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 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无论是理想信念的动摇，还是“颜色革命”风险的滋长，都与当前中国所遭遇的意识形态危机密切相关。假如当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全面渗透和泛滥的态势不 得到遏制，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就会发生很大程度的动摇，经济政治改革也会误入歧途，在这种局面下“颜色革命”的发生就几乎是一种必然结局。“颜色革命”的 国内条件成熟后，它与何时爆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取决于境外敌对势力选择何时与我“决战”。综合2014年国内外安全态势的新特点可以 看到，未来两三年内即2017年前后中国发生“颜色革命”危机的概率已经大大提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
一、中国“颜色革命”爆发可能性的国际气候分析
在2011年末2012年初，美国分化和拉拢俄罗斯，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对付中国的态势更加明显，这与三年后的表态刚好相反。
美国对中国在打压的同时又极力拉拢的灵活手腕，还在2014年的台湾、香港事态上表现出来。
众所周知，2014年对中国产生很大冲击的台湾“太阳花运动”和香港“占中运动”，本质上都是颜色革命的预演或者说“准颜色革命”，其背后则是中美之间 的博弈。香港、台湾的敌对势力都是由美国所一手扶植和培养起来的。这两场“准颜色革命”，都是由美国策动起来的，而且也都是一定程度上由于美国选择合适的 时机将其刹车而终止。例如，2014年4月4日，美国政府于太阳花运动高潮时，针对学生占领“立法院”事件公开表态，认为学生和抗争的民众应该“负责任的 使用自由”，以文明方式表达立场。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美国“非常希望学生和示威民众能负责任的运用自由，作法也要符合文明与 平和，当然更要避免暴力”。随后，台湾“太阳花运动”于2014年4月10日随声落幕。再例如，针对香港“占中”事件，奥巴马2014年11月12日公开 表态：“在香港问题上，……我毫不含糊地说了，美国对（香港）那边所发生的抗议活动，在煽动这些事情上没有任何参与。因为这些问题最终是由香港人民和中国 人民决定的事情。”随后，香港“占中”群体之间针对运动是否继续下去发生巨大分裂，其态势愈发低迷，2014年12月12日，香港“占中”运动在警方清场 中结束。
美国之所以将台湾、香港的动乱先发动起来，又在合适的时机将其扑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2014年显然还不是美国对中国进行 “决战”的时间点，美国颠覆中国政权的各种条件还不完全成熟。美国发动这两场运动，主要的动机是对港台的亲美反华势力进行练兵和进一步的培植，以为将来的 “决战”打基础、做准备。政治博弈技巧捻熟于心的美国政治家们明白，在“决战”之前过度使用自己的力量、暴露自己的动机，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白白损耗自己 的实力、浪费自己的机遇。例如，2008年美国假如不通过瑞士银行曝光陈水扁的敛财账号并把不听话的陈水扁送进监狱的话，陈水扁的“入联公投”很可能就会 导致中国大陆采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由于此时的美国尚未准备要与中国摊牌（武力介入台湾问题将使之前的和平演变工作功亏一篑），陈水扁激进台独政策的结果 只能是使台独势力彻底覆灭。2014年的情况也类似，假如美国扶植的港台敌对势力过度强硬不知收敛，但却又无法彻底颠覆中国，其下场很可能是遭受重创乃至 全军覆灭。
2014年之所以不是美国对中国“决战”的时机，是因为美国（及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在这一年的博弈对抗已经陷入了白热化程 度，其烈度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对抗。今日美俄对抗的烈度，一定程度上是未来中美对抗烈度的参照体系。正如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用同样的 手段对付中国一样。
今天，美国为打压俄罗斯已经竭尽全力，2014年石油价格的暴跌和1986年的暴跌是如此的相似——后者是苏联解体 的重要经济因素。假如2014年美国在香港、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也采取全面进攻的态势，其后果如何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将迫使中俄形成牢固的联盟，而自己只 能败下阵来。因此，美国在2014年对俄罗斯采取全面进攻和高压措施的同时，对待中国的态度则是软硬兼施、硬中带软。2015年初美国邀请中国领导人访 美，以及其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展示的态度，都是明证。在涉及台湾、香港等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本来有实力制造更大的动乱，对中国造成更大 的损害，美国的主动撤退一定程度上带有缓和与中国的关系，进而阻止中俄同盟形成并在中俄关系中钉入楔子的显著意图。
美国对俄罗斯的长期 基本战略当然是通过各种制裁和压力最大程度削弱普京政权，壮大俄罗斯内部政治反对派的实力，从而削弱俄罗斯的整体实力，当前美国最起码的目标则是试图在乌 克兰、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收获满意的果实。然而，美国也很清楚，普京政权短期内崩溃是小概率事件，就连布热津斯基也一直将肢解俄罗斯的算盘打在了俄罗斯 的下一代身上。打不败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美国在获得初步战果后，很可能就会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从而进入新的战略阶段，即开始尝试集中精力对付中 国，甚至发动“决战”。美国有可能将时间点选择在2017年前后，因为如果美国在此时无法得手，可能将不得不被迫吞下承认中国崛起的苦果。
