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党宜探索群众参与之路

李北方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下定决心正风肃纪，重拳反腐，十八届六中全会把从严治党定为主要议题进行讨论，制定了一系列新制度，进一步宣示了党中央坚定的政治意志。

改进工作作风是十八大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主题，“八项规定”就是那次会议的成果。“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中央领导以身作则，改进工作作风，并以“八项规定”精神号令全党，在作风建设上向中央看齐。几年以来，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在工作作风上有明显改进，得到群众好评，但在具体执行中，也逐步地反映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过犹不及

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和召开期间，接连发生了两件与抓作风建设有关的事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反响。

第一件事是这样的，9月9日中午，山西长治市屯留县一中南校区的24名高二教师在学校放假后到饭店聚餐，共计花费1390元，付餐费时采取了AA制。经“群众举报”，此事被屯留县纪委注意到，并作出处罚：年级负责人被责令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作公开检讨，对其余22名教师进行集体约谈，并在县委机关刊物《新屯留》上刊载了通报批评。

9月9日是教师节前一天，学校给教师提前放了半天假。聚餐发生在放假开始后，但屯留县纪委给出的处理意见认为，“该事发生在大多数机关单位工作日中午时间，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并且把这个事件上升到了加强作风建设的高度，“在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狠纠‘四风’问题的高压态势下，仍有极少数党员纪律意识、规矩意思淡漠，在制度和规矩上耍‘小聪明’、打‘擦边球’、玩‘捉迷藏’，说明我县的作风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有人将《新屯留》刊登的通报批评拍照上传微博，此事才在更大范围内引起关注。网络舆论几乎一致对这样的处分予以批评，认为中央的好经被地方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八项规定”精神主要针对领导干部，要刹的是公款大吃大喝的不良之风，但这些教师既不是领导干部，聚餐也没有花公款，老百姓吃顿饭纪委也要管，岂不是怪事?

在舆论压力下，长治市纪委介入，并于10月16日公布核实处理结果，屯留县纪委对教师聚餐问题的处理在处理依据、处理方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当，撤销该处理决定，并将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第二件事是，10月21日，福建宁化县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对包括4名教师在内的11人进行通报批评，其中9人被通报的理由是在占道经营的摊点买菜，另外2人则是因为违规停车和骑摩托没戴头盔。

23日，这份《关于公职人员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通报》被人拍摄上传微博，又是骂声一片，网友认为这比纪委处罚自费聚餐的老师更奇葩。在舆论炮火下，宁化县直机关工委在26日主动发出整改说明，称通报“没有严格区分对公职人员的倡导性要求与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不同，部分要求过于生硬，通报方式不妥”，并撤销该通报，同时还感谢了媒体和网友的关注。

这两个近期发生的事件，就其通过网络曝光引发舆论关注这一方面而言，是具有特殊性，但就事件本身的性质而言，则很可能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十八大以来上上下下狠抓作风建设的几年中，类似的事件不可能仅仅有这两起。此类事件虽然打着抓作风建设的正确旗号，但实质上与党中央的要求无关，以过犹不及的方式将工作推向极端，引发群众的反感。

如果此类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狠抓作风建设为名义的事件多了，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那便是群众对纠“四风”的行动产生反感，使中央的精神和部署失去民意基础。

官僚主义的反弹

为什么在作风建设的过程中会发生这种过犹不及的事情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央精神需要官僚系统去执行，而官僚主义是官僚系统固有的东西，政策在执行中会走样，具体表现为负责落实的人对制度和精神的理解有偏差，进而采取的措施不当。但这不是唯一的解释，更现实的可能是既有的官僚主义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的反弹。

中央狠抓狠反的“四风”是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不是一天之中形成的，其出现和蔓延是因为官僚系统有自身的利益，“四风”就是其寻求利益实现的形式。“四风”一旦发展到根深蒂固的地步，事实上就成了官僚系统既得利益的一部分。反“四风”的行动是对官僚系统既得利益的触动，引起其抵触和反弹并不在意料之外。

在中央拥有绝对权威的情况，官僚系统的抵触和反弹不可能通过直接唱对台戏的形式表现出来，况且，“妄议中央”本身也是正风肃纪的内容之一。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落马后，在公布出来的其违纪情况中，就有公开发表与中央大政方针精神不符的言论一条。在这样的高压下，更加没有人敢跟中央的部署对着干了。

