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想起了“党大还是法大”

黎  阳

习近平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海外“民运”和国内“公知”不干，冷嘲热讽嬉笑怒骂吵吵闹闹没完没了，死咬住不放非要闹出个名堂来不可，得意忘形声称这是共产党的死穴命门，共产党不敢回答、没法回答，只能回避，等等等等。

其实有些事如果硬要挑破，结果会适得其反，让“民运”和“公知”更难受。

“公知”闹的“党大还是法大”其实是在玩弄空想空谈的空头理论概念游戏——“应该如何如何”：“应该”谁权力大，“应该”谁听谁的，“应该”谁压倒谁……只要一“应该”，“公知”就赢了——用玩弄空想空谈的空头理论概念游戏忽悠人是“公知”的拿手好戏：“应该法律高于一切”、“应该宪政民主”、“应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共产党应该不比其他政党更高级”、“应该由‘公知’表法律”、“共产党应该把权力交给代表法律的‘公知’”……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世界上的事不是由“公知”空想空谈的“应该”来决定，而是由现实世界里的客观规律来决定。现实世界里的“党大还是法大”，大的不是理论上的来头，而是客观规律决定的客观实力。

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决定党大还是法大？

就个人而言，法大——再位高权重的人也没法让别人认同他可以高于法律，可以随意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即使他有权有势时法律拿他无可奈何，一旦他权势不再仍然要被依法追究。

就组织而言，党大——当代中国全靠中国共产党的凝聚而存在。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组成的中国根本抵御不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侵略，只能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只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什么法制也没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最大多数老百姓凝聚到一起构成当代中国。中国不是靠“公知”的法制而凝聚，而是靠中国共产党而凝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就没有承载法制的实体，没有承载法制的实体就没有法制。因此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法制——不是中国共产党靠法制存在，而是法制靠中国共产党而存在。既然法制靠中国共产党存在，那当然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党大。

这就是客观现实，就是客观规律。“公知”不服气?那就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比中国共产党更能凝聚老百姓。只要能做到，就能取代共产党。问题是，“公知”能凝聚中国老百姓吗?能把一盘散沙凝聚成一个拳头吗?历史不是没有给过他们机会，但他们做不到。过去做不到，现象做不到，将来永远也做不到，因为他们脱离老百姓，敌视老百姓，自己相互之间尚且文人相轻，什么人都凝聚不了。靠卖嘴骂人玩弄词藻成不了气候——万润男承认：“我们‘民运’三百多人，一百多个副职，整天还在那吵架，还统一中国，自己都统一不了”、“我们过去没有把握角色，今后永远只能是个看客”、“我们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北大教授李零指出：“中国读书人有个高贵头衔‘文人士大夫’”、“就是他又是个官又是个学，模棱两可的一个词。学者都是预备役的官僚，摩拳擦掌，就像我们少先队说‘时刻准备着’，当官才是终极目标，当不了啦或者下来了才以隐逸自高”、“中国读书人都断不了做官的念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高不是读书本身有多高，而是读书才能做官，除了皇上他们就是当时的成功人士、人上人”、“其实读书人根本就不是一种人，很难靠这种漂亮话给他们定位”——所以毛泽东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既然“公知”只能依附于人，那怎么可能凝聚任何人？在中国只有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能凝聚绝大多数中国人。即使共产党有些当权的变坏了，能够继续凝聚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也只存在于其他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凝聚，没有凝聚中国就要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本身就意味着没有法制。别的国家且不论，反正在中国这块地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法制。不管“公知”如何用“理论”、“应该”之类空想空谈拼命忽悠，也改变不了这个客观事实，这个客观规律。

既然法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那法制就只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作用，就永远谈不上“法大于党”。不承认这个客观规律，硬要用“应该谁大”之类概念游戏闹“党大还是法大”，自然是玩弄伪命题。“公知”非要揪住伪命题穷追到底，结果当然只能是自取其辱。既然法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那反共即毁法，反共即犯法，反共即颠覆国家，反共即有罪。——尚未明确规定“反共罪”只因为形势没紧张到非如此不可的地步。如果“公知”不识相非要大闹，真闹到那一步，那自然会领教到“反共罪”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