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视域下的社会思潮观察

资料图

《红旗文稿》编者按：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安全与其社会意识紧密相关。作为社会意识流脉的社会思潮深刻影响着国家安全。社会思潮的暗涌与激荡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使国家安全观发生新的变化，同时，国家安全也为我们准确把握社会思潮的实质提供了一个视角。本刊特约请三位专家就此展开讨论。

社会思潮与文化安全

樊建新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党中央面对复杂尖锐的国内外安全形势，对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考和顶层设计。这十一个安全领域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文化安全居于更为基础、更为根本的地位。因为文化属于思想和精神层面，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指导着人们的决策和行为。文化安全的堤坝坍塌了，其他领域也就不安全了。

讲文化安全，就不能不讲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反映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社会阶层利益要求和政治诉求的思想倾向。随着国内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展，经济成分、利益关系、组织形式、生活方式等日益多样，西方的政治理论、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伴随而来，致使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当前，国内社会思潮多种多样，性质各异，这里讨论的思潮是指与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错误思潮。

经过几十年的生成和演化，学术思想界和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带有特定的政治倾向性的错误思潮，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宪政民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以及儒化思潮、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等，质疑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错误思潮散布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思想观点既相对独立、有所侧重，又相互联系、彼此呼应，构成一幅反映当下思想界各种非主流思想众声喧哗的纷乱图谱。

错误思潮的泛滥直接危及国家文化安全。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冲击和解构人们的文化自信。关于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这三个方面的文化自信直接受到了上述错误思潮的冲击和侵蚀。

在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儒化思潮的冲击不容小觑。儒化思潮又叫文化复古主义思潮，这股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历史被证明是失败的，西方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唯一出路就是“尊孔崇儒”，重新确立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一些极端观点还主张“去马归儒”、回归“孔孟道统”，甚至提出确立儒教为国教，要“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儒化社会”。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原则是明确的，始终强调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的绝对主义态度。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方面，主要受到来自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冲击。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唯物史观，坚持唯心史观，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认识体系。其突出表现：一是“告别革命”论，贬损和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斗争史，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史；二是做“翻案文章”，美化中国近代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和反动历史人物，颠覆我们党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三是以“还原历史真实、揭示秘闻真相”为由，在历史支流中寻找所谓“阴暗面”和“空白点”。比如，借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些失误和错误而否定党的全部历史，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否定其一生，大搞“非毛化”“反毛化”，等等。近年来，一些人将“虚无”的矛头对准了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比如，有人污蔑和诋毁“狼牙山五壮士”，污蔑和诋毁邱少云，以至于这些先烈和英雄的后人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来讨回公道。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民法总则》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通过立法捍卫英雄先烈的做法，会有效遏制这股“去史灭国”思潮的蔓延。

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也受到诸多思潮的冲击，其中以“普世价值论”思潮的冲击为最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思想文化精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理念，体现了当代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然而，“普世价值论”主张者抹杀不同社会制度下价值观的界限，混淆价值的一般性和具体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将反映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的具体价值说成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和“人类文明主流”的“普世价值”，要求我国“从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不能用“中国特色”拒绝“普世文明”，有的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混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观”。可见，“普世价值”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危及我国文化安全的政治问题。这股思潮影响广泛，社会上对其认同者不少，既需要在学术上进行澄清，也需要从政治上加以揭露。

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关乎道路安全，关乎政治安全，关乎政权安全，关乎制度安全。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发挥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进行有效维护、对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进行科学论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指导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除了前述几种思潮外，还有一些思潮比较集中地攻击党和国家的核心制度。比如，宪政民主集中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张多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新自由主义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集中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民主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上述种种错误思潮看似分布的领域不同、针对的对象各异，但究其政治实质，它们的指向是相同的，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任其肆意传播，必然动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冲击国家文化安全，进而危及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毫无疑问，文化安全属于“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的“根本问题”之列。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反对错误思潮，维护文化安全，关键也在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反对任何不良社会思潮的定海神针。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这一点，就能涤荡任何思潮的冲击和侵蚀，筑牢国家文化安全的永固长城！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错误思潮背后的安全“陷阱”

