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体会

李慎明

摘要：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为根本的组成之一，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从现实依据来看，十九大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新表述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状况，是立足于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主要从经济领域及社会领域两个方面对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做出的正确判断和把握。其次，从理论内涵来看，要从理论上弄清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各自内涵及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并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内部、人与自然、人与人等的诸多矛盾。再次，从历史回溯来看，通过对过渡时期、改革开放后及党的十八大之后在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上的变化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加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最后，要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就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始终紧紧抓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放，坚定信心居安思危，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愈发感知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重大的理论贡献，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邓小平理论，那么这一理论最为根本的组成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如果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习近平同志重大的理论贡献，是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那么这一思想最为根本的组成之一，就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从一定意义上讲，主要矛盾决定大时代的阶段性性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关系到党的工作重心、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的确定,关系到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落实。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立足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正确判断和把握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和中心任务，准确认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及时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制定实施符合时代要求、我国国情和实践发展的战略策略，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取得了带有拨正航向意义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认真考察一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缘起，它当然确立于党的十九大，但并不是发端于党的十九大甚至党的十八大，而是直接蕴育于邓小平时代甚至毛泽东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然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首先应是习近平同志个人的贡献。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如果认真读一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那七年间，脱胎换骨、凤凰涅槃，而完成自己世界观的转变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从那时起，也就是从中国西北这块独特的黄土高原上，拱出了自己思想的嫩芽。

社会主要矛盾是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了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我们有必要从现实依据、理论内涵、历史回溯和实践把握等四个方面作一些必要的考察。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新表述的现实依据

十九大报告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十八大报告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新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完全符合当前我国实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理论创新。

首先，看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是经过多年的艰辛奋斗，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品质更高、范围更广。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多样化、更高层次的要求日益增长。原来简单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表述不足以囊括人民各方面丰富深刻的需求。二是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在经济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经济是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会越来越凸显、越来越强烈。如果不正视这一问题，社会矛盾就会越积累越多、越来越复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时机也日见成熟。三是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的一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决不仅仅是物质不丰富即生产力层面的问题，而往往是生产关系甚至是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是属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这“五位一体建设”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如，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不满、对收入分配过大的担忧，对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的渴求，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切身利益的关注等。“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新的表述，正确地表达了人们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都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

其次，看把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新表述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状况。应当看到，社会生产是指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这两个方面。而发展则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这“五位一体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特别是生产力方面已基本摆脱了落后状况，我国的社会生产水平其中包括总量、速度等也取得了历史性巨大发展和飞跃，社会生产能力在一些方面也进入世界前列，并正在向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从生产关系方面讲，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国际社会愈发感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价值观的魅力。所以，再把我国当前的社会生产称之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与实际不大相符。而突出的问题是已经转化为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从宏观上讲，主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区域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上;从微观上讲，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上。而发展的不充分，则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这五个领域内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发展的不充分上，体现在其相互之间协调关系的不充分上。这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后所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中，无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方面还是“落后的社会生产”方面，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的重大提法表明，我国生产力中的因素已经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则变成了主要矛盾方面。这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个完全切合实际的重大表述。这也必将对我们今后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把经济学中供给侧和需求侧放大，放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来看，社会生活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往往互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生活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无疑是需求侧，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社会生产无疑是供给侧。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整个社会商品生产中，只有把生产的商品销售出去，才算完成一次商品与货币交换的循环。所以，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人民群众的现实购买力则是商品再生产的供给侧。所以，我们常讲供给侧改革，也应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作为社会经济生产的需求侧，同时，也要作为社会经济生产的供给侧来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恰当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部要义。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盛不衰的活力和魅力。这也就是说，在一般条件下,社会生产表现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社会需求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主次双方是相互转化的，即社会需求则具有决定性的反作用。特别是在完全充分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往往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严重不足，才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次又一次的频繁发生。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这一根本矛盾的总爆发。

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经济领域，我们应主要是讲供给侧改革，这不仅要努力发展经济，更要同时改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一般需要。而在社会领域，我们则主要应是解决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在共享改革开放物质和精神成果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供给侧改革主要是指经济领域方面的问题，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则主要是指社会领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共享，特别强调要努力做好扶贫工作，等等。

二、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内涵

毛泽东在著名的《实践论》中明确指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2]只有先从理论上弄清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各自内涵及它们的联系和区别，才有助于真正弄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断。

