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西方国家一直标榜本国民主，实际上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与其说是民主政治，不如说是“钱主政治”。
今天西方国家的民主，是垄断大资本统治中小资本和劳动力的工具。这种制度不过是一种新的压迫形式，即拥有巨额财产的极少数人压迫一无所有的绝大多数人。
说明西方民主制度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需要证明四点：一是要说明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存在尖锐对立的冲突;二是国家政策可以维护某一方的利益，而损害另一方的利益;三是要证明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的利益，成为政治决策的根本依据;四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多数人既无法通过选票，也无法通过街头运动等手段对这种政治制度进行修正。
(一)
阶级社会中，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始终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奴隶主要蓄奴，奴隶要自由;领主要初夜权，农奴要解放;地主要收租，农民要耕者有其田……奴隶与奴隶主、领主与农奴、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始终处于尖锐对立之中。
西方社会，极少数社会顶层与绝大多数社会底层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金钱可以卖到一切的社会中，拥有大量财产的极少数人会迅速垄断生产生活资料，向其他社会成员要求各种利润。现实之中，依靠各种手段完成原始积累的少数人，并不会回馈社会，而是会考虑如何进一步发大财。他们会使用各种手段压低工资水平和中小资本利润律，提高生产、生活成本，提高自己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的份额。
与奴隶社会赤裸裸的人身奴役、封建社会地主强行占有土地剥削农民不同，西方社会中的激烈利益冲突，隐藏在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和天经地义“契约精神”之中。
这些华丽的辞藻的背后不变的是的丛林法则。直观的表象是大部分人的损失成为少部分人的利润，社会迅速两极分化：极少数人以天量巨额财产为分配依据，压低工资水平，提高生活成本，在社会分配中获得极大份额，积累大量资本迅速暴富;多数人以劳动力或有限的少量资产为分配依据，工资下降、生活成本上升，朝不保夕，长期陷入贫困之中。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明知这种交易是对自己不利的，却不得不进行交易，因为廉价出卖劳动力和商品，总比饿死或者企业倒闭强。
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处于社会对立两端的人群的收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生产、生活必需品价格下降，工人工资上涨、中小资产所有者的利润上升，巨额资产所有者的利润便会下降。反之亦然。
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今天的西方国家，贵族已经衰落，极少数大资本家取代了贵族的地位，社会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集团：极少数拥有天文数字的财富、控制生产生活资料、不劳而获的社会顶层和绝大多数以出卖劳动力为主要生活来源、辛勤劳动、穷苦一生的社会底层。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共产党宣言》]
这样的社会中，以血统为依据的贵族特权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以财产为依据的贵族特权。表面上，废除了封建特权的社会人人平等。实际上，从深层次看，在一切生产生活资料都能在市场买到且绝大多数人都成为雇佣劳动者的社会中，拥有巨额金钱即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这样的人，必然拥有远远超出其他社会成员平均水平的社会权利，亦即特权。或者说，人人皆平等，少数人更平等。
相比以血统为依据的特权，财产的特权同样可以通过遗产继承传序下去，却隐蔽得多。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统治关系，以私有财产的产权为依据，以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经济基础，以西方民主制度为上层建筑。
在这样的社会中所谓公民的共同利益注定只局限于极小的范围内。
(二)
大多数国家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参与社会分配，比如：税收、支付、补贴，直接参与社会分配和再分配，而立法、司法、行政等行为，则维护现有社会分配制度，间接参与社会分配。
羊毛出在谁身上，补贴给谁，是参与直接分配的关键。比如，小布什一面削减社会顶层的税收，一面削减社会底层的基本福利，这种财政改革必然调整社会顶层与底层的分配关系。再比如，对中低档生活必需品增税，对奢侈品免税，必然增加社会底层的负担，减少社会顶层的开支。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美国建国以后，长期维持高关税政策，对输入品征收高额关税，这样做必然提高英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增加南部农业区使用工业制成品的负担，增加北部工业区制造的粗劣商品的利润。再比如，19世纪初，英国长期推行谷物法，限制谷物输入，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工人的生活支出和资本家的工资支出，维护大地主贵族的利益。