彭国华

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西化分化陷阱、塔西佗陷阱是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四大陷阱。而一些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等，则充当了这四大陷阱的遮掩物。其中，新自由主义主要针对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宪政民主主要针对的是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普世价值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主要针对的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历史文化。

1.新自由主义与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经济安全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系统性风险，而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系统性风险的一个重要表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等局面，不能顺利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升级。

美国左翼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概括了新自由主义的7个主要特征：一是要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系统内自由流动的障碍，二是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三是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四是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五是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六是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七是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不难看出，以美英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其主要目标是通过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干预、推行私有化、实现累退税、加强资方统治权等手段，最大限度地保护富人与资本的利益。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发展出现困难，于是一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借机大力鼓吹相关主张。他们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曲解为“彻底市场化”，否定国家宏观调控；他们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曲解为公有制企业“私有化”；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曲解为对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呼应，主张效仿美国，实行累退税政策，等等。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基本指标。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之后，近年来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但仍然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这表明我国的收入差距或者说贫富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按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搞私有化、市场化、累退税，最大限度限制政府宏观调控，中国势必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严重威胁我国经济安全。

2.西方宪政民主与修昔底德陷阱。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改旗易帜，而西方宪政民主就是一个修昔底德陷阱，是导致我国政治制度改旗易帜的一个重要诱因。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源于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为什么说在我国推行西方宪政民主必然使我们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并导致改旗易帜呢？这可以从西方宪政民主鼓吹者的主张中找到答案。他们认为，宪政主要包括如下要素或其中大部分要素：成文宪法、国民主权、代议民主、有限政府、权力依宪法划分、确认基本权利保障、司法独立、宪法监督或违宪审查等。一些人主张的西方宪政民主，概括地说，就是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军队的领导，搞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其核心主张，是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必然性、鼓吹军队国家化、推行三权分立和私有化。这些主张挑战了我国政治制度底线，企图使我国改旗易帜，爆发内乱而引起社会动荡，从而无法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最终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成为西方国家附庸。

3.“普世价值论”与西化分化陷阱。西化分化陷阱也称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是指在西方国家的策动下，通过非暴力手段推翻不奉行所谓“普世价值”的国家政权。所谓“普世价值观”实际上就是西方价值观。我国如果移植、认同西方价值观，必然会解构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

“普世价值”与西方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比如，1948年8月成立的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就宣称“教会是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普世性实体”。正是基于这些因素，西方国家提出的所谓“普世价值”必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具有排他性、扩张性。它实际上是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关于这一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得很清楚。他在《论中国》这部著作中写道：“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

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是否适用于中国呢？我国学者陈来曾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核心价值的区别：一是责任先于自由，二是义务先于权利，三是群体高于个人，四是和谐高于冲突。显然，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与西方近代以来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优先、强调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克服非我及宰执他人的价值观存在着根本不同。因此，对西方价值观决不能无辨析、无批判地照单全收。

4.历史虚无主义和塔西佗陷阱。我国社会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执政党和政府失去公信力，社会陷入无序状态。塔西佗陷阱就是用于描述执政党和政府失去公信力之后的状态的。所谓塔西佗陷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执政党或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它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民众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

历史虚无主义者，就是要通过所谓“反思”“新解”“人性论”“发现新大陆”等，否定中国近现代革命史，诋毁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和成就，抹黑正面历史人物、革命英模特别是党的领袖，为反面人物“翻案”，从而使我们党失去公信力、瓦解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正义性。他们散布言论，虚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等。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者还调整策略，更多使用揶揄、影射、戏谑的手段诱导网民自我联想、自我推断，手段更加隐蔽、策略更加复杂、诱导更加细微。这些倾向和现象值得我们格外关注。