这就需要弄清以下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1.社会基本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基本矛盾有着两种表述，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二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第二种表述更为准确。因为从根本上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一定的生产关系要适应一定的生产力，一定的上层建筑要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发展。但是，任何适应即平衡都是相对的。任何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都是绝对的。正因如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是任何社会形态既有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必然存在的基本矛盾。只不过在原来的原始社会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将不带阶级冲突性质，而表现为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是唯物史观的基础和核心。这一基本矛盾的外延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同样，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任何形态社会都会永远存在的基本矛盾。无论从宏观还是到微观，人类的有限认知永远无法穷尽对大自然的认识。所以，人类在对大自然认识的征程中，只能是不断认识和掌握相对真理，而不能达到和穷尽绝对真理。

2.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社会各种具体矛盾的表现中居于支配的地位，起着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矛盾。其他矛盾则是非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从生产社会性与占有私人性间的矛盾看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由于这根本矛盾发生其他一切矛盾，由这根本矛盾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4]当今仍未见底且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这一主要矛盾进一步激化的集中表现。人，不仅是生产力中，而且也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最基础、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离开了人这一根本因素，所谓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统都无法存在。在整个人类社会中，经济总是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指出：“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5]毛泽东还指出：“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即财产的所有权关系”;“生产资料的使用，例如农民使用(租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对于土地的所有关系的结果，这种所有关系表现为佃农对地主的隶属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是生产关系”;“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问题弄得很糊涂”。[6]所以，从根本上说，一定社会的主要矛盾则主要存在和表现于生产关系内部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则主要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在不同社会形态、相同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往往有着不同的表现。共产党人应该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及时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之中来调整认识，适时提出和正确处理社会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把毛泽东思想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理论中的“人民高兴不高兴”、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

3.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生产与人类需要这一根本矛盾又具体化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任何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之中，也表现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这两对矛盾之中。在社会基本矛盾之中，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其对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可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反作用。这些基本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由此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这也就是说，社会生产与人类需要的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亦即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同属任何社会形态的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不是特定社会形态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研究社会的主要矛盾要联系社会的基本矛盾，但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有着实质上的不同。在同一个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往往有着不同的表现。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有所不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蒋介石集团围剿红军与红军要打破围剿之间的矛盾。而且“七七事变”一爆发，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则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与蒋介石集团和封建开明士绅要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随着蒋介石集团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我们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则随即又发生了变化。任何一个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状况与关系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在社会革命和社会变化剧烈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往往会发生大的根本性历史变化;在正常时期，一般是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相对稳定与相对变化相统一。在社会矛盾体系中，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主要矛盾决定和影响次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但次要矛盾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因素，也影响和制约着主要矛盾，二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互相转化。比如在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时期，比如如果在面临和处于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之时。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旧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会让位给新的社会主要矛盾。

三、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历史回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也经历了反复和曲折。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上的变化,总结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有助于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过渡时期的认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7]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8];在“已经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后，“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9]“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10]在毛泽东此时的语境中，是把一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主要矛盾——笔者注)与工作重心、中心任务、工作重点相区别而使用的。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的批语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1]以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依据,1952年党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功地指引全国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并不是用对抗的办法，而是用和平赎买的政策来平衡过渡的。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明确指出：“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12]

八大前后的认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关系到全党全国确定今后的基本路线、根本任务、工作中心的重大问题。在这个历史转折的时刻,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及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所作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谈到了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关内容。1956年9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3]

党的八大关于政治的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邓力群在回忆中说：“八大之后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八大决议的政治部分”;“胡乔木负责政治部分”，“其中有一句话，讲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的中国，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陈伯达说，“这样的意思，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也曾讲过。列宁说：先进的俄国，落后的欧洲”。[14]

据王光美回忆，195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同志说：“哟，《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当时毛主席只是提了一下，没有说要改变或者采取什么措施。[15]

邓力群在回忆中又说，八大过了一两个星期后，毛泽东对“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相关表述提出异议。毛泽东认为：“现在看来，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妥当。列宁是拿俄国与外国比，不是讲内部的矛盾;决议所说是国内的矛盾，这个不妥当。”[16]

1957年4月4~6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汇报时说:“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17]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导致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改变。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8]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文件确认了毛泽东的判断:“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9]这个论断,动摇了八大一次会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并且把“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点进一步延伸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发展到极端就是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改革开放后的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首要一条,就是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决定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联系中心任务回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0]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在重新肯定八大的路线及其关于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1]值得指出的是，决议中把原来八大决议中“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表述改为“落后的社会生产”。社会生产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了生产关系。这样的表述，就更为准确和周延。