国家维护某种分配制度，就是维护某个集团的经济利益。一切社会分配均以国家支持为基础。比如，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冲突中，支持黄世仁的法官可以说：“契约神圣。杨白劳自愿立约，理应遵守。现在杨白劳无力偿还贷款，黄世仁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失。为此，黄世仁有权要求杨白劳以喜儿抵债。综上所述，本法庭正式裁决：支持黄世仁的合法要求，喜儿成为黄世仁家丫头，直到杨白劳偿清债务为止。在此期间，黄世仁有权对喜儿提出各种行为要求，喜儿不得违抗。”支持杨白劳的法官则可以说：“黄世仁长期收取高昂地租，无偿占有杨白劳的劳动，使杨白劳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成为债务奴隶。为了达到霸占喜儿的目的，黄世仁在明知杨白劳无力偿还的前提下，故意向杨白劳借贷利率远高于法定水平的高利贷。在杨白劳宣告无力偿还高利贷时，黄世仁竟然提出以喜儿偿债的要求，企图侵犯喜儿的人身自由。综上所述，本法庭正式裁决：对黄世仁提出以喜儿偿债的要求不予支持;黄世仁应退还杨白劳以往累计缴纳地租的本金及利息;杨白劳应在力所能及的时间内偿清所欠黄世仁债务的本金，对本金以外利息部分不予支持;驳回黄世仁对占有喜儿人身自由的要求。”两位法官的判决，听起来都有道理，但是对黄世仁、杨白劳和喜儿，则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再比如，《威尼斯商人》中，债主夏洛克提出要求按照契约从债务人安东尼奥身上割取一磅肉。安东尼奥的好友波西娅找到契约的漏洞，提出夏洛克只能割取安东尼奥的一磅肉，而不能流一滴血。最终，夏洛克败诉，损失了巨额财产。在这个故事中，波西娅自然是聪明伶俐，但庭审的关键却不是波西娅，而是公爵认可波西娅对“一磅肉”的解释。所以，在庭审过程中，公爵对基督徒的偏袒和对犹太人的歧视，才是安东尼奥赢得官司的关键。
事实上，没有西方国家对私有产权和契约的支持，西方社会那种导致悬殊贫富差距的经济制度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可以讲，国家支持私人无限占有生产生活资料，支持契约关系，是这种经济制度长期存在的前提。
除了对产权的直接支持，还有许多政策，也直接影响社会分配的结果。比如，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工会长期处于非法、半非法的状态。再比如，雇用童工、不提供基本劳动安全保障和每天12小时工作制，则是长期合法的。无疑，允许工人成立工会，禁止雇用童工，提供基本劳动安全保障和实行8小时工作制，必然会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待遇。当然，也必然会削减大资本家的利润。
控制巨额财富的少数人往往推崇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守夜人”型政府，这是因为政府参与社会直接分配越少，金钱直接控制的社会分配越多，社会权力越大。只要国家维护产权和契约，站在黄世仁和夏洛克的一边，金钱便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利用交易控制其它社会成员。除此以外，对金钱来说，都是多管闲事。
所以，国家在社会收入分配中的作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巨额财产的积累与汇聚，多数人的贫穷与破产，都与国家的支持密不可分。
(三)
理论上，西方国家的所有人都有权通过选票影响国家政策。现实之中，贫穷的绝大多数人的注定没有影响国家政策的能力。
这是因为西式民主的方方面面都与社会动员能力密切相关。在一切生产生活资料都成为商品，绝大多数人都成为雇佣劳动力的社会之中，无论是传播思想，还是推举候选人，或者组织结社，甚至示威游行，都需要消耗巨额金钱。任何政治活动，都离不开赞助人的支持，都要唯赞助人马首是瞻，都要仰金钱的鼻息。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共产党宣言》]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学者代替了主教，记者代替了牧师，宣扬、传播对少数社会顶层有利的思想。
那些被豢养的学者，在巨额金钱的推手下，迅速名扬天下，名利双收;那些不肯合作的学者，与往往得不申请不到教职，难以申请研究资金，论文难以公开发表，更不用奢望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类的荣誉。多数学者经过权衡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不肯合作的少数学者，如果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注定被边缘化，在默默无闻中穷困潦倒度地过一生。
记者也是如此。媒体传播的思想必然符合出资方的利益，出资方有权雇用或解雇记者，自然有权否决不利于自己的文章。那些不愿为出资方的利益效劳的记者，最终必然离开这个行业——除非他们有钱自己开办一家媒体。显然，这是很难的。绝大多数媒体都处于亏损、半亏损的状态，没有巨额资金很难长期维持一家媒体。
自由市场之中，言论自由是建立在金钱垄断媒体的基础上的自由，不符合金钱利益的言论没有自由。学者、记者可以讨论、剖析、批判、揭露某一大资本家，某一政客或者某一企业，但是不能批判、揭露整个社会制度，因为这触犯整个统治集团即所有有钱人的利益。任何一个控制媒体、学校、出版社的董事会成员，都不会允许自己控制或资助的学校或媒体传播对自己不利的思想。在共同的利益面前，所有董事会成员都会达成默契。因为所有董事会成员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学者、记者、媒体，也许在涉及具体问题上争执，但是在涉及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上，必然异口同声。
理论上，质疑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声音可以脱离学校或媒体传播。但是，现实之中，在海量信息的时代，脱离学校或现代媒体，没有金钱支持的言论能传播多远呢?