（作者：人民日报社理论部高级编辑）

网络思潮给国家安全带来新挑战

刘东超

近年来网络迅速成为关涉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因为它已成为整个社会起伏盛衰的晴雨表，另一方面是由于它作为网络大众的重要引导力量而在舆论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看，社会思潮在网络中的运行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呈现出非线性特征。网络思潮事件因果之间可以表现为二次、三次等函数关系，容易出现不规则的运动，呈现出曲折、断裂、突变、翻转等动态特征。因此，一个思想事件有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结果。某个小小的思想微波通过网络的叠加放大，可能会迅速导致巨大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是社会关联性强劲。典型的网络思潮具有发动现实力量的能力，常常将某些思想诉求转化为现实活动。一些具有鲜明思想倾向的网站汇聚了一批大V、骨干力量与高度认同者，在研究生、大学生甚至普通网民中具有影响力。它们经常组织各种线下活动，积极参与各种社会事件。随着网络运用的便捷化，普通民众对思想事件的网络围观越来越“热情”、越来越密集，许多围观者把它们作为消遣对象、发泄对象、娱乐对象。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围观者实际上是事件的潜在参与力量，一旦思想事件和其利益产生主观或客观上的关联，他们有可能迅速转化为积极参与者。

三是具备多种对立项的思想框架日益清晰。网络思潮中存在着左和右、建制和反体制、传统和现代等多种对立的思想项。其中，支持和肯定党和政府的思想力量及批评和否定党和政府的思想力量构成了相当典型的一对对立项。这一对立项的网络展现使我们清晰看到维护和干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力量的消长。左和右构成了另一对相当著名的对立项。如大家在网络中看到的，对接二连三的社会事件的不同认知和评价导致二者常态化地处于各种思想冲突之中。这种冲突有时会演变为现实中的社会治安事件。这两对对立项有时纠结在一起，有时又分离开来，成为网络中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四是内外联动机制已经形成。国内思潮动向会迅速地传播到海外，海外一些力量会从自己的角度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又会在国内造成影响。宗教领域的内外思潮联动更明显稳定一些，这说明其联系渠道早已常态化。这种内外联动机制对国家安全带来了复杂且长期的冲击。

五是碎片化和吸附性同时并存。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网络思潮的碎片化都相当严重，我们能看到思想兴趣牵引形成了数十万计的微信群和QQ群。不过，一旦出现事件，这些群就会迅速地分成两个或几个思潮派系。某些群内部也会分成截然对立的思想派别。网络错误思潮吸附能力的提升将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安全隐患。

六是网络思潮的共振非常频繁有力。借助于越来越方便的信息工具，立足于迅速变迁的社会现实之上，网络思潮的整体结构处于快速且有力的共振之中。这种共振的根本力量来源于当代中国社会多个领域在前进中的有规律波动。其具体表现就是热点事件的周期性出现。反过来，网络思潮的这种共振又对现实社会起到或减压或震损的辩证作用。

网络思潮的这些特点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新的巨大挑战。针对网络思潮的以上特点，立足于国家总体安全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应对设计和安排。

一是加强对网络思潮深层次系统研究。应该对一些典型思潮分派别、分专题进行研究，要研究其代表人物、骨干力量和跟随者的基本构成和发展变化，研究其政治诉求的语言表达和内在实质，研究其社会动员能力和社会危害点，研究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和处置后的长、短期效果。这些研究一定要做到宏观和微观结合、思想和实例结合、定性和定量结合、状况和趋势结合、人物测控和理论批评结合、思想本质定性和处理措施结合。

二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能力和理论深度。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思想安全最为根本的保障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能力、理论深度和影响力量，在网络世界之中尤其如此。当代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问题性，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其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是非常必要的。要充分挖掘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度与广度，要在结构编织、逻辑严谨和内涵广阔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要改进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深刻影响着内容的传播和对受众的感染。简洁生动的表达方式在网络时代具有更大的必要性。

三是积极进行法治建设。一方面要对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予以健全和完善，对现行法律进行适用于网络空间的修订和解释，使之更具系统性和现实功能；另一方面，要提升网络思潮参与者的法律意识，强化他们对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法律责任意识。还要对网络执法者进行理论培训，让他们具备辨识多种思潮及其本质和社会影响的工作能力。

四是完善迅捷强大的反应机制，提升灵活有效的反应能力。提升这一能力是一个需要从多方面着手的工作。此处的关键之一是高新技术的运用。目前，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对思潮变化的细微观察、趋势研判、本质分析、应急处置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平时这一系统的运行只是常规的观测和预警。一旦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情况则要及时行动，应出击时及时出击，应阻止时及时阻止。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