党的十二大确认了决议的提法,并载入了党章总纲。十三大、十四大继续确认了这个提法。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更为完整系统的表述,就主要矛盾的地位作用、贯穿的历史时期和范围进行了新的概括。江泽民同志在大会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2]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基本上沿用上述关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中心任务的提法。党的十八大基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认识,提出“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党的十八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都坚持了“三个没有变”的基本判断。

但是，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其实不变中已经孕育着变的因素。1992年12月18日，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23]邓小平在20世纪末就抓住了发展起来后也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也就是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

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同采访十八大的中外记者见面时就掷地有声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4]

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他还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25]同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26]“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代的本质属性，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五大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与落足点。

四、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1.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最为根本的政治原则，顶层设计、综合解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的重大创新，同时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全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大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各项战略部署的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全部统一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其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为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我们逐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牢固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不能就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而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全局，统筹考虑。在经济领域，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积极稳妥解决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朝着共同富裕方向迈进。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上直接和根本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国家和民族才有美好的前途。在政治的上层建筑领域，必须坚持十九大报告所说“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并把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这三者紧密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为逐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有效制度保障。在文化的上层建筑领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经济、政治、文化，方构建成为一个大社会。只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这三个领域同向发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们就能穿过任何激流，越过任何险滩，就能乘风破浪，胜利到达彼岸。

2.一定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解决。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了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发生了质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进入了新时代，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党的基本路线仍然没有过时，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分为若干小阶段，新时代方位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是初级阶段中的中级阶段。这一阶段，与过去阶段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在这一阶段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时，对我们各项工作又都提出了不同的新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个中心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中所要求的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毫不动摇。但新中国成立近七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关键的核心技术是引不进来的。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自立，这才能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提供先决性的前提条件。有的人仅仅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以GDP为中心，甚至是以招商引资为中心，从根本上忘记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又有的人认为改革开放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甚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改革开放的束缚，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有的否定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甚至要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等。这些都不仅无助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而且还会引发社会新的更大更多矛盾的出现。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四条基本方略中的第二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我们在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过程之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出发点与立足点。

3. 一定要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非主要矛盾相互非正常转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27]。“在各种矛盾之中”，“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28]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方面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十九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明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因此，我们在牢牢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也要高度正视并处理好其他非主要矛盾即次要矛盾，以防止一些次要矛盾，在特定条件下转化为主要矛盾。

4. 一定要始终扭住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放，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决不是短期内能轻易解决的。始终扭住并科学把握这一矛盾加以解决，这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除非将来发生大规模反侵略战争等突发事件，我们都应该始终牢牢扭住不放。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社会主要矛盾既然是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它必然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党与国家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们应着力找对“五位一体建设”和党的建设不同领域中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关表现。十九大报告里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也明确指出：“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这些困难与挑战恰恰是我们在各个不同领域急需认识和解决的问题。比如，经济领域：“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政治领域：“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社会领域：“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生态领域：“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党的建设领域：“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等等。只有抓住了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在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的不同表现，并采用不同的办法，有针对性地去尽心尽力加以解决，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业，才会再打开一个崭新的天地，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5.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一定要坚定信心，居安思危。十九大报告中虽然没有把坚定信心、居安思危单列一章一节，但是这一精神却贯穿报告的始终。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深刻认识上述“两个十分”的内涵及其辩证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做的事业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业，必然是伟大、辉煌的，同时也必然是艰难、艰辛的。不艰难、艰辛，就谈不上伟大、辉煌。这实质上都在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解决社会种种矛盾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一方面必须坚定信心，看到十分光明的前景。这是因为我们不仅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和丰富的经验，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又有了一张十分切合实际但又十分宏伟壮丽的蓝图，更因为我们诞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必须居安思危，看到十分严峻的挑战。新中国成立前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9]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10月27日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新征程上，不可能都是平坦的大道，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30]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讲，最为严峻的挑战还是来自于我们党的自身。一是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31]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全党必须讲政治，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消弭隐患、杜绝后患。”[32]因此，必须按照十九大报告要求的那样：“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否则，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就必然受到极大的损害。在特定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还有可能转化成为我国的主要矛盾。二是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同样，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绝不是在敲锣打鼓、觥筹交错中就能轻易实现的。我们既坚定信心，又能在新征程上准备好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页。

[4]《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5]《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4页。

[7]《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

[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9页。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1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1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0~801页。

[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14]《邓力群自述(1915~1974)》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5页。

[15]黄峥：《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7~168页。

[16]《邓力群自述(1915~1974)》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5页。

[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224页。

[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2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5页。

[22]《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页。

[2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1357页。

[24]《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

[25]《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6年第1期。

[26]《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2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327页。

[2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30]《切实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努力在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9日。

[31]《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6年第1期。

[32]《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