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这一论断对分析当前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在阶级社会里，离开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不能认识复杂政治现象的本质
自原始社会瓦解以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在阶级社会里，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纷繁而又不断更换的现象，似乎混沌一片，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人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朴朔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正如列宁所说的：“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列宁选集》第4卷第30页）马克思主义者在谈论阶级社会的一切社会问题时，始终不能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因为“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32卷第240页）
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治敏感性，他们对阶级斗争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有着十分明确而清醒的认识。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的大使马特洛克写的一本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就是一个证明。这位曾经亲身经历并大力促成苏联解体的外交大使有一段十分精彩而又令人深省的论述，他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9页）他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抓住了一个要害问题：抽掉了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连西方都可以认可的那种社会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一当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马特洛克就放心了，他看到戈尔巴乔夫已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预感到苏联很快就会变成“别样的社会”，即美国也可以认可的社会，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事实已经证明，马特洛克这种看法和预感的理论逻辑是正确的。显然，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意义的认识，远比我们队伍中熟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在分析现实问题时往往忘却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人，要深刻得多。
只要存在阶级斗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是研究一切重大问题的不可缺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在当前时代，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把消灭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时而采用军事手段，时而采取和平演变办法；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斗争，也从未停息过。在我国国内，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但阶级矛盾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这种阶级矛盾有时表现为敌我矛盾，有时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仍是观察和研究国际国内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抛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不能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预见未来的走向，提出正确的对策。然而近年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淡薄了，仿佛一提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泛滥起来，甚至把“和合哲学”作为分析问题的指导思想，抹杀客观存在的矛盾和斗争。例如，只讲科学技术进步、知识经济等等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而不讲生产关系的作用；只讲各种资源的流动和配置，不讲它们背后的阶级利益的驱动；只讲各国之间的对话、接触、经贸往来，不讲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只讲国内多种经济成分的合作，不讲它们之间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如此等等。这种理论动向，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本文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几个现实的国际国内问题，求正于大家。
苏联演变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对苏联演变过程进行阶级分析，才能科学地研究其原因，正确地吸取其教训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政局发生剧变，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悲剧，它使得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跌入低潮，也使得国际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一具有长远的带全局性影响的历史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
经常看到一种观点，认为苏联演变是社会主义实践中长期积累的各种问题的总爆发，“社会主义搞得不好，当然要垮台”。他们列举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种种失误和弊病，例如经济结构与经济体制中的问题，政治生活中的错误（尤其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民族关系处置失当，外交政策中的霸权主义等等，进而得出结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失败的，苏联的演变和解体是现实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失误和弊病自然而然地导致的结果，因而是必然的，与阶级斗争无关。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第一，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确犯过许多错误，存在许多弊病，但是这些失误和弊病在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中是支流，是处于第二位的，他们的成就是主流，是第一位的，总起来看，应该“三七开”，决不能说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因此，这些失误和弊病只能说明改革的必要性，不能证明垮台的必然性。第二，这些失误和弊病是苏联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敌对势力可以利用这些失误和弊病，加以渲染和夸大，搞乱党员和人民的思想，煽动群众，制造政治动乱，以便乱中夺权。但这些失误与弊病只是为敌对势力颠覆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它们与向资本主义演变之间不是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联系。如果执政的共产党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完全可以克服错误、消除弊端，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苏联的演变从根本上说，是资产阶级在苏共内部的代理人戈尔巴乔夫之流迎合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内敌对势力的需要，提出并贯彻一条错误的路线——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打一个比方来说，苏联好比一个得了并非绝症的疾病的巨人，如果医生对症下药，是完全可以治好疾病、健康地生活的，但他却碰到了庸医，开错了药方，结果给治死了。这能怪他生了病吗？只能说是庸医杀人，责任在于医生！苏联政局发生剧变、社会制度发生演变，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了失误和弊病（这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不可避免的），而是由于党的路线的错误所造成的，戈尔巴乔夫等人难辞其罪责。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并不是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激烈的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质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苏联国内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包括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党内新修正主义分子（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这样三股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起，共同向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发动的猖狂进攻，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正是由于盘踞党内领导职位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叛卖行为，在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一方面瓦解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队伍，使得他们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在敌对势力进攻面前毫无抵抗力，束手待毙，另一方面支持和助长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帮助他们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苏活动，最终使他们能够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毫无障碍地夺取了政权，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凡是经历过这一段历史时刻并认真观察当时事态发展过程的人，都会感受到这种斗争的激烈程度，都会被当时犹如万花筒一般变化莫测而又惊心动魄的一个紧接一个的政治事件所震惊。