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高校精日分子请从田佳良开始

刘  琅

　　近日，微博名为@洁洁良 的账号公开发布辱华言论，该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引起大量网友关注，据悉，该网友田佳良目前任厦大15级硕士生第三党支部书记，且已被保送博士生，曾获12项荣誉称号，据说，她男朋友也是一个精日分子。

　　对此，有网友问，为什么一个把毛选从一读到五的人，把奖学金悉数捐款的爱国青年往往入不了党，而这样吃里扒外的却能这么轻松拿到这么多国家和党、团给的荣誉，为什么会这样呢?更加细思极恐的是，比如她在辽师的老爸没事，厦大负责政审研究生的人没事，就连她也不会有事——留党留校察看而已。

　　为什么群众队伍越来越纯洁了?类似问题，我小时候也问过自己。

　　在家里人看来，我是个怪人。别的小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国家去向这类大问题了。初三时开始找《毛选》《宣言》和马列教程之类的书来看，把老师们唬得一楞一楞的。

　　那时我以为自己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接班人”，历任少先队大队长，各种班、团干部，在初三的时候，班上的几个女孩子入团，在宣誓时笑个没完，于是作为老团干的我毫不怜香惜玉，狠批了她们一通。

　　可是，有可能是发觉接班这档子事跟我没多大关系，也可能是书读得多了，慢慢地觉得跟现实很不协调。所以我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想通过对历史的研究，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之类的问题。那时我跟朋友谈起过这个伟大志向，结果招来一通笑：你以为你是上帝呀?

　　我没想过我是不是上帝。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读书是为了黄金屋，颜如玉。至于信仰，那是上帝的事。

　　至今我仍被家乡的人作为话题，有时是好的榜样，有时是坏榜样。我记得有些人一直说我把脑袋读坏了，前些年过年回家的时候，还经常听说亲戚家说我，读了那么多书，赚的钱还没有他们初中文化的多。当然，后来我自己也创业了，不知道他们还说没说工资的事。但是我很肯定地知道，房子已经成为新的话题了。

　　很不幸地我读书越来越多。特别在大学四年中我没上过自习，也很少上课，大部分时间是泡图书馆，老师们并没有难为我，还是让我顺顺利利地拿到了证书。因为郝主任的特批，我得以凭本科生的身份饱览只向研究生开放的内部藏书--这其中就包括托洛斯基的禁书。

　　有人评论中国，说是南方人喜欢从商，北方人喜欢从政，这也有一定道理。我们315寝室四君子，清一色南方人。315寝室是唯一没有党员，也不交入党申请书，更不找领导汇报思想的小集体。以至于某某主任，在历史系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某个来自南方的寝室生活散漫，纪律松弛。而在每周的卫生检查中被扣分，上黑名单，也是家常便饭了。本人恭为舍长，对此倒也不觉得羞愧。换作以前，由学校分配工作，我或许会在意一下。到在是双向选择了，谁还怕谁呢?不过，由于我们的自由散漫，不但未能成为友好寝室的助力，成为她们的票仓，反而可能还成了她们的拖累，我后来想起，常常愧疚于心。

　　当然，像我们这样不长进的人是少数。大部分同学还是积极向党靠拢的。为了入党，还闹了不少风波，真是可感可佩。

　　顺便说一下，这种上层斗争并非历史系的专利。有一天各宿舍楼的广告栏里贴了哲学社会学院的“大字报”，内容是抗议哲社和法学院的辩论赛上评委不公，使哲社名落孙山。“大字报”很快被校团委的人撕去。当入党不再意味着牺牲而是相反的时候，你不要求所有人的动机都一致的。客观地讲，我们学校风气还算比较正的。在有些高校有更加不忍言者。

　　所有这些要事，对我们这些群众来说只是饭余的谈资。我们照旧春游，照旧下馆子，照旧互相抄笔记和占座位。

　　大二暑假，我写了一篇关于毛晚年理论的论文，内容记不清了，我把论文送给几位老师看了，他们好心地劝我：这个问题太敏感，还是少说为妙。

　　当时我很不服气，后来读了苏联党内反对派托洛斯基的著作及传记，包括《我的一生》、《托洛斯基言论》、多伊彻的先知系列。托洛斯基的死给我很深的印象，使我明白了那么些热爱党、忠于信仰的革命家，即使没有死于古拉格群岛，也是很可能把脑浆洒在自己的书稿上的。

　　所以说，读点历史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