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首要任务

周新城

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一讲话是推进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政治宣言。他要求“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他明确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八项任务。其中第一项任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1日。]

他指出：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认为这些可以救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都失败了。正当人们迷惘、彷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的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结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初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社会发展的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一切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靠中国人民努力奋斗取得的，没有先进理论作指导，要取得这些成就是不可思议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1日。]

但是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各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涌了进来，西方的理论、学说往往占据了舆论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不同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尤其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有些人（包括一些担负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患上了“革命低潮综合症”，对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他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怀疑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管不管用。于是，各种怪论出现了，例如，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看不管用，无法解决问题；有人则说，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对有错，它含有空想成分，我们要抛弃马克思主义中的错误原理；有人明确表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列宁斯大林篡改过的马克思主义，提出“苏马非马”，于是傲慢地宣称：他的任务就是正本清源，抛弃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寻找“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如此等等，一时间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誉为“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时髦现象。由于这些谬论许多来自培训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出自著名理论家之口，见诸权威理论刊物，这就把人们的思想搞糊涂了。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指导思想，兹事体大，我们不得不分辨清楚。

据说，写文章、做报告、讲课、发言否定马克思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乃是言论自由，别人管不着。如果有人批评，那就是妨碍言论自由，不民主，是专制，是“文化大革命”的表现。这个问题需要说道说道。世界上言论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一个人脑子里想什么，这是谁也管不着的。但要说出来，这就有社会影响了，就要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就不那么自由了。言论自由是有底线的，一个政党有一部党章，一个国家有一部宪法。党章、宪法规定了建党立国的基本规矩。党员必须遵守党章，不赞成党章，专门说些反对党章的话的人，就应该退党；公民必须遵守宪法，违反宪法，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人民民主专政讲的“专政”，就是不允许敌对势力乱说乱动，不允许说反对宪法的话。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规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项。所以，发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违反党章、宪法的行为，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也就是说，在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问题上，言论是没有自由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校的教师更应该注意这一点，因为中央一再强调党校姓党，习近平在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一次指出这一点。由于工作的性质，人们往往以为党校的教师讲课、写文章，都是在传达党中央的精神，所以党校教师应该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能讲那些违反党章、宪法的话。这应该成为党校的基本纪律。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也是行动指南

我们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它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它不仅在学理上是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经得住推敲，挑不出毛病，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是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把它当作古董拿在手里把玩的，而是要用它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要把它付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不是要求人们背诵它的教条，而是要求人们运用它的基本原理来解决现实问题。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性。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批评过那种“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的理论”的学风，强调要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哪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反对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他主张，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9、8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事实证明，用来射中国革命这个“的”的马克思主义这根“矢”是很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管用的，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正因为它是管用的，我们才把它作为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不管用，要它干什么！我们“不忘初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建立在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基础上的。真懂、真信，才能运用，才能坚持；不信或者半信半疑，怎么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呢！

然而在相信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回答和解决中国问题、能不能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一股思潮：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管用的，可以指导我们的实践。举一个例子吧。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一级教授，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忘初新”以后不久的地方党校教师的培训班上公开说，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在学理上听起来头头是道，然而对实际工作毫无用处。既然对实际工作没有用处，就应该抛弃它，我们坚持它、把它作为指导思想就毫无道理了，这个“初心”就应该忘却。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一位也是中央党校一级教授的中层领导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称是“从学理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的文章，说：“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精神实质蕴涵于其所解决的问题中：它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的情况，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指导中国的实践。”[韩庆祥：《从学理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理解》，《人民日报》2011年9月6日。]我们丝毫看不出这一论断怎样“从学理上深化”了，却只是感到它坠入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不管用（至少部分不管用）了的陷阱。按照思维的逻辑，如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管用（或部分不管用），那就应该抛弃它，不应该、也不需要把它中国化了。一个无法解决中国问题的东西，一个没用的东西，你怎么把它中国化也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应该另找一个能够“完全解决中国问题”的别的什么主义，这客观上为更换指导思想埋下了伏笔。

