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按：近些年，“利益集团”成为人见人批的对象，部分知名人士常把打倒“利益集团”当作口头禅，借此彰显自己利益诉求的人民性。然而，时至今日，似乎并未有一人承认自己乃利益集团中人，打别人的板子无非是图自己的精神快感。本文无意探讨私权社会与公权社会的好坏，只是认定私权社会与权贵社会的等价性。

　　据现有的史学观点，中华国家史自夏起，是否真实可靠大可不必考究，即便多少带点神话传说也不妨事，从读史的角度看并不伤害后人的正常判断。但是，若要从叙事的角度看则有很多问题，别说夏朝，即使到了周朝，史料中仍然没有脱离“以神写人”的手法，从极其稀罕少见的文物中很难完全读出旧朝真实的居民生活和社会体制。有鉴于此，对各朝社会状况的分析不妨简单地以私权与公权划分，这样就可以省略复杂的朝代更迭的背景。

　　象世界其它国家一样，几千年的中国，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私权社会，早期“大同”的结束，意味着分封制开始向私有贵族体制过渡，部分人对“小康”的追求远超过对“大同”的留恋。现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公权社会短暂而又遗憾，对比几千年这样一个长距离概念，在论证“利益集团”这样一个具体的命题时，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简约地讲，中国自古至今就是私权社会。

　　漫长的奴隶及封建时代，尤其是在封建时代，中国的利益集团非常简单，只有皇族与官吏，在重农轻商的社会背景下，二十世纪之前，商人从来都没有进入到利益集团，直到资本主义改造中国以后才有所改观。早期的时候，维系利益集团的工具主要是武力，周公作礼制，根本目的也不是为了庶人，而是为了贵人。再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逐步演化为“教育、税收和军队”三者合一的立体统治，科举制、两税制和募兵制成为维系中国官僚体系最标炳历史的创新，几乎没有一个朝代的平民能够逃脱这三大束缚。

　　利益集团的最可恶之处在于它以榨干平民的每一滴血为自己幸福的源泉，利益集团的最可靠保障是私权社会的牢不可破。自古至今，永远都不要怀疑底层平民的勇敢，农民起义是用来挑战利益集团的最有力手段，几乎没有一次历史变更不是源于此因。但是，大家又必须看另一个残酷的现实结局：推翻了旧的利益集团，建立起来的又是新一个利益集团。其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在私权社会。人的私心总是习惯于谋求个人利益和比较优势，当利益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必然要组建有自我保护功能的集团结构，所有破坏其私权满足欲望的言行都将会受到贪欲者无情地报复。

　　近代中国，终结利益集团的手段由起义换成了革命，指导行动的理论出现了创新，变得不再那么含有“纯农民”的土味，不过，行动发生的过程都是借助暴力，依靠力量依然是底层大众，只有暴力才是改天换地的唯一法宝。新理论指导革命得到的新结果是：总统取代了皇帝，共和取代了专制。这两个转变是否就意味着利益集团消亡了呢?没有，也不可能。抛开军阀割据造成的混乱时代不谈，即使到了中华民国实现对全中国的统一治理后，也没有出现任何利益分配秩序好转的迹象。相反，在大约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四大家族”便脱颖而出成为新型的利益集团，他们的贪欲并不比满清权贵少那么一根毛的水平，对普通中国人而言，头上虽剪去了一根辫子，身上却又背负了一副枷锁，想共享革命前许诺的利益终是绝对没门的事。

　　在很多人看来，对“私权社会无法终结利益集团”最不利的反证论据是西方富裕国家，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私有制保证了利益集团的不复存在，人民可以用选票作为终结工具。事实上呢?我看也经不起分析。相对富裕并不能成为利益集团的化妆品，更不是利益集团的隐形盾牌，唯一能证明的是西方国家的利益集团在一个较短的时空范围内提供了相对于落后地区更多一点的物质赠与，这个相对优势一方面来源于人力智慧突然爆发带来的优势生产力，另一方面来源于对贫穷地区人民的掠夺和压迫。越优势的利益集团，对其国家和对世界的控制力越强，民主只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玩法，主导这种玩法的规则制定者仍然是利益集团，马戏团的主角演员并不见得是马戏团的团长。

　　还是把话题回到现实，唠一唠热议中的利益集团。在旧封建时代，利益集团残酷归残酷，有一点仍属可取，身在利益集团中的权贵能坦白地承认自己的身份，并且把权贵身份当作荣耀，对不被视为贱民会倍感骄傲。在“强盗做菩萨”的时代，情况就出现大变，没有一个风格高尚者愿意承认自己是利益集团中的成员，哪怕他躺在金砖堆中睡觉也打死不认权贵的标签，可见，越是文明发达的社会，人变得越坏越孬。