斯大林于1924年执掌苏联政权时，苏联仍然是个农业国家，但是13年后1937年时苏联工业已经是欧洲第一世界第二。普京于2000年执掌政权时俄罗 斯的相对工业条件远胜于1924年的苏联，但13年后俄罗斯的经济和工业没有根本性的起色。所以，普京并不是斯大林那样对西方有致命威胁的对手，也绝不是 斯大林那样的共产主义者。美国对待普京的态度和当年对待斯大林本质上将是不同的。正是这个原因，美国《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史无前例地攻击俄罗 斯的同时，也做出了如下姿态：“我们将继续敞开大门，与俄罗斯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加强合作，条件是，它选择不同的道路———也就是尊重邻国的主权和民主发 展的和平合作道路。”
在美国对俄制裁的背景下，如果美国离间中俄关系成功，如果中国给予俄罗斯的帮助和支持远远不能弥补美国的制裁所导 致的损失，如果中俄经济融合没有迈出实质性的关键步伐，那么当美国决定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时候，俄罗斯及民族主义者普京可能很快就会倒向美欧一边，在未来 的中美冷战和中美冲突中保持中立甚至倒向美国。当然，假如普京政权及俄罗斯被根本性削弱这一小概率事件发生，那么未来的局势对中国更加凶险。
因此，2014年俄美冷战及其相关的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可能都是战略“虚子”，真正的问题是中俄同盟关系是否能够借机得以确立和巩固。如果这一战略目标没有实现的话，无论普京政权最终结局如何，在未来的中美冷战中，中国将遭受比今日俄罗斯更大的压力和冲击。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以自身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超强的工业实力构建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为了应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威胁、防止共产主 义革命的蔓延，美国不得不援助日本和西欧经济的发展，以防止日本和西欧“变色”。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相对工业实力大幅衰退，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瓦 解。美国不得不充分发挥自身的军事优势、金融优势和意识形态优势与沙特等中东石油国达成协议，要求确保中东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并使石油美元以购买美国国债 的方式回流美国。美元通过与石油挂钩的方式延续了自身的霸权地位，美国也从一个“军事-工业复合体”转变成“军事-金融-文化复合体”。此后，世界市场上 的石油和大宗商品（其他如矿产、粮食等等）价格便由美国的华尔街在五角大楼的辅助下一手掌控。美国决定对苏（俄）施压时，经常唆使沙特等盟友通过抛售石 油、提高产量的手段，配以华尔街金融资本的投机炒作等方式使石油价格暴跌，以加剧苏联（俄罗斯）的经济困境。1986年（准备肢解苏联）、2008年（应 对俄格冲突）以及最近2014年（应对俄乌冲突）的石油价格暴跌，都有美国遏制苏联（俄罗斯）的因素。然而新世纪以来，美元货币一直高额超发，石油价格短 期暴跌之后，必然意味着长期性的高涨，从而带动矿产和粮食的暴涨。而美国则会在这一阶段加大对石油和粮食进口国如中国的打压和遏制，例如2007年前后、 2011年前后，中国在政治交接的敏感时期都处于高通胀阶段，而国际因素是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之一。
石油价格于2014年暴跌后，很可 能在2015年、2016年和国际粮食价格一样维持在低迷状态以稳定和刺激中国的进口份额。当俄罗斯向美国妥协两国关系缓和后，国际石油价格、大宗商品价 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很可能在2017年前后迎来新一轮的暴涨。由于盲目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尤其是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的非理性推进，此时的中国很可能遭遇 2014年俄罗斯所遭受的金融打击——货币贬值、资本外逃以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由于地方冒进的土地流转政策和城镇化进程，中国的农业已经日益陷入 危机，粮食进口量逐年大幅上升，国内粮食的价格已经深受国际市场影响。再加上2014年以来美国操纵的敌对势力以珠三角为基地，显著地加大了对中国劳工组 织和劳工运动的渗透力度……这一切都将给2017年前后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很大的冲击。
二、“颜色革命”发酵的内部机理
二战以来，美国先后遭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后，意识形态领域就成为了国与国、阶级与阶级之间斗争的主要战场。几十年来，美国利用颜色革命、信息心 理战等非暴力战争的方式颠覆中国的努力不仅没有停顿，反而愈演愈烈，其核心环节就是意识形态战争。在当前的中国，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经济新自由主义思潮 日益发展壮大，它在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同时试图干扰、误导和破坏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种局面不得以纠正，未来的中国很可能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 社会危机以及政治危机。
