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信仰者还能留在中共党内吗？

——七评贺卫方的政治谬言

朱志华

【按：今年9月10号是我国的第34个教师节。是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明确指出，办好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他同时强调，人民教师无上光荣；对教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要坚决依法依纪予以严惩。研读习近平讲话，不仅使我想起中国著名高校北京大学师资队伍中的贺卫方，其屡屡在公开场合散布种种错误政治言论，甚至常常突破底线。然而时至今日，作为“西化”、“自由化”的一个标杆性人物，贺卫方的错误观点一直没有得到思想上的清算和批判，其是否还混迹于三尺讲台也不得而知；更令人瞠目的是这样的人居然还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甚至被评为优秀党员。鉴于研读习近平讲话有感，故重新发表我七评贺卫方的文章，以期引发人们的共同思考，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等院校，能否允许“贺卫方们”继续占据着大学讲坛？共产党人的队伍中难道还允许背叛信仰者继续生存下去吗？（上述按语写于2018.9.29.）】

（以下为2016年写的文章）

欣见福建省宁德市漳湾镇团委书记王银川同志致贺卫方先生的公开信，有理有据地对贺卫方种种谬言怪论进行驳斥，也看了贺卫方立场错误、逻辑混乱、不谈要害、避重就轻的答复，以及无党派人士林爱玥先生和“无风即风”的两篇评论，我作为一个有四十五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亦想就此事谈谈看法。

看到王银川同志这样的年轻党员，敢于挑战北大法学教授、博导贺卫方，精神和勇气俱嘉，想见只要真理在胸笔在手，基层“小人物”照样可以向“公知大V”、所谓的“权威专家”叫板“亮剑”，这倒颇有一点古代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谔谔”风骨，致使有的网民对贺卫方一类的“公知”提出忠告：“别老想着推墙（即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墙），有一群仁人志士守着，坚固着呢”。至于贺卫方者，先前也曾听说此人是法学界的“右翼大V”，被宁波一姑娘对其义愤填膺地扔过“砖头”，然而其右翼言论我并未专心搜索过，故不得而知。但却曾看过台湾一法学专家的文章，批驳贺卫方专拾洋人牙慧，甚至按西方观点，还是已被淘汰落伍的陈腐观念，而且对于中国古往今来的丰富法制文化成果，贺卫方却视而不见，数典忘祖。这次从王银川同志批驳贺卫方的文章中，以及贺本人苍白无力的辩解中，多少窥见贺卫方的某些谬论，故专此说上几句。

一评：西方的“反共人士奖”为什么会颁授给贺卫方

贺先生在回应王银川同志的答辩时自称：获得“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第24届杰出民主人士奖”“是我很大的荣誉”。首先国人要问，这个“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是哪个国家的？属于什么性质的组织？它的立会宗旨是什么？颁发的“奖”是给哪些人的？王银川同志也问过贺卫方，但贺先生却回避问题实质，没有或根本不敢正面回应。据我所知，“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是个打着“非政府组织（NGO）”招牌，从事着有鲜明政治立场，反共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境外组织，它所颁发的所谓“杰出民主人士奖”，宗旨是褒奖那些在中国内地鼓吹西方价值观理念，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权斗士”、“民运分子”、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及藏独分子等，冠以“对促进中国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有杰出贡献”之头衔，给中国社会的异己力量、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以精神上的支撑鼓励。且看历届颁奖的部分名单，上榜的究竟是些什么人物？一届：魏京生、刘宾雁、王若水；二届：方励之（叛逃美国）、王若望、李柱铭（人称煽动香港占中“四人帮”之一）；三届：刘再復；四届：王丹、柴玲、吾尔开希（三人均为制造“八九动乱”，后逃离中国大陆的民运分子）；五届：王军涛；七届：彭定康；九届：李志绥；十届：黎智英（人称“港奸”；香港“占中”幕后“金主”、香港“四人帮”之一，长期吸毒、集体淫乱、生活腐化）；十二届：达赖；十三届：王有才；十七届：刘晓波；十八届：于浩成；二十三届：零八宪章签署人群体；二十四届：艾未未、贺卫方；二十六届：王炳章。纵观八十年代以来，据我所知的一连串名单里，绝大部分都是些图谋分裂中国、吃里扒外、敌视共产党、顽固坚持资产主义阶级自由化立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刑事罪犯、叛逃国外的民运分子、造谣诋毁毛泽东的政治小丑、屡屡挑事生乱的港英政府末代总督、残余孽党等等。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道不同不相为谋，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西方“基金会”给贺卫方颁发如此一个具有反共反华色彩的奖项，让其与那些西方豢养和资助的反共反华分子为伍，贺卫方不但不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在答辩书中还强调“是我很大荣誉”，一副奴颜媚态，令人恶心。这样的政治异己分子，居然还戴着“共产党员”的红帽子，真可谓又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人间少见这样的无耻之尤。

