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VS吴晓波的“侵权”官司，欲知结果尚需时日，但柳吴之讼事，令传记的主角吴敬琏置于聚光灯下，他那顶“泰山北斗”的纸糊高帽就穿帮了。原来号称“吴市场”、“学者的良心”的吴敬琏，自己就是一个怎么都伸手要，哪一头好处都要占尽的角色，他正是专制社会没有脊梁骨的知识分子典型。

　　根据吴敬琏女儿《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五七年反右时吴敬琏的父母均打成右派，年龄已27岁的的吴敬琏居然和父母“划清界限”，并毫不容情地“揭发批判”。到了1964年，中共组织批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年已34岁的吴敬琏是打棍子急先锋，他不惜用人身攻击去狠批孙冶方。

　　吴敬琏女儿这本书还披露，父亲当年不许妈妈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椅子。他多次对家人宣讲无产阶级的情操：“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这和“吴市场”有一丝一毫的相似吗?诚然，那都可以推诿给极左年代的极左思潮，但吴敬琏对待父母与师长的劣迹，绝对关乎人品的大是大非。

　　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是著名女报人，吴的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是《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的创办人。反右时吴敬琏与父母划清界限，到了吴晓波给他树碑立传时，他却声称自己具有宪政和改良的“家族基因”，因为母系邓氏家族都是宪政和改良的身体力行者;同样的话，柳红写《吴敬琏评传》时，他也对柳说过。倒是柳红事后直面历史事实，反省了八年前书中拔高和“过度诠释”吴敬琏的部分，因为邓氏家族并没有在泥沙俱下的革命狂潮中有什么超越时代的过人之处，相反吴敬琏的上一代人，多有分属国共两个阵营的投身革命者，如果说吴出自一个热衷于革命的家族，这倒可以成立，问题是“后文革”这三十年来，革命并不是一个好词语，回望前尘，革命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于被连绵的革命折腾得无比亢奋而后极端疲惫的中国，宪政和改良是一服固本培元的良药。吴敬琏若说自己不认同革命那条浑浊河流，完全可以成立，但实在不必编造出什么改良和宪政的“家族基因”。

　　吴敬琏更大的问题和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传记都无关，“吴市场”的尊号从何而来?岂知吴敬琏直到1983年中共十二大闭幕之后，他还在反对市场经济，批判“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见《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

　　这姑且算是思想观念滞后吧，但吴敬琏反思过自己以往的言论吗?不管怎样，白纸黑字俱在，吴至少不能否认。他矢口否认的是另一段极不光彩的事迹——1988年，张五常陪同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访问北京，zhaozy设宴接待，当时赵和弗里德曼同桌，张五常和几个经济学家在另一席，其中有吴敬琏，席间吴敬琏大赞赵而大贬李p。吴这番话是说给谁听的?在那个场合是否适宜?这都不去深究。然而第二年风波骤起，岂料枪声才落，吴敬琏就急急写下洋洋数千言揭批赵的文章。其实那时候邓小平还未想好要怎样发落赵zy，倒是李对吴敬琏的批判檄文如获至宝，旋即内部印发给中直机关某级别以上的干部阅读。吴敬琏这一把押对了，但做的毕竟是亏心事，吴对外从来不承认他写过这篇东西。恰好邓小平一句“不争论”令批赵刹车，吴敬琏的檄文没有扩大散发，但看过的人着实不少，要彻底抹去这段劣迹，是做不到的。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宣告江泽民“反和平演变”运动的终止，市场经济再掀大潮，吴敬琏的“吴市场”这才当时得令，走红一时。吴的虚伪本色不改，他既任国家证券委的评审委员，又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顶戴著名经济学家头衔的吴敬琏，难道不清楚在西方这是不能容许的犯罪行为?即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红墙之下，这也是严重犯忌的制度性腐败，但吴敬琏长袖善舞，乐在其中，却扮演“学者良心”的角色，既为高度掠夺的权贵经济张目，也偶尔为俯仰由人穷人说说话，唱唱“社会公平”的高调。于是，吴敬琏名利双收，既是泰斗，又是巨富，还是清流，真是阅尽人间春色!

　　(本文摘选自赵燕侠《变脸“泰斗”——吴敬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