因为金钱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普世价值”代替了“上帝万能，君权神授”。在一切超过个人切身体验的范围的社会信息，均由金钱控制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如同生活在由金钱构筑的“黑客帝国”之中。个人只能知道金钱的意志认为社会大众需要知道的信息，不能知道金钱的意志认为多数人不必知道的信息。如此，多数社会大众怎么能做出对金钱不利的选择呢?
选举过程中，金钱也必然发挥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理论上，每个人的选票都能发挥作用，实际上由于成本原因，现代民主必然是代议制民主，所以能发挥作用的选票并不多。如此一来，那些不能获得足够选票的候选人，必然无法跨过门槛，成为议员或总统。随着选举范围的扩大，没有资本推手的候选人，基本没有可能在众多“同质候选人”之中脱颖而出。
没有金钱的力量，没有媒体的支持，大量同质的选票难以汇聚到一个候选人身上，任何候选人在大范围选举中，也难以获得足够的选票。最终，必然是金钱推举的代理人，从这种赢者通吃的选举中胜出。选举规模越大，越是如此。张三的政治主张也许代表李四的利益，但是张三不在李四的亲友圈子之中，所以李四并不了解张三，也不会投票给张三。李四也许投票给与张三政治观点完全一样的王五。张三与王五的唯一区别是王五是李四的熟人，而张三不是。最终，政治观点相同的张三、王五，都将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选票而落选。这些候选人获得的总选票也许很多，但是人均获得选票的数量很少——众多的选票分散在众多候选人身上，这些人最终都无法行使参政的权力。
媒体能在短时间内包装出一个完人。反之，也能在短时间毁掉一个人的公开形象。熟悉的人都知道张三卑鄙无耻，李四正直善良。但是，有多少人是通过亲身交往认识张三、李四，又有多少人是通过媒体了解张三、李四呢?绝大多数人对张三、李四的了解必然通过媒体。1996年俄罗斯大选中，被俄罗斯寡头控制的各种媒体集中火力攻击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最终，叶利钦险胜久加诺夫。这是典型的例子。
在金钱挑选候选人的选举之中，如果想成为候选人，就必须顺从金钱的意志。个别候选人在堕胎、禁枪等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也许有不同观点，但在涉及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根本的问题上，谁也不会违背金钱的意志。
这就如同，饭店的顾客有权选择萝卜烩土豆或者土豆烩萝卜，却不能选择牛肉烩土豆。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投票给那些必输的候选人呢?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年来西方民主国家老百姓的满意度和投票率同步逐年下降。
至于金钱在结社、组织政党、示威游行中的作用，就更不必说了。现实中，谁能获得金钱的支持，谁就是党魁。没有金钱的支持，寸步难行。党魁的第一要务必然是想方设法筹措资金维持政党正常运转，保证本党有足够的财力组织、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这就如同雇佣兵时代，军阀的第一要务是筹措军饷一样。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政党提出的执政理念，怎么能违背金钱的意志呢?