把这一过程描绘成一种波澜不惊的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是故意歪曲历史事实。因此，只有如实地把苏联演变过程看作阶级斗争的过程，研究阶级力量对比为什么会发生不利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逆转，才能真正找到苏联演变的原因，并从中吸取教训。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像苏联演变这样重大而复杂的政治现象，是抓不住问题的实质，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把苏联演变过程作为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来观察，我们就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演变的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即这一过程显示这样的“三部曲”：第一步，敌对势力从意识形态入手，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他们抓住社会主义实践中某些失误和弊病做文章，污蔑和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动摇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搞乱了他们的思想，涣散了党的组织；第二步，敌对势力利用党员和人民群众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机会，煽动群众，不断组织游行、示威、集会、罢工、罢课等活动，并成立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制造政治动乱，一步一步地夺取地方政权和中央政权，直到解散苏共、肢解苏联；第三步，敌对势力利用夺取到的政权的力量，把公有财产实行私有化，恢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详细分析这一过程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只想指出一点，为了找出苏联演变过程这样错踪复杂事件的规律性联系，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述、政治事件的罗列上，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才能做到这一点。
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两手”：一手是想整垮我们，一手是与我们接触。我们必须用“两手”来对付美国的“两手”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在50、60年代主要是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甚至发动侵朝、侵越战争，力图压垮我们。这一政策显然失败了。从70年代起，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美国改变了策略，开始同中国接触，发展经济贸易往来，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合作。单从经济上来讲，这也是符合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资本家总是要赚钱的，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潜在市场对他们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在其他国家竞争的压力下，美国出于现实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不得不同我们打交道、发展关系，不这样，生意没法做，不能在中国市场上赚到钱。但是，这种变化决不是意味着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改变了，仿佛只要我们顺从美国的意志，听美国的话，美国就会帮助我们搞建设，由此中国经济就可以得到迅速的发展。有一位完全丧失中国人骨气、向美国摇尾乞怜的人甚至认为，应该甘心当美国的孙子，在外交上实行“孙子路线”，说什么如果这样做，中国早就实现了现代化，只可惜我们同美国对抗，错过了现代化时机。他说，应该承认美国是世界的领导，只能听他的话，不能违抗。对于这种人丧失起码国格、人格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我们无需说什么了，我们只想从理论上说一点，他忘记了美国是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是榨取本国工人阶级和不发达国家劳动人民的血汗的吸血鬼，而不是向穷人施舍的慈善家。甘心当美国的孙子，在经济上只会陷入原料产地、成品销售市场的殖民地境地，我国解放前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不仅决定了它是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同我们发展经贸往来的，在平等合作的背后隐藏着不平等的剥削关系，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在社会制度方面，美国帝国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讲是对立的，因此，他们主张同我们“全面接触”、“发展关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对中国的政治产生影响”，促使中国从内部发生西化、分化，使中国发生类似于苏联的那种变化。用美国总统小布什的话来说，就是要“利用经济接触来促进自由”。这也就是在“六·四”以后美国就对华政策进行讨论时，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的尼克松竭力主张同中国保持接触的根本原因。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始终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这一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变化的只是其表现形式、方法、手段。现在，这种本性，集中反映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即“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上，这是当前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突出表现。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那种只提“反对霸权主义”而不提“反对帝国主义”的说法，只会模糊我们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视线，导致我们看不清事情的本质，这是极其有害的。
需要指出的是，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通过各种途径把美国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带进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密切的关系。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不断发展、日益富强。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施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这种政治图谋是绝不会改变和放弃的。
所以，美国对华政策是“两手”：一手是想整垮我们，另一手是与我们接触。这两手不是并列的，前一手是根本的、战略性的，后一手是第二位的、策略性的，从属于前一手。针对美国的两手，我们对美政策也应该有“两手”，这叫做用“两手”对付“两手”。我们在对美关系中必须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该硬的时候就要硬。要认清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决不允许它的西化、分化图谋得逞。在事关原则的问题上，该顶就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20页）当然斗争要讲究艺术、策略，注意分寸，要有理、有利、有节，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必要时也可以作点妥协。同时，我们要准备同美国长期打交道，还要与它作买卖，利用它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开发它的市场潜力，借鉴它的管理经验，目的是发展自己。我们用“两手”对付美国的“两手”是长期的政策，其中斗争是绝对的，这是由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的性质决定的；接触、合作、妥协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是为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开展斗争服务的。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就可以看清楚事情的本质，自觉地运用“两手”来对付美国的“两手”。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利用它提供的机遇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垄断资产阶级实质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时候，面临的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
经济全球化，尽管专家们对此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但基本含义是清楚的，那就是指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配置这一客观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的结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经济和提升综合国力上来，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使世界市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都大大缩短，为全球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最为便捷的手段，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是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地发展，我们必须参与和利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否则有被“边缘化”的危险。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全球化带来了吸收外资、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条件和机会，带来了出口商品、对外投资的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带来了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压力和机遇，促进了民族企业的成长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我们紧紧抓住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就有可能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实现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历史性跨越。