王银川同志在文章中还揭露了“维基解密曝光中关于贺卫方是美国“线人”的问题，贺卫方赶紧申辩说，我不是“线人”，是“联络人”，是以学者身份与美国使馆交流，真是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其实“线人”也好，“联络人”或“学者”也罢，这些“称谓”、“头衔”并不是问题关键，但至少证实贺卫方自己也承认确有此事，无论贺借用什么名义，与美国使馆私自接触交往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使领馆，尤其是在它视为政治对手、意识形态迥异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与西方不同道、不跟从的国家，频繁地与驻地国反政府势力，煽动“街头政治”、“颜色革命”的反对派策划、密谋、勾联，甚至利用那些背叛国家的人搞间谍活动，获取情报信息。而贺卫方又是内心痴迷和追捧西方价值理念，与境外敌对势力同气相求，十分抵触和不满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又兼具“共产党员”、“北大教授”的光亮身份，颇能迷惑人、有影响力，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二者一拍即合，内外勾结，可以大做文章。至于用何名义来往，只不过是遮人耳目的一个幌子罢了。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推断，作为“维基解密”曝光的一位“线人”或“联络人”，贺卫方究竟与美国使馆在合谋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按贺先生之说，叫做“天机不可泄露”，究竟是何“天机”？如果人们猜测贺卫方在从事和发挥着“第五纵队”或“特洛伊木马”的功能作用，正在做损害国家利益的“带路党”之事，也是符合常人的逻辑思维的。与此相关联，王银川同志在文章最后还明确提到，贺卫方先生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对这样关键而要害的问题，贺先生的答辩根本没有提及，俗话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请贺卫方先生正面回答，究竟有无拿美国财团的钱？有无为美国资本、金融寡头做事效命？请勿失声或“王顾左右而言他”。

二评：贺卫方的念想岂非要颠覆社会主义道路将中国引向邪路吗

每个党员都知道，凡是申请、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都要承认党纲所确立的政治理念、信仰、宗旨等，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其社会本质是完全一致的。且看顶着“北大博导”、“党员光环”的贺卫方对社会主义秉持的是什么样的理念？据王银川同志披露的信息，2004年7月，贺卫方受《南方都市报》等邀请，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作《宪政的趋势：世界与中国》的讲座时说：“社会主义体制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实验……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2006年“西山会议”时又说，国家道路“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所有制这种不伦不类的方式”。党的十八大以后，在2013年5月31日，贺卫方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被问到“目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思想领域的问题是什么？”贺答道：“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如果发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那么我们要放弃错误。”上述几段摘录，在贺卫方的答辩中，丝毫没有提及，大概白纸黑字，无法抵赖，故一带而过。然而从中人们却可以看出，在跨越十年的长时段中，贺卫方先生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主张私有化，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多党政治的思想脉络是清晰而坚定、一以贯之的。一是贺先生明确诋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给人民带来的是“巨大的灾难”，他和他的同类人，追求的“目标”是“多党制度”、“台湾模式”，且信誓旦旦地说“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此言此行，不但严重违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背叛党的理想信念，而且突破了连公民都要遵守的中国宪法底线。一个连最起码的宪法意识都没有的人，居然还假以“北大法学教授”、“博导”的头衔，在三尺讲台上误导学子，祸害青年，招摇过市，忽悠民众，真可谓天下奇事。中共成立至今已95周年，无数党人、先烈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抛头颅、洒热血；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经历了种种曲折，付出了沉重代价，然而社会主义的旗帜始终不倒、国体未变。贺卫方要借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挫折说事，从根本上颠覆中国道路，改旗易帜，岂不是与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反复强调的“三个自信”唱反调吗？在贺卫方身上究竟还有多少共产党员的气味？其二，贺卫方强调民法意义上的经济“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贺卫方及同党们的目标也很明确：“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所有制这种不伦不类的方式”。换言之，贺卫方要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实行私有制，乃至最后全国城乡都转变为姓“私”不姓“公”，那就必然要釜底抽薪，掏空整个社会的公有经济基础，其结果将如同前苏联一样，忽喇喇一瞬间，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坍塌，国家分崩离析，经济倒退二十年，民生凋敝困苦，难道中国还要重蹈前苏联覆辙？“中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其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根据中国国情，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建立了全民所有制；通过群众性的实践创造，改造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建立了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都属于公有制性质的具体表现形式，体现了符合国情、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贺卫方污蔑集体所有制不伦不类，恰恰暴露了这位“北大教授”对历史的无知和政治上的浅薄，其满脑子的“私有化”思维，一心追逐西方和“台湾模式”，目的就是要扭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将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去，致使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走向颠覆性的邪路去。2016年3月4日，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委员联组会议时，再次强调了中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看来作为“法学教授”的贺卫方，很有必要再补课重学“中国宪法”的ABC，自称还是“中共党员”的“政治盲人”，应该好好对照一下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的有关论述，深刻反思、检讨一下自己是在哪里失足的？为何失足？对其是大有裨益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