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宣扬“人人一票，人人都有权通过选票表达政治观点”的西方社会中，为什么少数人的意志能压倒多数人的意志成为决定国家政策的关键意志。
(四)
在这种制度下，暴力也成为金钱的奴仆，成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一直标榜军队国家化，内政由选票决定，军队并不参与内政。现实之中，显然不是这样。西方国家的军队、法庭等暴力机关也是维护少数人统治的工具。
既然公民结社集会示威的自由，就很容易演化为骚乱等街头政治。在一切劳动力都成为商品的时代，极少数拥有巨额财产的富豪或者海外势力出资安排一场示威或骚乱并不难，乌克兰、泰国的例子都是如此。
当骚乱发生时，不论军队镇压，还是袖手旁观，都已经事实介入到内政之中。军队镇压反对派的例子很多，比如叶林钦炮轰白宫。军队不镇压反对派的例子很多，比如埃及。军队主动发动政变的例子也很多，比如泰国。军队主动镇压、支持或发动政变，是站在其支持的那一派政治势力的后面。军队拒绝袖手旁观则是站在骚乱中具有较强社会动员能力的那一派政治势力的后面。
在社会已经陷入动乱之中，政府出现危机时，高级将领拥有极大的自主权。这时，军队采取什么态度，往往取决于高级将领的个人选择。高级将领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不食人间烟火的机器人。他们的社会身份同样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他们同样拥有巨额财产。他们所处社会地位，决定他们的选择。在动乱之中，他们绝不会做出违背自身经济、政治利益的事情。只要高级将领拥有巨额财产，或者拥有巨额财产的少数人贿赂了他们，他们必然公开支持至少偏袒富豪及其代理人——因为他们也是其中的一员。
军队袖手旁观，是一种公开的偏袒。这时，资本拥有压倒性优势。控制社会主要财富的极少数人拥有大量的金钱，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其他社会成员，虽然人数众多，但是难以形成有效组织，产生合力与之对抗。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解放前的旧中国，土豪劣绅拥有十几人、几十人的洋枪队就能威慑、控制几千、几万农民
所谓军队国家化，无非是金钱控制暴力的借口而已。当现任领导人推行的政策不能令多数人满意，出现无政府状态时，军队就出来维持秩序(比如叶林钦时代的俄罗斯)。反过来，当现任领导人推行的政策不能让拥有巨额财产的少数人和境外势力满意，少数人或境外势力发动街头政治运动时，军队就发动政变主动推翻现任领导人(比如泰国)，或者袖手旁观漠视现任领导人被推翻(比如埃及)。
(结论)
在西方社会中，一方面，金钱在国家政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存在马太效应，财富会不断自动汇聚和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的手中。这些人一方面控制金钱，一方面控制国家，成为统治社会的极少数顶层。其他人则沦为被统治者。
不仅如此，有能力控制国家的极少数人，可以使国家政策向对其有利的方向倾斜。所以，金钱与政治权力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两者互相强化，互相巩固。拥有的金钱越多，政治权力越大，政治权力越大获得的金钱越多。这是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大盗窃国”。与蝇营狗苟的腐败相比，“大盗窃国”是合法而公开的。与之对应，其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则迅速丧失金钱和基本的政治权利。
这些西方民主制度下为金钱预留的技术性后门，不止本国大资本可以利用。外国势力同样可以通过基金会花一点小钱，控股异国媒体，资助贿赂学术界，煽动、资助街头动乱，在异国扶植代理人，推行对本国有利的政策。这是看不见的、不流血的、廉价的战争。对战胜者来说，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了解了西方民主为金钱预留的技术性后门，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民众在叶利钦时代，获得了选票却失去了一切，他们对现状不满，却无力改变;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少数拥有巨额财产的富豪和他们的代言人，强烈要求实行西方的“钱主政治”;更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积极输出这种“钱主政治”。
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从不兼容，在西方国家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加代议制民主的体系中，金钱发挥压倒性的力量。这种制度是极少数人利用金钱优势统治压迫其它社会成员的制度，与民主的实质相去甚远。
考虑到金钱在民主政治之中的作用，民主必须建立在贫富水平接近的基础上。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不会存在真正的民主。这是西方国家虽然标榜本国政治制度完善，实际却存在严重阶级压迫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经过前面分析，不难看出：只有在所有人的社会动员能力相近的情况下，所有人才能平等地表达政治观点，才具有相近的政治权利;只有所有人的经济地位相近的情况下，所有社会成员之间才能广泛存在共同的经济、政治利益。
如此考虑，便不难理解只有在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中，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换句话说，消灭悬殊的贫富差距，实行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共同富裕是民主的前提而不是结果。违背这个前提，民主必然演化为新兴金钱寡头的独裁统治。
(作者单位：天津市政府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