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也是他所创建的新中国进入第64个年头，是在他身后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第35年。当年，毛泽东开始了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如今，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的接续探索，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开始有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抚今追昔，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和理解毛泽东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
一、永远铭记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发展进步，为最终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样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凤凰涅槃”式的曲折探索，要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会经历更长的艰难探索，甚至还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毛泽东的探索，可以分为成功的方面和不成功的方面。成功的方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不成功的方面，从反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我们首先来看毛泽东探索的成功方面。
第一个历史性贡献，创造性地探索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1](p.693)这是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所作的概括，表明了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对新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
如果说，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前人的突破完成的；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确立，则主要是通过对自我的突破实现的。
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原有设想，到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次认识上的飞跃。这个过程，实际上既是不断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不断解放思想，在理论上超越自我的过程；也是不断认识中国国情和特殊规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过程；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实现中国社会20世纪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实现了以下突破：一是在国家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上，突破了先打基础、再过渡的框框，创造了工业化和改造同时并举的道路；二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上，突破了一举过渡的框框，变成为逐步过渡，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三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突破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框框，创造出初级社、高级社等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地区特点的过渡形式；四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上，突破了单一国有化的框框，创造出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避免了“流血革命”；五是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突破了单一国有制，形成了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以上五个突破集中到一点，就是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里，走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路，解决了社会变革与物质基础、和平过渡与阶级斗争的矛盾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落后的农业国里，能够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人民政府的高度威信，在短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难以想象的奇迹。这场社会主义改造来势迅猛，却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没有抵制这场改造，反而心情比较顺畅地接受了改造；工农联盟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但没有瓦解，反而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这些都说明了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本国实际，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也是毛泽东的成功。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一次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此之前，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得到全面确立。这些制度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因而能够不断坚持发展直至今日，成为毛泽东留给新中国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第二个历史性贡献，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混乱之际，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科学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开启了“以苏为鉴”的思想解放运动。
1956年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实现之年，也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之年。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思考。这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斯大林评价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风潮面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为其所动，而且旗帜鲜明地顶住了这股逆流，澄清了是非，稳住了阵脚，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分为二地分析了斯大林的功绩与错误，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与教训，并且以此为鉴戒，开始了独立自主地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出现了勃勃生机。
一是深刻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思想根源，认为其主要在于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表现为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并且提出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分析错误的基本原则，顶住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思潮。
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2](p.20)
毛泽东看出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严重危害性，指出：“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对斯大林的错误，大家心里都不会好过。”[2](p.65)正因为如此，1956年4月和12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历史文献，顶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逆流。
二是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他率先提出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并且提出对于苏联走过的弯路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反复强调：“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2](p.64)
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防止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现象发生。他提出：“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2](p.19)这些思想，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发挥。
毛泽东从苏联的教训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要“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3](p.227-228)
毛泽东还根据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批评了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矛盾存在的观点，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并且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的。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献，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逆流的关键时刻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而且开启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而艰辛的探索。这一历史性贡献，深深地镌刻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丰碑之上，深深地镌刻在新中国发展的历史丰碑之上。
第三个历史性贡献，率先开启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并先后发表了两篇划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文献。
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同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互为表里、紧密联系的。苏联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借鉴；苏联的失误教训，需要中国吸取避免。正因为如此，在主持形成《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同时，毛泽东先后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重要文献，为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
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开端。他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p.44)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新方针。《论十大关系》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成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提出要注重远景规划的思想。在他主持和支持下，先后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对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又一篇代表作。如果说《论十大关系》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经常遇到的基本关系，这篇著作则将关注点进一步集中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突出矛盾上，因而更触及了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方面，表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规律的探索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破天荒地把“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引入人们的视野，并把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了出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贡献，至少有以下六点：
一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学说，深入剖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状况，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学说，为新中国国体及其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以及发展和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理论，也是以此为根据而概括提出的。
二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中，找出最具有本质特征和影响全局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社会矛盾)，进而创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这一学说的创立，不仅为正确观察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指明了方向，而且为统筹兼顾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是在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中，深入分析了最具代表性的一组矛盾，提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论断，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新的理论依据。
四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指导，提出了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
五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六是从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统筹兼顾思想。
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理论和方针，毛泽东充满了自信：“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2](p.291)
第四个历史性贡献，毛泽东在认真纠正和反思“大跃进”错误中继续探索，阐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若干原则。
毛泽东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预想不到的是，随后的探索道路并不平坦，而且犯错误的主导者是毛泽东本人。经过“大跃进”的严重挫折，毛泽东头脑渐渐冷静下来，在纠“左”的实践中开始了新的理论反思。
从1959年到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在反思探索中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若干原则主要有：
一是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划分阶段的问题，提出了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论断。在经过了超越发展阶段带来的“共产风”之后，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4](p.116)
二是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经过了取消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带来的“一平、二调、三收款”之后，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2](p.435)他还提出：“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4](p.34)