社会意识总是随着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中国当前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错误思潮之所 以愈发泛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有了非常强大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即私人尤其是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壮大、富豪寡头群体的出现以及整个社会的两极 分化。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矛盾冲突面前自然而然地采取了非常明显的“亲资本、远劳工”的立场，这就使党和政府面临阶 级基础被掏空的危险。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的富豪（虽然其财富主要来自大陆），由于其阶级本能，大多数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采取否定、怀疑以及实用主 义的态度。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外敌对势力的矛盾之间，他们则采取投机主义的策略甚至直接站在后者一方——少数富豪在特殊条件下可能会超越其个体和阶级利益而 将国家和社会利益放在首位，但是认为整个阶级都能如此无疑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幻想。
无论是针对苏联、东欧、中亚、拉美、中东还是中国，美国制造颜色革命的方式、手段和步骤主要如下：
第一，向目标国输出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即所谓“民主和平论”、“全球化和平论”、“永久和平发展论”等等），麻痹目标国政 府及军队对敌人警惕心态和斗争意志，利用对目标国尝试“缓和”和“接触”战略的时机进行渗透和分化，以最终达成“遏制”“围堵”的目的。假如美国与目标国 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如美国与朝鲜和伊朗之间），那么通过意识形态战争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通过美国政府部门和各种民间基金会进行学术和教育的交流和援助，控制目标国的高等教育，控制其知识分子阶层，进而控制其政策智囊、影响其国家政策设计。
第三，是向目标国输出经济新自由主义理论，使目标国经济私有化、自由化从而依附于西方垄断财团，整个社会财富分配也随之两极分化，这样目标国的资本阶层会亲西方，而底层民众则对本国政府也积累大量不满。
第四，激烈的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必然打破目标国原有的、传统的、适合国情的制度规则和治理模式，使政治权力获得最大程度的寻租空间，从而滋生难以解 决的腐败现象，而腐败的泛滥则又进一步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润滑剂和催化剂。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仅彻底否定了国家政治权力代表人民利益对市场经济和资本进行 干预和监管的合法权力，反而却进一步刺激资本反噬和控制政治权力，这将使原有的腐败现象进一步制度化。
第五，制造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毁灭目标国原有的历史观、价值观以及凝聚整个国家民族的信仰、信念及文化传统，使腐败和溃烂现象遍及整个社会。
第六，输出“新闻自由”等理论，控制目标国的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
第七，推动所谓的“公民社会”转型，控制目标国的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
第八，向目标国输出美国及西方的法律和法学理论，通过宪政民主式的政治改革破坏其政治体制，用变相的美式法律机制约束执政党和统治阶级的手脚，并在其执 政党和政府内部扶植代理人乃至代理部门，例如利用所谓的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控制其司法部门等等。（在各国颜色革命中，首先投敌叛变的往往是“法律党”，这 是美国在全世界进行输出宪政理论和西方法律观念的结果。）
第九，上述条件成熟后，美国会选择合适的地缘政治条件和时机发动*颜色革命。 以反对&*政府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名义，在上层和内部代理人的配合下，用“非暴力战争”的理论和战略战术武装异议反抗群体，利用各种 NGO和大众媒体煽动底层民众反抗本国政府，最终扶植起彻底亲西方的傀儡政权。
近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影响本来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现象。然而，美国向中国输出和推销的理论，很多都是美国本身已经抛弃的教条化、极端化的意识形态。因此，这些现象的背后不是通常的文化交流，而是一场纯粹的破坏性的意识形态战争。