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一种“陷阱”，因而拒绝参与并自外于全球化这种趋势，闭关锁国，势必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阻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但是，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实现的，因而从总体上讲是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由少数发达国家制订的，体现经济全球化的组织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是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作为经济全球化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主要是少数发达国家拥有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利弊是不相同的。表面上看，在世界市场上一切都是自由、平等的，然而市场经济是实力经济，市场竞争是实力竞争，对于经济实力不相同的国家来说，这种竞争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实际上的不平等，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特点。好比一个小孩同一个壮汉进行拳击，尽管规则是平等的，他们之间的胜负却不战自定。参与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都有好处，说是“双赢”，然而这是一个得到“9”、一个得到“1”的局面，主要受益者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导致南北贫富差距扩大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从1983年的43倍扩大到2000年的60多倍。发达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6，却垄断了全球近80%的收入。2.2万个亚洲劳动者的年工资总额还不如美国耐克公司付给一个名人的广告费多。最不发达国家10年前为36个，5年前为42个，现在则增至48个。这说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财富不断集中的过程，连基辛格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这实际上反映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的剥削的加深，它是由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并不会因某些人的主观愿望而发生改变。
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分析往往停留在经济、资源配置这一层次上，其实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它背后隐蔽着的政治目的，即应该从基本生产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否则不可能全面地理解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真实含义。早在世界市场形成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指出，资产阶级在扩展世界市场的同时，总是竭力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强加给别人。资产阶级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的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今天，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之所以竭力在全世界推行经济全球化，其政治目的同他们的祖先一样，是为了按照自己的面貌和要求改造整个世界，在他们的眼里，对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重要手段。克林顿对此是毫不隐瞒的，他说，“全球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我们的相互依存要求我们想方设法迎接增强我们的价值观的挑战。”美国国务院提出了另一种全球化，即要在美国领导下编织“跨国人权网”。即使是说到经济全球化，他们也把“私有化、自由化、非调控化”作为核心内容。一句话，他们要通过经济全球化把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给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对此，我们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
所以，我们对待经济全球化应该采取冷静、理智的态度，在看到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并给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必须对这种趋势进行阶级分析，看到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垄断资产阶级实质。因而在积极参与和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一方面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制订正确的对策，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损失的最小化；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反和平演变斗争，粉碎美国借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但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其根本原因是美国政治上推行霸权主义、经济上推行新殖民主义
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过了一年，他把南北问题概括为“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必须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的这一基本判断。他是说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面临的、并必须解决的两个突出的问题，而不是说现在和平与发展问题已经解决，人类已经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的时代。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是各国人民共同的强烈愿望，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我们要顺应世界潮流，高举和平的旗帜，高举发展的旗帜，在国际上树立维护和平和致力共同发展的形象。但这并不是说，和平与发展已成为现实。
提出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方面意味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可能实现和平。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提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到80年代，邓小平同志仔细观察和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因为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安排好，不敢动，而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既包括第三世界，也包括发达国家的人民。世界上真正支持战争的人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战争的危险依旧存在，和平问题还没有解决。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垄断资产阶级出于追逐利润的需要，总是要侵略、奴役、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的，必要时就会动用武力。现在天下仍很不太平，争取和平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和斗争的。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中的超强力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人道主义”、“人权”的旗号对别国的政治进行干涉甚至武力侵犯时有发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科索沃战争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世界人民必须通过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作坚决的斗争才有可能实现和平。“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这才是在和平问题上的全面的观点。
对发展问题也应该这样看。邓小平同志在接待外宾时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障碍。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毫无疑问，南方面临着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落后的问题，而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如果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因为“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106页）然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和阶级局限性，使得他们不可能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他们对第三世界推行经济上的新殖民主义。在掠夺原材料、剥削廉价劳动力、发放高利贷款的基础上，第三世界的资金以高额利润的形式流向发达国家，从而使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更为恶劣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经常以邻为壑，把经济危机转嫁到不发达国家身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南美金融危机就是一例。出现这种状况并不奇怪，这是由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他们不是慈善家，而是贪婪的剥削者。所以，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只有同垄断资产阶级推行的经济上的新殖民主义开展斗争、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才能解决。
