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诡辩术叫“以人为据”。
它也是逻辑上“不能推出”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证明或反驳一个论题时，以提出论题的人的身份、地位、品质为论据，而这些论据和论题本身的真假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在证明一个论题时说，这是某某权威人物讲的，以此作为论据：在反驳一个论题时说，这是某某不可信任的人讲的，以此作为论据。
而且这是某些人的惯用诡辩术。
对“以人为据”的诡辩术又分“正面使用”和“反面使用”两种方法。
“正面使用”好理解，也就是诡辩方用与自己立场一致的所谓“权威人物”的话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或者用贬低辩论对手或对手崇拜的人物的人格来证明对方的不正确。
而“以人为据”的诡辩术的“反面使用”就比较特别了，因为他们引用与对方立场基本上一致或者对方崇拜的人过去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这很容易让对方陷入两难境地，要么被堵住了嘴，要么被迫当面对自己崇拜的人或者某个与自己立场一致的人的话表示怀疑或者否定。
这一招某些人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于是就成为了惯用伎俩。
下面举几个例子。并且同时加以评论。
某些人无耻吹捧美国并且挂“MZ宪政”的“羊头”卖“资本权力化”的狗肉的时候，他们不是拿公知精英的话或者西方国家政客的话，而是引用上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前ZG以及毛泽东评价美国以及对“宪政”的一些观点来证明他们观点的正确性。
这一招很厉害。因为他们很清楚，在不接受他们的馊主意的人们中大多数是怀念M和肯定M的，这么一来，可以欺骗其中的一部分人，同时也让对方不好反驳。
要揭穿某些人的骗术，首先要从一则寓言故事说起。
有一则寓言叫《刻舟求剑》。刻舟求剑是《吕氏春秋·察今》中记述的一则寓言，说的是楚国有人坐船渡河时，不慎把剑掉入江中，他在舟上刻下记号，说：“这是我把剑掉下的地方。”当舟停驶时，他才沿着记号跳入河中找剑，遍寻不获。该寓言劝勉为政者要明白世事在变，若不知改革，就无法治国，后引伸成不懂变通、墨守成规之意。
从表面上看来，掉剑的楚人没有错啊，他在舟上刻下记号的地方是他把剑掉下的地方，就像上世纪40年代末的M和ZG的确那样评价过美国和“宪政”一样。问题是，时间和空间以及事物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很大变化，当楚人和某些人还拿当时刻的记号作为标准，只能是贻笑大方了。
上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是作为二战中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并且积极支持中国抗日的美国，是曾经支持过起码是同情ZG的美国，是看不惯蒋介石集团的D裁统治并且用李宗仁替代他的美国，是相对比较兼收并蓄和包容的美国。同时，当时ZG肯定美国的政治体制，一方面是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横行造成的极端性还没有完全暴露，同时也是当时的ZG领导人的一种认识的局限性。而恰恰是后来的美国政府的敌视ZG和排华的政策充当反面教员，让ZG领导人看清楚问题的实质。虽然现在的中国与当时已经有了天渊之别，但是美国的敌视、控制、包围、分化中国的敌对政策没有根本改变，只不过根据时势的变化表现出时弱时强而已。美国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挂“羊头”卖的“狗肉”之所以没有市场，关键在于中国的大多数人看清楚了其实质，所以，某些人用“以人为据”的诡辩术的“反面使用”方法同样没有效果。
第二个例子，最近中国军方媒体《解放军报》官方微博转发署名文章，批评《炎黄××》杂志，作者是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龚云，原文刊登在《国防参考》杂志。文章称，《炎黄××》打着一些合法的旗帜，假借客观公正之名，“对普通民众特别是离退休干部具有很大迷惑性和欺骗性”。文章还称，《炎黄××》“抹黑MZD，抹黑英烈，虚无历史，实际上是把新中国的历史颠倒过去，为把中国拉回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解放军报》官方微博在转发该文时，配了多张图片，并称要“揭开它的真面目!”