从上下文看，作者在学理上至少是把两个问题混淆在一起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怎样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对前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它说的是一般规律，完全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因。对后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那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不仅是“无法完全解决”，甚至连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这就是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延安整风就是着重解决这个问题的）的原因。显然他把两个问题搞混了，把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才能解决问题，当作不能解决问题了。

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管用的，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一切怀疑马克思主义有没有用的论调都是错误的。必须有这样的自信，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不忘这个“初心”，继续前进。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不是有对有错的观点的大杂烩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一种论调：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空想成分，不仅《哥达纲领批判》里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里也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剔除这些空想成分，据说这需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有人还说，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就承认他们的学说中有错误的、过时的东西，需要抛弃。他们引用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写的序言，来证明这一点。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序言是怎么说的吧。在这篇序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249页，被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这段话，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面临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既不会由于国情不同而不适用，也不会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过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不是有对有错的。我们讲马克思主义，说的就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各个基本观点之间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它们是一个系统，而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各种论断的汇集。说马克思主义有对有错，实际上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好像它是各种观点凑在一起的大杂烩似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因此，如果抛弃、否定了其中一个论断，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论断就会随之被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系也就瓦解了。形象地说，这些基本原理不是一个一个的土豆，扔掉一个，其他还在；它们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否定了其中一个基本原理，按照理论逻辑推论下去，其他原理也就站不住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就会被否定。举一个例子。本世纪初，在讨论劳动价值论时，有人提出不仅劳动创造价值，其他生产要素也参与创造价值，主张要素价值论。好像劳动价值论只是个别观点，否定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关系似的。殊不知劳动价值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就没有了依据，而没有剩余价值学说，就解释不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就看不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科学社会主义就失去了根据。这样，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瓦解了。回过头来看，那场围绕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有着原则的意义，它涉及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决不是孤立的某个学术观点的争论。坚持劳动价值论，我们才有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从而也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不能随意地说，马克思主义某个原理是错误的，更不能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原理当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讲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有人想否定某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它是空想，或说它过时了。打着理论创新的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原理，成为一种时髦。这是十分危险的，那会毁灭整个马克思主义的。

必须搞清楚什么叫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是僵化的、停滞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它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才能解决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问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革命斗争所处的条件不一样，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自身所处的环境得出的具体结论必然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讲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说要挑马克思的错，否定某些基本原理，而是说要结合本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情况、新的形势，得出新的结论。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毛泽东就是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他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956年毛泽东在酝酿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一个命题，即共同规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各国社会主义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要根据本国国情运用这些基本原则来解决本国的问题。前者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后者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这是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问题。

说马克思主义有对有错的人，在方法论上正是没有区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运用这些原理分析具体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前者是完全正确的，不是有对有错的；后者则要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调整的。听任“马克思主义有对有错”这种观点存在和蔓延，势必导致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苏马非马”论的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认识上同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分不开的。毕竟我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被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那么这等于说，我们一开始就走错了路，一开始指导思想就是错误的，“初心”就错了，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也不应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不应该坚持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把它作为指导思想了。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提出了“苏马非马”论。文章说：“我们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前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经过整理、理解、取舍、发挥后的马克思主义，用斯大林的概念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基本内容也是斯大林概括整理的，它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与列宁的很多思想也是不同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当中走了不少弯路，其中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但主要的影响来自前苏联。也就是说，在这样一套苏式的以教科书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以及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错误观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强调‘苏马非马’。古人说‘白马非马’，但是白马终究还是马，而‘苏马非马’倒是一个实际的状况。”

因此，文章认为，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提出一项基本任务：批判“苏马”，“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去”。至于“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什么，文章没有说，有意回避了。

“苏马非马”论涉及一系列问题：怎么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从十月革命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它的指导思想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彻底否定？“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怎么看待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直到改革开放近60年历史的指导思想？是不是一开始就走错了路，错了60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改过来？这是一个不仅关系苏联共产党历史、而且关系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大原则问题。

我们先来谈一下苏联问题。有人认为，由于苏联解体了，怎么否定都是可以的了。于是，彻底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甚至说否定得越彻底越好的言论甚嚣尘上。我们党中央显然不是这样看的。

