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内在联系

杨  军、赵方超

摘要：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和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存在着内在联系，表现为坚持以人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从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来认识政治安全、对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作系统设计这三个方面的一致性。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结合时代发展、各种安全风险因素的变化，在继承、吸收这些“思想材料”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安全观的创新。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我国安全和发展环境复杂多变，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务繁重艰巨的形势，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安全观拓展了对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所包含的安全要素在范围上远远超出了以往，其创新方面得到了国内学术界关注与肯定。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2014年6月30日刊登题为《习近平安全观的毛泽东主义渊源》（作者香农·蒂耶齐）的文章，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一些外媒在解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和外交活动时也多次讨论习近平与毛泽东的相似之处。虽然有些说法不一定准确，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当前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发生变化，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要素也有所不同，但由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并没有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西化”“分化”战略没有变，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都没有变，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没有变，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着“四大危险”，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识、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都决定了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与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必然有内在联系。

这种联系体现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基本规律。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与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人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从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来认识政治安全、对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作系统设计这三个方面。

一、在维护国家安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崇高价值追求为指导，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贯穿于党的一切工作中。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思考国家安全时，尤其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和路径上，始终立足于实现人民权利和利益，回答了“为了谁”、“相信谁”和“依靠谁”的问题，显示了以人民为本的国家安全价值取向。这一取向贯穿在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和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

从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来看，以人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明确新中国国家制度的职能就是通过对敌人实行专政，来保护人民政权的安全和人民民主权利、根本利益的实现。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国家制度作了安排。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

“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以及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人民利益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并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

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

其二，依靠人民群众来维护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毛泽东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主张通过发扬人民民主，动员和吸收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积极性。

因此，他强调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经济领域贯彻民主管理的原则、在文化上要尊重和实现人民的权利，特别是掌握思想文化阵地的领导权，对外要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路线，“不但要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同时，依靠人民群众来推动人民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强人民群众对政府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防止党和人民政权腐化变质。

其三，通过教育人民群众，造就社会主义事业合格接班人。毛泽东深信，只要有千百万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成长起来，人民政权就能真正得到巩固，社会主义事业就能真正得到健康发展。

他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特别是要求青年把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经风雨、见世面，以成为“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在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取向也得到了充分彰显。

其一，将国家安全问题置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中考量。

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

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就是书写这篇大文章的重要一笔。只有防止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人民群众才可能有稳定安宁的生活。

其二，凸显了社会安全的重要性。

习近平强调要“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要求“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力度，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完善和落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预防和减少利益冲突。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其三，维护国家安全要教育人民、依靠人民。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教育，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反恐工作“要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

这些观点突出了人民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了人民群众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力量，表明在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要把为了群众与相信群众、动员群众结合起来，构筑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二、在把握国家安全重点上的一致性

国家安全关系一个国家的基本利益，是由多种安全要素在相互作用中构成的系统。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是根本，事关全局，主要以主权独立、政权稳定、制度有效、意识形态认同和执政有序等状况形式表现出来。无论是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还是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都显示出对政治安全基本一致的理解。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面对冷战国际格局和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的敌视和威胁，面对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作出了“发动战争与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企图消灭社会主义的两手”的基本判断。他始终围绕如何抵御外国侵略和破坏，以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如何防止人民政权和中国共产党蜕化变质，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重大问题，来思考国家安全问题，不仅确立起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确定了人民政权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是政治安全的基本内涵。

为应对“帝国主义企图消灭社会主义的两手”，毛泽东形成了把保护国土安全、主权安全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结合，把建设社会主义与保卫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思路。他认为，中国应保持战备状态来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同时也要积极解决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党和人民政权蜕化变质这一问题，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扬人民民主，加强思想宣传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防止在党内形成特权阶层，“要培养革命接班人”。

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把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与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结合起来的大安全观，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它所构建的安全体系，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于一体。这一安全体系较改革开放以前的国家安全体系更为丰富、复杂。在这个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仍是重点，列于十一种安全要素之首。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根据当前我国面临的西方“西化”战略、国家认同危机、领土争端、党内腐败、社会失稳、国家统一难题和网络信息安全等多种因素的挑战，明确政治安全的内涵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政治安全的根本地位得到强调。

从习近平在多种场合的讲话看，他是把政治安全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中来思考，我国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生态、信息等多个方面的发展，都具有拱卫政治安全的功能。具体而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有序民主参与、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断改善民生，以增进民众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遏制分裂主义;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的规章制度，提升党的精神状态，改善党的工作作风，遏制党内腐败，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进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和支持，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进和加强思想宣传工作，回应批判错误思想思潮，提高网络舆论引导水平，以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和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关于政治安全地位、内涵和要求的基本一致的思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资”强“社”弱的国际环境、对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矛盾冲突的深刻认识。

三、在设计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上的一致性

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和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都遵循了唯物辩证法，不仅从总体上把握国家安全，认识各安全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且在设计的国家安全保障路径和措施上都有系统性特点。

对照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与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看到两者对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的设计有以下共同方面：

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国家安全提供物质基础；

加强军事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形成强大的作战能力，为国家安全提供军事保障；

坚决打击和防范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巩固国家的政治安全；

正确处理国内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宗教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和巩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反对党内贪污腐败现象，防止干部脱离群众，打造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坚定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营造有利于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

这六个方面体现了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结合，实际构成了中国国家安全保障的基本体系，也说明要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形成密切关联和有机衔接。

当然，由于全球化条件下大量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出现，总体国家安全观关于安全保障体系的设计，比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更为丰富。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包含了对维护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等的新思考，如倡导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中国自主选择网络管理模式，建设网络管理领导体制、完善网络管理法律制度，提升自有过硬的网络技术，维护网络空间主权；从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结合上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加强生态保护立法、环保科技创新与运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两个目标的有机融合，和平利用核能，实施科学有效管理，发展先进安全核能技术，同时妥善应对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推动核安全的国际合作，保障核安全。由此，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传统安全保障和非传统安全保障的途径、手段结合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具体路径，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有所不同。对于维护政治安全，毛泽东主要从发扬民主、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探索防止党和人民政权蜕化变质的有效方法，这一思路是正确的。但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政治安全的忧患不断加深，对当时国内矛盾的性质和程度的估计日益偏离实际，最终选择了群众运动、“大民主”的方式，意在“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但实践证明，良好的愿望会因为错误的方式难以实现，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恰恰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政治风险。

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毛泽东维护政治安全的基本思想，提出了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新思路，即：加强国家安全领域立法，以《国家安全法》为统领，建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为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奠定法律基础；国家安全机关和相关部门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积极向人民群众宣传国家安全相关法律，使人民群众形成国家安全意识，自觉遵循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对于违反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必须依法处置。这一思路表明，遵循法治轨道将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路径。

综合而言，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国家安全理论奠立了重要基础，其以人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从两个方面关注政治安全、系统设计安全保障等宝贵的“思想材料”，为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吸收、继承，由此形成两者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结合时代、实践的变化，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观的创新。

（作者：杨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来源：察网摘录自《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