但官僚系统扭曲中央精神的办法不只这一种，其使用得最熟练的方式是以坚决贯彻落实为名，把中央精神推向极端，使正确的部署被扭曲，把好经念歪。历史上，党内把这种倾向称为“左”倾教条主义，或者更形象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此类事件比比皆是，例如，中央对节假日利用公款送礼、用公家的钱为领导干部个人买人情的歪风进行整治，这是正确的，但很快就发展为各个单位在节假日停发给员工的正常福利，这就成了变相降低待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各种“过节发什么”的小段子，表达的就是群众中普遍存在的对这种歪曲的不满。

针对现实中的种种现象，有人做了一个讽刺性的概括，将历史和近期的热点一并包纳了进来：“你要搞土改，我就杀富农;你要反右，我就扩大化;你搞大跃进，我就搞浮夸;你要整走资派，我就整基层;你要文斗，我就搞武斗;你要除旧思想，我就砸文物;你要斗资批修，我就整知识分子。你要禁止大吃大喝，我就处理教师AA制聚餐;你要两学一做，我就洞房夜抄党章;你要宣传长征精神，我就请反共艳星参加重走长征路。”

所谓“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也与官僚系统的此种倾向有关，不排除官僚集团企图以极端化的方式将作风建设向“死”地推，刺激民意基础的变化，迫使中央采取“放”的措施，然后顺势再回到以前的“乱”的旧局面上。

群众参与是破解之道

面对官僚系统的这种软抵抗，上头很难办，因为那些过犹不及的事情都是以“坚决贯彻”的名义做出的，批评和制止容易造成混淆，为“放”和“乱”打开方便之门。

面对这样的困境，破解的办法其实是现成的，那就是“开门整风”，请群众参与。党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是党永远不能忘的“初心”，反腐和作风建设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群众的利益，让群众满意，而非其他，那么在从严治党反腐整风的过程中引入群众参与是不应该存在任何障碍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些看似复杂的事情只要摊在阳光下允许大家公议，是非曲直往往自然就明了起来了。群众能够分清什么是应该革除的不正之风，什么借纠风的名义胡闹。以上述两个事件为例，被错误处理的当事人无从辩白，但当它通过网络进入公众的视野，所有人都一眼看出这是错误的做法。如果没有以网络舆论体现出来的群众监督，这样的错误就不可能得到纠正。

在作风建设的具体举措上引入群众参与，让群众对担当评断人更有必要。党中央对转变工作作风只能提出总体性的要求，而且只能从严要求，但是中国那么大，存在地域差异、城乡差异、文化差异等，中央的精神要想得到真正的落实，势必需要结合一个一个的具体情况灵活变通。矛盾就在于，把中央的要求一杆子捅到底，就要出现“一收就死”的局面，如果把自主权下放，又担心会出现“一放就乱”的情况。

以车改为例，车改的初衷是防止公车私用，减少公务用车浪费。很多地区采取了货币化的方式，按级别确定车补标准。这是确保公平有序的一种方式，可是实施中有很多待解的问题。例如，外出公干的多少跟级别没有直接关系，级别低的人可能需要比级别高的人外出更多，同级别的人外出多少因岗位而不同，如果按级别定车补，就会偏离初衷;在城市工作的公职人员，外出公干可以乘坐公交，适合货币化的车补，而在基层工作的人需要经常下乡下村，没有方便的公共交通工具可用，车补就不适合了。考虑到具体的情况就知道，公平的制度其实是不公平的。

类似的情况其实都可以通过群众参与的方式解决，群众最了解实际情况，而且通情达理，如果让群众来做各个改革举措是否妥当的决定者，是可以做到处处以灵活的方式来落实中央精神，同时又杜绝以往的不良风气的。群众不会反对干部下乡使用公务车，但也绝不会同意干部下乡要做豪车。

群众参与的途径是需要逐步探索的，既要避免搞成某些地方存在的“听证专业户”的假参与，又不能放任无序参与，搞成一锅粥。党和群众的互动是一个需要重新学习的过程，而这正是群众路线实践教育的题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