可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它反映了世界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善良的愿望，也是我们要竭力争取实现的目标，但还远不是现实。1984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国际上两大突出问题，1990年他说：“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到1992年他更是明确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同上，第383页）只讲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而不讲至今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这并没有全面地反映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要使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发展的愿望变为现实，关键是要扫除解决这两大问题的障碍。坚定不移地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军事上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经济上的新殖民主义作斗争，才能改变“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的状况，才能实现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愿望。这是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观察和平与发展问题应该得出的结论。
在我国国内，阶级斗争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研究这一范围内出现的政治现象，仍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全国解放以后，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党的中心工作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条件，我国国内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80年代下半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几乎动摇政权基础的政治风波就是一个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之所以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阶级矛盾不存在了，客观现实是阶级矛盾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而是因为它把阶级矛盾看作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的。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否定阶级矛盾的存在。对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我们仍然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进行观察和研究，并制订相应的对策，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发展。
在我国，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将是长期的现象，这是因为阶级矛盾赖以产生的土壤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失。从国际条件来看，我国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挟着军事上、政治上、科技上、经济上的优势，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推行和平演变，力图使我国从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同时它们利用自己的优势条件，竭力遏制我国统一、强大和发展，这一图谋也决不会放弃。只要我国坚持社会主义，这种国际范围内的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在对外开放的格局下，国际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国内来。1989年政治风波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插手干预，动乱精英分子几乎全都与西方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最后纷纷跑到西方去从事反共反华活动，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现在不是有人代表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充当他们的代理人，为他们控制我国国民经济而奔走四方吗？不是有人拿着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泡制的“民主化、私有化、自由化”的改革方案，当作济世良方推荐给国人吗？不是有人打着自由主义旗号，鼓吹21世纪是自由主义时代，要求“以英美为师”，回归到资本主义这一“人类文明正道”吗？显然，类似的斗争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持续很长一段时期。
从国内条件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政治、经济、思想各条战线上的形势，与五、六十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上，我们打破了“一大二公三纯”的局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情况。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需要的，我们应该坚持不仅允许而且适当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是，不能不看到，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不仅存在相互一致的方面，即相互合作、共同为发展国民经济作出自己的贡献的方面，而且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方面，这是客观的现实，不容忽视。尤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由于经济性质的不同，各自追求的根本利益不同，矛盾和斗争的一面更为突出。现在，私营企业达到150.9万户，雇工1700万人，资产总额10287.3亿元，远远超过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以前民族工商业的规模（1956年私营企业只有16万户，雇工250万人，资产总额折成现在的人民币为210亿元）。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显然已经出现。这个新的资产阶级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形成的，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因而并不可怕。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个阶级与工人阶级是存在矛盾的。应该学会领导它，自觉地制定正确的政策，一方面充分利用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注意限制它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消极影响，引导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尤其要注意防止它与公有制经济争夺主体地位、与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在这方面，决定性的问题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和主人翁地位，把资本主义性质经济的发展纳入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劳动人民的轨道。我们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抛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不能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是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必然产生多种意识形态。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就必然有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理论，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当前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早在50年代中期就预料到了。他指出，在大规模的急风骤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过去以后，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并没有消失，在这方面仍然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思想理论阵地，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去占领；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必然去占领。这里没有什么“真空”，也不可能保持“中立”，任何妥协、调和都是对非无产阶级思想、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支持和纵容。对于思想理论战线，我们必须有强烈的阵地意识。要知道，敌对势力总是从意识形态入手，散布歪曲党的历史和否定社会主义实践的言论，搞乱人民思想，进而制造动乱、乱中夺权的。苏联的演变就是这样的。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社会也涌动着一股冲击思想理论阵地的暗流。前一段时间，有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攻击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是“不断地杀人、轮回地杀人的历史”；有人公开宣传多党制、议会民主等那一套西方式政治制度，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有人主张私有化，说什么“人间正道私有化”，高喊“私有制万岁”的口号，攻击和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有人提倡意识形态多元化，宣布马克思主义只是诸多学派中的一派，要求不同学派“自由竞争”，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类似的言论，一时充斥报刊，形成了一股严重影响人们思想的思潮。这股思潮的出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挑战，是同马克思主义争夺思想理论阵地，其实质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理论阵地，决不能搞什么指导思想多元化，否则就会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给党和人民带来极大的危害。
应该看到，在我国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除了少数坚持敌对立场而又触犯刑律的人属于敌我矛盾外，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一类矛盾，我们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处理，涉及到法律问题也应该依法办事。然而，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这种人民内部矛盾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还是有原则区别的，因为它带有阶级矛盾的性质。我们在观察、分析和处理这一类人民内部矛盾时，仍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会因为这类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