三是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在经历了否定综合平衡规律带来的严重比例失调之后，毛泽东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4](p.73)他还指出：“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4](p.80)
四是论述坚持民主集中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极端重要性。在经历了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普遍不敢讲真话之后，毛泽东指出：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五是重申深入调查研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极端重要性。在经历了唯意志论的“浮夸风”和“瞎指挥”之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还表示：“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4](p.237)他还在审阅一篇文章时概括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5](p.890)这是毛泽东时代对真理标准问题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最经典的概括。
六是从认识论上提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变问题，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在经历了从头脑发热到逐渐冷静下来之后，毛泽东反思走过的弯路，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4](p.198)他还指出：“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4](p.326)
毛泽东在反思探索中，深感理论创新的必要。他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4](p.109)
“事非经过不知难”。和以前的理论成果不同的是，上述认识都是在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之后，在尝到了违背经济规律造成的苦果之后，通过痛定思痛得到的，来之不易。
第五个历史性贡献，在初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完整设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没有立即提出“现代化”的目标，当时的提法叫“工业化”。当时的设想是，“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6](p.207)1955年，又提出准备用50年的时间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6](p.390)到了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p.268)这是比较早地提到“现代化”目标的一次讲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又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4](p.116)这一提法，已经非常接近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现代化目标的提出，表明党对工业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还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4](p.116)这表明，“大跃进”的教训对他来说，是极其深刻的。
“大跃进”中片面强调钢产量指标的教训表明，赶超发达国家，关键的问题还是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仅仅是几项经济指标。毛泽东意识到这个问题，表示：“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4](pp.124-125)
按照原来的估计，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大概需要50年时间。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一个新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4](p.302)从50年推迟到100年，这不仅是时间上的调整，也是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调整，变得比较稳妥，比较切合中国的实际。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郑重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审阅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行赶超战略的基本思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4](p.341)在这里，毛泽东把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作为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是很有眼光的。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还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4](p. 351)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这句话，可以说是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部经验的总结。
二、值得吸取的沉痛教训
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但不是没有错误。其中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在1966年至1976年领导发动了历经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给党和国家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失，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对实际情况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二是基于这种判断形成了完全脱离实际的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了严重的错误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由此出发，毛泽东错误地将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对党忠心耿耿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视为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错误地认为党内存在着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判断，并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利用，酿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上，错误地将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将“抓革命、促生产”作为主要任务，势必会背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而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混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在处理党内矛盾和意见分歧上，错误地将探索中出现的党内正常意见分歧视为严重的路线斗争，视为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势必会背离党内民主集中制和正常政治生活准则，而将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会得出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结论，从而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上，错误地夸大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混淆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原则界限，势必会背离对人民实行最广泛民主与对极少数敌对势力实行专政相统一的正确轨道，而要在新的国家机器已经为工人阶级及其先进政党所掌握的条件下，搞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实现途径和方法上，错误地夸大了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作用，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的方法，势必会使群众运动脱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轨道，不但达不到彻底暴露和解决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阴暗面”的目的，而且会被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所在。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位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就造成了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对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决不能用否定一切的态度来对待，更不能错误地归结为“权力斗争”和“个人品质”，而要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正如邓小平所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7](p.346)
早在延安时期的1945年7月，毛泽东就对黄炎培先生说过，中国共产党可以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律”，那就是让人民起来监督自己的政府，使政府不致政息人亡。新中国成立前夕，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告诫全党同志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防止党和国家脱离群众、腐败变质作过不懈的努力。我们既要牢牢吸取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及其严重教训，又必须十分珍视毛泽东关于党和国家拒腐防变的宝贵思想遗产。如何确保党和国家拒腐防变，至今仍然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我们要认真地分析毛泽东是如何从一个本来正确的命题出发却得出错误的结论，牢牢吸取在这个问题上的“左”、右两方面教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改革开放新的实践来努力破解这一重大课题。
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成功地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的雏形，已经展现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之中，即以下十条基本经验：
第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第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第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
第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
第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第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第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
第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第十，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这十条基本经验，既坚持了毛泽东正确的探索成果，又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为在新时期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三、不容否定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就毛泽东一生来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就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生涯来说，他的贡献也是第一位的。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始人。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破天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制定了第一部共和国宪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者。在他的领导下，开启了走自己道路、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必要的经验积累和理论准备。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艰苦创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是中国国防现代化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创始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彻底告别了“有边无防”的年代，给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初步建设起现代国防工业，高科技领域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取得突破性进展，人民解放军实现了从单一兵种到多军种、多兵种的历史性转变，为新时期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性跨越积累了经验。
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和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外交以打破西方封锁、为国内和平建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为突破口，发展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创外交新格局，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创造了必要条件。邓小平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7](p.172)
毛泽东是前无古人的中华民族英雄。在他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屈辱史，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共和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了东方和平与世界和平。正因为如此，新中国赢得了广大亚非拉美民族独立国家的尊重，被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榜样。正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不懈的努力下，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无愧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奠基人，无愧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无愧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探索者。没有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及其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发展及其重要成果，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没有毛泽东为新中国奠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的独创性历史贡献，为新中国的创建和发展作出的独创性历史贡献，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筚路蓝缕的历史贡献，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将永远铭记人心，彪炳史册。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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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