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龙应台回复：台独的文化独裁主义没有市场

千钧棒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龙应台港大演讲视频火了，观众齐声同唱《我的祖国》更是将现场带到了高潮，场面令人动容。

昨天（18日），龙应台本人在港媒发表文章《大河就是大河》，回应此事。

在文章中，龙应台写道“可容上千人的港大礼堂当天是满座，大概一半港人，一半陆生，少许台湾人和其他地区的华人。”

她在文中提到：“当坐在第一排的周伟立教授回答说，他的启蒙歌是《我的祖国》时，站在台上的我，脑海如电光石火般闪过好些念头。

“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首‘红歌’，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在一千个师生面前不避讳地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需要勇气。”

让龙应台惊讶的是，原以为大陆人之间会有代沟——也许年轻人不太会唱，但是发现年轻人一样纯熟地唱；原以为港人可能不太会，发现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在文章最后，龙应台写道：

当一个半小时的演讲被切出一个碎片，然后那纯净自然、敞开倾听的片刻突然变成一个刀光剑影的东西，我只能说，这样充满猜疑地活著，不累吗？

但据查询，内地媒体在刊发此文时并未出现这段话。

最后，龙应台得出结论：“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

对于龙应台的解释，曾被称为“战地玫瑰”的国内知名媒体人、记者、主持人闾丘露薇似乎相当认同。今日（19日）凌晨，闾丘露薇在微博发文称：“同一首歌，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人，启蒙意义就不一样。王虹和梅艳芳唱的同一首歌，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标志意义。就好像‘我的祖国’，对我，一个八十年代的上海大学生和一个七十年代港大学生意义不同，我想到的是‘最可爱的人’，而对方则可能是中国人的身份意识。”

观看了龙应台港大演讲视频，一开始还是有点文化味的，比如她认为有些歌曲是某一段历史的见证，是有些人共同情绪的纪录（大意），记得有位作家曾经有过类似的话，大概是如果唱起一首歌，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首次唱这首歌的时候的情景。

尽管龙应台常常标榜自己仅仅是是纯粹的文化人，但是她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打上鲜明政治烙印的文化人，或者说哪怕他尽量想秀她的纯文化人形象，但是潜意识中的政治烙印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本来，人生的第一首启蒙的歌曲应该是一个比较宏大的话题，最起码在很大一部分人中间有共同的感受、情绪体验和人生感悟，但是感受会因人而异，往往是对具有自然属性的东西感受的共同点大，比如对自然景色的赞美，人生际遇与自然景色的交融引起的喜怒哀乐；而对具有社会属性的东西的感受就会明显打上阶级和政治的烙印，这部分人认为美好的东西，另外一些人可能恰恰相反。

龙应台在这次演讲中特意提起一些歌曲的一个共同的创作者陈歌辛，并且特别强调他被打成右派，后来饿死。从纯粹的就文艺论文艺的角度看，她这样说最起码也已经跑题了，她演讲的主题是歌曲給人的人生启迪，却转个弯子变成了歌曲作者的人生际遇給人的启迪了，对于这种以一个人或者一些人的人生际遇来否定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做法，我们在自由派的观点中并不少见。

如果从个人的人生际遇来评价一个时代，请问龙应台对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自杀又是如何评价呢？

而问题还在于，有材料表明，陈歌辛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政治烙印的文化人，更加不是陈歌辛的家人刻意美化成为的纯粹铮铮铁骨的“爱国者”。

有关材料表明，他原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爱国激情的青年，曾经满腔热情地作过许多抗日宣传，揭露汉奸卖国贼丑陋嘴脸的工作，以致日本侵略者当局误以为他是共产党，1941年12月16日把他逮捕入狱。遗憾的是，出狱后的陈歌辛，由消沉到放弃原则，1943年进入汪精卫汉奸政府直属的“华影”音乐部工作后，在作品中出现了为日本侵略者唱赞歌的内容。

如由他作词、日本作曲家仁木他喜雄谱曲的《苏州之夜》，八句歌词是：

夜深人静时，长空月如钩，钩起游子乡心，归梦到苏州。白芦高长岸上，红叶遍开山头，月下洞庭泛舟，山河处处锦绣。

另一首由陈歌辛作词、梁乐音谱曲的《姊妹进行曲》，内容是：

我们眼中没有黑暗，山河如锦，百花争艳，姊妹们一同走出闺房，过去的别留恋，未来的正无限光明灿烂。

这样的歌词不都是赞美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王道乐土”吗？

1994年4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披露了陈歌辛“华影”时期曾经写过一首《大东亚民族团结进行曲》。这个标题已经说明这是一首赞颂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东亚共荣圈”侵略政策的歌。陈歌辛的这些表现，自然得到了“华影”当局的赏识，他在华影越来越红，他为“华影”拍摄的影片谱曲作歌，数量上超过了“华影”音乐部负责人梁乐音。上海当时的其他作曲家——黎锦光、严工上、严个凡、严折西、李厚襄等人，很少有机会为“华影”影片谱曲作歌，基本上失去了创作的权利。大家听到的多是陈歌辛的作品，不了解历史背景的人们，记忆中也就记住了当时的著名作曲家就是陈歌辛。

