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述明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始终将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线，将群众工作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管由于客观历史的局限，我国社会治理走过不少曲折的路，但是党的群众路线却没有丝毫的动摇，人民群众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始终发挥着主体作用，群众工作与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始终高度统一。

　　1.群众不仅仅是被动的管理者，同时也是主动的治理者。随着我国现阶段社会治理主体平等化与结构扁平化，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地位更加突出。当前，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一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作为我们工作的基本方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力量之源；二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的责任、利益和机制关系，解决好“政府失灵”问题，强化群众主动参与治理的功能，从而形成各种主体协同、合作、良性互动的社会共治局面；三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化、法治化进程，充分尊重民意，让人民群众有序、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过程的方方面面，创造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政治、社会环境。

　　2.群众不仅仅是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接受者，同时也是重要的提供者。现代社会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共治，群众享有与其他主体同等的权利、责任与义务。虽然公共管理与服务的主导提供者依然是政府，但是群众在围绕公共利益最大化、防范政府与市场“双失灵”风险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3.群众不仅仅是社会规范的执行者，同时更是其制定者与监督者。社会规范作为社会活动准则，是规定人们社会行为的规矩。社会规范对人的约束力不仅来自不遵循规范要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惩罚，还取决于多数成员对规范的评价，也就是社会规范一旦形成，就是一种公认的社会力量。当这种社会力量转化为社会的价值尺度时，就可以成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尺度。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规范是人民群众为了社会共同生活需要衍生出来并用来规范自己的社会活动。

　　1.普惠型的公共服务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石。我国现阶段推动现代社会治理必须抓住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利益这一中心环节，建立普惠性、无歧视性和全覆盖的公共服务体系，打牢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石。一是要特别关注以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公共服务，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与质量的基础上，加快消除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以及身份之间差异的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调整社会心态、减轻社会压力、减少和防范社会隐患；二是要特别关注以文化教育、健康卫生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公共服务，缓解供给严重不足与严重不平衡的矛盾；三是要特别关注以住房、交通、能源、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公共服务，加快解决好基础公共设施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四是要特别关注以卫生安全、食品安全、社会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管理与服务体系，提高全社会公共安全意识和监控能力，建立安全稳定的社会心态环境。如果说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必由之路，那么基本公共服务就是铺路的基石。

　　2.适配型的人文服务是现代社会治理提升的要求。一是要特别关注以各种诉求表达为主要内容的民情民意，以立法的形式，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和窗口，建立既能让人民群众充分表达诉求意愿，又能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政治环境；二是要特别关注以人民群众权益维护为主要内容的法治环境，在城市征迁、土地征用、企业改制、城市管理、安全生产等方面，正确处理好发展与群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决不可以牺牲群众利益而换取政绩，决不可以牺牲长远利益而制造形象工程；三是要特别关注以群众主体地位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市场主体、自治组织和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四是要特别关注以政府诚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诚信，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党内整治“四风”为契机，带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建立以诚信为主要内容的良好的社会风尚；五是要特别关注以公平正义为主要内容的法治社会，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断强化对司法的人民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和政党监督，坚决维护司法公正，为人民群众提供公正、便利的司法服务。

　　3.综合型的社会服务是现代社会治理创新的特征。现代社会治理是开放的治理模式，围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以及各种不同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主体服务、社会组织服务、自治组织服务以及群众自我服务等形式，防止政府公共服务盲区。一是要特别重视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功能培育，迅速扩大社会组织规模，增强社会组织的成长能力，改善社会组织的成长环境，扩展社会组织的服务领域和覆盖范围；二是要特别重视自治组织的自我服务功能。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三是要特别重视和保护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培育志愿者群体，强化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形成全社会服务全社会的大格局；四是要特别重视社会治理主体的协作机制培育，不仅注重互相补缺，更要注重互相推动发展；五是要特别重视无歧视的差别化服务，尽可能地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不同类别的需求，让人民群众在综合服务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1.围绕公平正义，加快深化社会领域重大改革。目前，我国城乡地区、行业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此，各级政府要有足够的重视。要通过解决好社会基本保障的公民待遇问题，解决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严重不平衡、服务品质不优等突出问题，解决好司法公正的法治问题等，进一步贯彻社会主义公平公正原则。

　　2.围绕群众权益，转变政府行政理念与作风。现阶段，群众信访上访、群体事件等问题，绝大多数还是与群众权益受到伤害有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实际工作中，政府决策者一定要有强烈的群众权益意识，要把群众的权益受到无法挽回的伤害、对社会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作为任何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我国社会尚处于转型的节点时期，社会忍耐底线低，阶层之间、群体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干群之间关系都需要适时调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理念与作风极易成为引发重大社会问题的“引爆点”。

　　3.围绕民意诉求，建立有效的社会回应机制。现阶段，政府已经成为解决几乎所有民意诉求的关键。由于不同部门回应机制灵敏度差，群众就会产生怨气，从而助推了“大闹大解决”的扭曲心态，正常的社会秩序难以构建，因此必须建立回应民意诉求的有效渠道。

　　我国现代社会治理与群众工作是高度统一的，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性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因此，我们既要在推进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向，抓住推进社会治理工作的本质，又要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找准群众工作的着力点，遵循群众工作的社会规律。唯有如此，群众工作才能按照社会运行规律深入推进，社会治理才能围绕群众工作主线科学展开。　　

　　（作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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