比如，在美国外交及国际关系领域及在美国决策层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直是现实主义传统，美国时刻警惕着其他大国实力和权力的增长会危害美国的霸权，并积极采 取软硬各种手段进行肢解；美国历史上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导致美国工业崛起，但是却拼命向中国推销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理论，使美国的资本和商品 进入中国没有丝毫障碍，美国压迫中国开放自己的金融及工业，而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则严格限制；引导二战后美国及西方走向经济复兴的是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干 预主义，即便是八十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抬头，但美国及西方从未彻底摧毁国家福利体系；美国对外民主、自由、人权口号喊得震天响，强迫中国承认境内亲美的颠覆 性政治力量的合法化，但是美国对内镇压异己政治力量（比如共产主义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民族分裂主义运动、伊斯兰势力）从来都是极为血腥的……
同俄罗斯、东欧、拉美、中亚、中东等地区一样，美国与中国非敌非友的“和平”关系的确立，以及新自由主义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滋生、壮大及其对改 革的干扰，本身就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争的“开局”和“中盘”，眼下这场战争可能即将面临“收官”和“决战”的最后阶段，2014年台湾“太阳花运动”和 香港“占中运动”可以视作某种程度上的信号。
三、预防颜色革命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恶果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只要解决好执政党和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任何颜色革命的阴谋都不用害怕。
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问题，要注意治标和治本相结合。西方发动颜色革命、制造社会动乱的操作，一般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对今天中国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和阴暗面 进行夸张、夸大，甚至是制造谣言，借以制造动乱。这一层面问题可通过健全法律、加强监管，通过爱国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针锋相对的斗争，基本可以解决，但这 只属于治标。更严重的是，假如出现经济分配两极分化、腐败泛滥、民心党心涣散等社会肌体本身的问题，即使执政党在知识分子和舆论媒体上能够有效把控，但仍 然会丧失民心，敌对势力仍能够通过地下行动、秘密行动掀起巨大的风浪。因此解决意识形态问题不光是在意识形态、舆论宣传领域做文章，党建问题、经济问题、 民生问题更要注重。
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关键要夯实执政党的阶级基础。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情况看，第三世界的私人财团和新兴资产阶 级一般都具有明显的依附性、买办性特征，在国内执政党和西方霸权国家之间采取投机态度。以中国的情况为例，香港、台湾富豪大都在内地赚钱，但回去之后仍表 现出两面性，例如很多在大陆发家的台湾富豪支持台独等等，试图在美国和共产党之间两面投机讨好。即便是中国本土的富豪，也愈发展露亲西方的迹象。关键时刻 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共产党从根本上还得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及中产阶层。如果中国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发展越来越严重，底层民众在动乱时刻就不会站在党的一 边，就容易受西方敌对势力的误导和影响。这会是将来美国推动颜色革命的着力点。
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经济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其政治危 害远甚于经济危害。前者相当于得重病，尚能康复，但后者一旦发酵，则是致命的绝症。当前，敌对势力的一个重要做法就是把执政党与少数资本寡头和富豪进行挂 钩等同，对民众进行误导。这种误导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归根结底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不良影响和干扰。当前一些部门仍然继续推动 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色彩明显的有利于私人和外国垄断资本的经济改革政策，仍然继续重用那些声名狼藉的带有新自由主义标签的经济学家，这些行为实际上都 是在替未来的颜色革命煽风点火。执政党应高度重视敌对势力抹黑自身政治形象的问题，一个重要的解决方式是继续加大力度强调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 本原则，继续加大力度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继承。然而从根本上看，要彻底解决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经济恶果和政治恶果，需要在政治政 策和经济政策上双管齐下，使包括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真正相信执政党仍然是一个真正代表底层劳动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注：此文主要内容原是作者2015年初为一次形势研讨会所作的提纲。原文为1.6万字，此处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