虽然他后来有送儿子陈钢参加人民解放军的举动，而且他的儿子还和何占豪一起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然而，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评价60年前发生的事情，如果他的确如同某些学者所说的曾经创作歌颂日本侵略者的歌曲，那么在那个时期他受到一定政治上的追究处分，就不能如龙应台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个人悲剧了，龙应台拿陈来渲染悲情攻击大陆政治更是选错了对象。

而这是题外话，龙应台在拿他说事的时候已经偏离了文化论坛的主题，而她思想上深深的政治烙印让她仍然自觉不自觉地为自己的这次演讲打上政治烙印。那就是让龙应台惊讶的是，原以为大陆人之间会有代沟——也许年轻人不太会唱，但是发现年轻人一样纯熟地唱《我的祖国》；原以为港人可能不太会，发现港人能唱的也很多。这的确会让她尴尬，因为按照她一开始所说的的标准衡量，在场的听众全体合唱《我的祖国》以及有听众说他喜欢《义勇军进行曲》恰恰说明一种爱国情怀深入人心。

本来正如业内人士所说的“100个观众眼中就有100个哈姆雷特”。

龙应台即使是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场说话，此时此刻她最应该的也是对此保持沉默，因为尽管她不高兴，喜欢《我的祖国》并且从中得到健康向上的人生启迪的人照样得到，而不喜欢的人也照样是不喜欢，这一点不会因为龙应台的好恶而转移，如果她非要以一个所谓的“文化名人”的身份向别人强行注射跟她一样的价值观，肯定是徒劳的，但是她偏偏这样干了，

龙应台得出结论：“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

她还有那么一点气急败坏：“当一个半小时的演讲被切出一个碎片，然后那纯净自然、敞开倾听的片刻突然变成一个刀光剑影的东西，我只能说，这样充满猜疑地活著，不累吗？”

也许是有人刻意帮助她减少由于此话引起的反感，内地媒体在刊发此文时并未出现这段话。

她这是在打自己的耳光，本来她的演讲主题是人生第一首启蒙歌曲，而当别人得到的并且当场引起更多人共鸣的启蒙是与她所希望的方向相反的时候，她却要越俎代庖告诉别人这种启迪不算数了，她大概认为，以她一个文化名人的身份是可以向别人注射“启迪”的。这时候，她之前所说的那些歌曲的“启迪”是启迪，而与她所希望的方向相反的启迪就不是启迪了。

当然，从她的政治立场来看，她这样说没有错，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听歌的“感受会因人而异，往往是对具有自然属性的东西感受的共同点大，比如对自然景色的赞美，人生际遇与自然景色的交融形成的喜怒哀乐；而对社会属性的东西的感受就会明显打上阶级和政治的烙印，这部分人认为美好的东西，另外一些人可能恰恰相反。”

从这一点说，闾丘露薇那段话还是有道理的，别说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同一首歌有不同的感受，即使是同样的政治立场的人，由于年龄、性别、人生阅历的不同，感受也会不同。

由于这个原因，龙应台否定了自己之前的逻辑——得出的结论是“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这时候即使这首歌是陈歌辛创作的相信她也会不改变这个立场，在她心目中，人们从“大河”中感受到“前程广阔”，从“稻花”中感受“山河壮丽，稻谷飘香”是她不能容忍的，你只能是按照她这个文化名人的要求去感悟，只能感悟成为自然界普通的“大河”和“稻花”。

某些人由于屁股决定脑袋，常常会顾首不顾尾，自称是纯粹文化人的自由派作家龙应台同样摆脱不了这个规律。

很多人都不会忘记，龙应台曾经有一部大作叫《大江大海1949》，这部作品得到过高华的赞扬，却受到了同样是台湾著名文化人李敖的抨击，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这里就不就这部书反映出来的政治立场进行评价了，而是仅仅是拿书名里面的“大江大河”说事。龙应台是基本上站在败退台湾的国民党的立场上赋予“大江大海”感情色彩的，这一点咱们可以理解。问题是，既然“大河就是大河”，那么“大江大海”呢？

你不能你龙应台钦定的“感受”才是“人生启蒙”，而别人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感受就不是“人生启蒙”吧，如果按照她的逻辑，那么除非发生重大的地壳运动，否则1949的“大江大海”跟2016的“大江大海”没有什么两样，“大江大海”就是“大江大海”。

龙应台女士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