方便之门，在意识形态领域大搞所谓开放。1988年12月，就是在戈尔巴乔夫指使下，多年来一直对多家西方电台进行的干扰被主动停止，而这些电台此前长期被苏联认定为反动电台。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作出决定，特意拨款400万外汇卢布，专门用来进口西方国家的报刊并在苏联国内公开进行出售。面对戈尔巴乔夫的主动开放，美国迅速拨款在西欧设置了专门针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公开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不仅每天用多达六种语言向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宣传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消费理念、价值观念等，而且通过贬低、丑化、造谣等方式对苏共和社会主义进行抹黑、攻击、诋毁、否定。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竟然以苏联总统的名义批准了一部《新闻出版法》(也被称为《苏联出版法》)，在依法治国的旗号下公然为所谓“自由办报”大开法律绿灯，更助长了越来越多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媒体的开始在苏联创办、发展、壮大，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阵地、舞台。
诱导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的经济改革，从而一步步瓦解其经济基础，是美英等西方国家让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偏离正确前进道路并最终走上邪路的重要手段，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的苏共“改革派”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俘虏”并在苏联大力推行私有化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一些思想严重西化甚至被西方收买的经济学家开始鼓吹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通过贬低、造谣等手段攻击、诋毁苏联的全民所有制，进而给苏联的经济改革开出了一剂私有化的药方，并宣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改革走出困境。与这些经济学家一唱一和，戈尔巴乔夫也在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要从根本上进行经济“改革”，其目的就是要为推行私有化开路。1990年8月，他更是进一步公开指责、攻击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声称苏联经济“改革”刻不容缓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取消公有制的垄断地位，并大力推行市场化、非国有化甚至私有化，公开主张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这就意味着其已经公开走上了背叛社会主义的道路。随后，在戈尔巴乔夫授权下，并根据叶利钦的授意和西化派经济学家的建议，为了“加速向市场经济过渡”，一份名为《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与纲领》的激进方案被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经济学家沙塔林等制定了出来，后来被称为“500天计划”，也被称为“休克疗法”。
虽然“500天计划”后来流产了，但戈尔巴乔夫仍一意孤行，授意原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与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阿里森进行合作，在1991年4月共同制定了一个所谓“希望协定”——“亚夫林斯基—阿里森计划”，苏联官方称之为“苏美稳定苏联经济计划”，也被称为“哈佛计划”。虽然被称为是解决苏联政治经济危机的一剂新药方，但这个“哈佛计划”本质上却是一个以新自由主义为准绳的经济改革纲领，是英美等西方国家用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翻版，就是要求苏联在西方援助下进行私有化改革，进而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以及仿照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私有化法》，公然制定了时间表来分阶段推行苏联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打着依法治国的旗号进一步加快了私有化步伐。而俄罗斯联邦更是急不可耐，时任总统叶利钦于1991年12月19日批准《1992年国有及市有企业私有化纲要基本原则》，以国家的名义快速推进经济自由化、私有化的进程，充当了私有化的急先锋。就这样，苏联的经济改革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西方的指引下，一步步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之路”。经济基础的瓦解导致上层建筑的崩塌，当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步步被动摇甚至最终丧失之后，苏联的意识形态等政治上层建筑自然难逃分崩离析的厄运，再加上戈尔巴乔夫对共产主义的背叛以及其已经引导苏共意识形态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之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不可避免了。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中央高度重视改革开放的
方向和道路问题
作为在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人民领袖，习近平总书记深知始终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和道路的极端重要性，他不仅直面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的前进方向、道路之争，更多次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7](P21)确保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前进方向，确保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前进方向。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开放面临越来越复杂局面的今天，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也面临着极其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坚决不能在旗帜、主义、方向、道路等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否则就有翻车、翻船的危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7](P101)因此，他特别重视和强调改革开放中要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道路，多次强调一定要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定要沿着正确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在2012年12月到广东考察时，他就特别强调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8](P14)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就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特别强调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正确道路、正确立场、正确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不仅语重心长，更突显出其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强大的政治鉴别力。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道路，并将这个问题提高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警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让更多的人深刻认识到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前进方向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2012年12月31日，他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8](P14)“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8](P15)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他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9](P109)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他进一步提醒和告诫全党：“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0](P351)2016年10月21日，他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特别强调：“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完善和改进，都是在既定方向上的继续前进，而不是改变方向，更不是要丢掉我们党、国家、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11](P52)2017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他更是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11](P59)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一次次强调了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而且针对国内外有些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极权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甚至公然否定予以坚决回击，这其实就是在警示、告诫全党，新时代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清醒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如果偏离甚至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背离了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国内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道路，而且对全世界也做出了庄重宣示。2013年10月，他在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特别强调：“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7](P348)这是明确告诉世界，新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是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守的底线和原则，中国绝不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更不会走资本主义邪路。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强调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道路问题，再加上他坚决纠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偏离正确前进方向、道路错误的实际行动，既是对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一次次提醒、叮嘱和警示，更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全世界的庄严宣示，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任何时候都既不会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率领下始终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历史性巨变、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正如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党的十九大期间参加他所在的党的十九大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所指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党的领导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仅在说、更是在做，无论哪个领域和哪方面工作，无一不从加强党的领导抓起，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树立起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12]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党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方向，并勇于纠偏纠错、坚决拨乱反正，不仅敢于直面、真正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而且下定决心、坚决努力去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让新时代的中国人民有了更多、更切实的获得感，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深入人心、深受拥护，推动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伟大复兴。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怎样评价和总结40年的改革开放既是一场重要的话语权之争。有的人把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归功于“去意识形态化”，借机误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淡化社会主义色彩甚至“去社会主义化”;有的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鼓吹不要区分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企图把混合所有制改革变成私有化改革，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演变成经济制度变革，不断削弱我们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也有的人陷入对改革开放的迷信，忘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有底线的，盲目认为改革开放越彻底越好，为了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甚至鼓吹全方位、不设限、无底线的改革开放;还有的人故意歪曲“双百”方针为己所用，把“双百”方针曲解为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自由，对那些不按他们的思路总结改革开放的正确言论则攻击为“左”、极“左”，甚至大肆进行谩骂、围攻，等等。面对这些杂音、噪音，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所特别强调的：“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能把这说成是不改革。”[8](P15)“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8](P19)一定要警惕有些人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号，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误导中国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只谈改革开放、不谈正确方向的人不是真正地拥护改革开放，而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是反对坚持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改革开放;一定要牢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故意不谈或者尽可能少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一味地去片面强调甚至错误解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要深刻认识到，开放是手段，绝不是目的，如何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要由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来决定，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是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守的底线和原则，任何改革开放举措都决不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一定要警惕陷入“越开放越好”的陷阱，深刻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越开放越好，要看到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前些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危害，要坚决反对为开放而开放，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了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决不能犯盲目改革、盲目开放、过度开放的错误，更不能让我国的改革开放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同时，我们应该坚持尊重历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努力做好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准备，站在我们党成立90多年和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历史高度，严肃、认真、科学、公正地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败得失进行深入、深刻的全面总结，既要充分看到这些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积累的成功经验，也不回避在探索中出现的问题、有过的失误和犯下的错误，旗帜鲜明地明确什么是我们党必须毫不动摇、坚定不移地继续长期坚持的，什么是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应该马上停止或废止的，什么是已经被证明确实错误应该尽快予以纠正的。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大力增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不断锻造和增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纠错、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更好汇聚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政治自信、价值自信，始终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方向，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沿着正确前进方向、道路去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沿着正确前进方向、道路进一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沿着正确前进方向、道路去努力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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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