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两个阶段。[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也就是说，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结合当时的具体条件，把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付诸实施的一种探索，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换句话说，苏联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如果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称之为“苏马”，那么“苏马”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非马”。

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世界性反苏反共浪潮。这份秘密报告的特点就是在反对“斯大林主义”（也就是作者说的“苏马”）的旗号下，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妖魔化，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回击了这股逆流，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做出了科学的分析。毛泽东明确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绩是基本的、第一位的，不能否定。他说：“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所以，要加以分析。”他主张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这一分析和评价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又重申了这一评价，他强调“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也就是十月革命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始终把我们的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道理就在这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弊病，是苏联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时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新的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层次上发生的。毫无疑问，这些失误、弊病必须纠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许多措施一定程度上也是总结了苏联的经验提出来的，但是决不能从这些失误、弊病得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整个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即“苏马非马”）这样的结论。

有人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推论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倒过来证明“苏马非马”。这就涉及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原因了。这里不可能全面阐述这个问题，我们只想说一点：我们党一再指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行了一条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说，更换了指导思想、改变了路线，才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江泽民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这个论断把问题说清楚了：苏联演变，不是因为“苏马非马”，不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错了，恰恰相反，是背弃了苏联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造成的。

提出“苏马非马”的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这种对待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十分危险的。习近平总结苏联的教训，指出科学对待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的极端重要性。他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历史虚无主义是会导致亡党亡国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是屡试不爽的规律。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包括西方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派”，都是从抹黑社会主义实践、把社会主义妖魔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抹黑指导思想）着手，搞乱思想，制造动乱，乱中夺取政权的。提出“苏马非马”正好适应了敌对势力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需要，这是值得警惕的。

另一个问题是，作者要寻找的“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按照作者的说法，“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他没有说。从字面上讲，“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既包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包括马克思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如果我们一定要以这样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那就只好处处搬用马克思的原话来指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了。这是会葬送革命事业的。上世纪20年代苏联曾流传过一个笑话：红军准备组织一次战役，有一位指挥官提出，查一查《资本论》，看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按照马克思的指示办。这还能打仗吗？把马克思主义不是看作指导实践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看作是回答一切问题的日常生活大全，遇到问题就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寻找现成的答案，这不是典型的教条主义了吗！我们党历史上的王明路线就是这样干的，他用马克思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这是众所周知的。难道我们要回到王明路线上去吗？

我们要坚持的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马克思根据他所处的历史条件提出的具体结论。这两个问题一定要区分清楚。笼统地不加区分地提出要以“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错误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着。20世纪初，列宁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俄国实际情况，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列宁主义。在我们中国，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邓小平等几届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发展。把结合当时历史条件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为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固守“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确的，这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只能照搬。只要结合实际提出新的观点，就是“篡改马克思主义”。这岂不荒唐！

还有一个问题，即能不能说由于受“苏马”的影响，“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当中走了不少弯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自遵义会议以来，我们没有走什么“弯路”，这大概没有任何分歧吧。有分歧的是如何评价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有人认为是走了弯路。对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作了明确的回答。他把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里付诸实践的一种探索。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本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对这一段历史时期有一个总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说改革开放前走了弯路，从总体上讲，显然同这一论断是相悖的。

建国以来我们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个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1949年我们从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没收的固定资产仅为112.4亿元，而到了1978年我国新增固定资产达6440亿元，为1949年的57.3倍。1949年至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不仅高于所有发展中国家，也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中，钢、煤、石油、水泥、发电量、机床的产量分别是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34.4倍、10倍、325倍、29倍、42.8倍、33.9倍；汽车、拖拉机、飞机制造和电子、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更是从无到有；粮食、棉花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1.7倍和3.9倍。粮食平均亩产由137斤提高到337斤增长1.46倍。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习近平强调，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对立起来，不能相互否定。他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这两个历史时期，尽管有很大差别，但有一条是统一的：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根子，两个时期都是这个根子上生长出来的枝叶，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付诸实践的探索。说改革开放前的指导思想是“非马”的“苏马”，因而走了弯路；改革开放后则是以“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走上了正道，这种说法是荒唐的。

“苏马非马”论，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形势、新的问题，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开除出去了，“寻找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危害是可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