于是某些人就搬出，2001年2月现任最高领导人的父亲曾为该杂志题词“《炎黄××》，办得不错”，作为丹书铁劵(dān shū tiě quàn)俗称“丹书铁契”，又名“金书铁券”、“金券”、“银券”、“世券”等，省称“铁券”。丹书：用朱砂写字;铁契：用铁制的凭证。古代帝王赐给功臣世代享受优遇或免罪的凭证。文凭用丹书写铁板上，故名。
近年来，每当相关部门要对《炎黄××》进行关闭处理时，杜某正屡次将题词拿出来当挡箭牌;当《炎黄××》遭到舆论谴责、批判之时，一些力挺《炎黄××》的右翼学者也将题词高高挂出。
“《炎黄××》，办得不错”吗?的确曾经有过。事实上，习所肯定的《炎黄××》，并不是今日的《炎黄××》。
《炎黄××》创办于1991年，起初十年是一份中间偏左的杂志。其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为薄一波，第一任会长是周谷城，第二任会长是程思远，这些人对M都有着极高的评价。左翼著名阵地《中流》主编魏巍是则副会长之一，著名左翼人士李运昌、李力安是重要顾问之一。
我国80年代的学界、思想界，均受到资产阶级ZY化思潮的严重影响和侵蚀。然而，《炎黄××》杂志在90年代办刊时，却几乎没有表现出资产阶级ZY化的倾向。从1991年到2001年，《炎黄××》发表了许多正面文章，在这十年里，《炎黄××》发表的文章整体上坚持马列主义，坚持1981年《历史决议》，坚持“四基”。而抹黑烈士、否定中共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即便存在，也是凤毛麟角。
但是，从2002年开始，《炎黄××》发生了变质。2002年该杂志就连续发表了一批抹黑M、突破历史决议底线、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此后，《炎黄××》上刊登的呼吁宪政改革、美化西方制度、丑化GCD历史、攻击抹黑MZD的文章越来越多。这显然与习同志本人的一贯立场和认识完全对立。《炎黄××》之所以会在2002年变质，有人分析了几种可能的原因。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关键在于，就像美国已经不是当时的美国一样，《炎黄××》也不是2001年以前的《炎黄××》了。
自创办以来，《炎黄××》因刊登有关中共党史敏感事件的评论文章、主张党内各项改革而广受关注，也因此多次受到官方不同方式的警告。2005年，该刊曾被中宣部批评并遭短暂封禁;2007年，曾遭封杀;2009年，曾经不点名反对“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说法;2013年发表的新年献词又引发广泛讨论。
近年来，《炎黄××》更是陷入事关存亡的危机。2009年与2013年，其官方网站两次遭到关闭，无法访问。在人事方面，《炎黄××》的社长、主编也处在风口浪尖之中。2008年，因杂志多次刊登有关文章，文化部以社长杜某正等杂志相关人员年龄过大为由，劝其退休;2014年，主编吴思证实，《炎黄××》被当局下令变更主管单位，主管单位将改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由文化部直接管理;今年4月，广电总局向《炎黄××》下达书面警示书，指其多篇文章违规，现任总编辑杨某绳被新华社约谈，要求其退出杂志编辑部，杂志也被要求从6月号开始，必须严守“重要主题相关文章必须事前报告”的规则。
搬出“《炎黄××》，办得不错”的题词，只不过也是一种“以人为据”的诡辩术的“反面使用”而已。
第三个例子，是一九九二年初，D在视察南方时，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D的这一论述常常被某些人断章取义，D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
在进行了上面一系列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以后，他指出：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从对D的讲话的历史背景以及对他的讲话的完整理解看，第一，这是他在1992年的讲话，已经是23年前的，第二，他主要针对经济领域和经济体制改革而言。从第一点说，如果实践还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检验真理的仍然是实践，而不是某个伟人曾经怎么说;从第二点说，即使我们以“凡是”的态度对待D的23年前的论述，那么他所说的“左”也仅仅是指经济领域的事情。而现在，当某种势力已经图穷匕见，D当年所说的右的已经再度出现并且甚嚣尘上，某些人已经公开要否定“两个基本点”中的除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另外一个的时候，再生搬硬套伟人在特定的时间段针对特定的事物的论述并且任意扩大适用范围，最起码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吧?
这三个“以人为据”的诡辩术的“反面使用”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有意无意掩盖或者抹杀客观情况已经发生的很大变化，把伟人在特定的时间段针对特定的事物的论述任意扩大适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套用到任何时间段和任何事物，对性质或者状态后来已经发生变化的不同事物机械套用伟人的评价，即“异质同评”。如果无意的话，那他们就是类似《刻舟求剑》中的那个楚人的人，起码是不懂变通、墨守成规;如果是有意的话，那么就是别有用心，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故意玩弄诡辩术忽悠民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