　　盗贼是否做了贼，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给予其否认的可能性，除非警察把铁证摆在面前。不过，“利益集团”这个事实是无法否定的，一刻都不可以否定，在所有的私权社会，利益集团一直存在并且永不消失，直到完全公权时代的实现。对利益集团的定位极其简单，靠政策红利、资本攫取和官爵延第获得远超社会平均收益的那部分人构成的组合体即是。如果再作细分，还可以按不同的利益性质划分成特点明显的各类小集团。根本无须用什么公爵、子爵、世卿、中书、督抚、臣相等进行标注，“资产”是新型利益集团身份的最好认证书。

　　近些年，中国人都在猜疑一个特别不可理解的改革“阻力”——利益集团。几乎百分百的国民都把改革无法实现共富的祸首指向了它，听起来似乎有鼻子有眼，感觉象真的似的。果然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利益集团凭什么反对改革?已经形成利益集团的那部分人从来不反对改革，他们反对的是对自己利益满足不够的改革，他们反对的是另一个集团的利益获得更多，改革的最大阻力常常是因为利益集团之间分配不均所致，决不是什么真的为了要搞共同富裕。

　　现在，新提法和新行动开锣了——终结利益集团。这个说法成立吗?我看也不成立。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利益集团与普通平民之间的斗争，本质上还是利益之争，终结的只是其中某些集团，随之产生的又会是一些新利益集团，“利益集团”这个“存在”绝对不可终结。姓官的集团对商集团打压过了，商集团就会反击，就会想办法打倒一些姓官的集团，商集团如果过于庞大，姓官的集团也会反击，定点清除一些商集团更为容易，而官商一体的集团则相对更为稳固，可能需要多种力量的联合才能动摇其根基。然而，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只要是私权社会，旧的官商集团倒了，新的官商集团马上就会站起来，谁也阻挡不住。

　　照道理讲，当利益集团固化以后，改革的真正阻力应该轮转到未得利益者。他们之所以没有获得利益?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太懦弱而不敢释出阻力，他们选择了在痛苦中等待幸福，而不是主动夺取幸福，糊涂地为剥削者鼓掌是常有的事。没有阻力，就没有人愿意为克服阻力而释放能量，从而就不会有能量传递。按照这个逻辑，穷人们对改革有阻力是天经地义之事，因为他们既挤不进利益集团，又改善不了自己的被动地位，看不到改革实现人人平等的可能性存在，穷人释放阻力已成为维护自身阶级生存权益的必要义务。

　　平民产生阻力的最大愿望是拆除利益集团并进行新的重组，并非真正希望阻止社会进步。所以，无论平民的阻力有多大，最后获得挤入集团门票的毕竟很少，利益集团不可能是多数人的俱乐部，多数人都能挤进去，也就没有利益可图了。当然，多数人进不了权贵俱乐部，并不意味着“集团换庄”没有意义，让那些黑、恶、丑、腐的利益集团“富不过一代”远比等他们自己“富不过三代”更有正义之光。一介平民，若有机会亲自将锁链套上和珅的脖子，无疑是毕生的荣耀，一个士兵，如果能亲手射出结束汪精卫阳寿的子弹，那该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啊!

　　在古希腊，城邦式民主向来被后人美赞，然而，真正享受这一美妙制度的人又有多少呢?“五十人团”的民主触及面还不到2%的总人数，“三百人团”的触及面也不到10%的人数。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最为基本的原因就是私权，多数人被控制在少数人手上，任凭你制造多么优美动听的词汇都难以改善苦难的多数。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是不是就优良很多呢?也不见得。一个全世界普遍丰富的时代，多数人在简单物质上的改善从来都不是利益集团施爱的结果，而是人类自身智慧创造的结果。在少数权贵的荣誉簿里标注上无数穷人的姓名是人吃人社会的最大悲剧，它掩盖了人间最凄惨的血泪史。

　　私权扩张是一个明显的讯号，这是与现存所有文字性描述完全逆行的特殊指向，即便你把根本大法举在手上，也阻挡不了让私欲极大膨胀的可怕力量，它会让所有人为了“利”和“益”发泄尽自己全部的能量，负能量也合理合法，这将比“黑猫抓老鼠”的能力和速度要出色得多，多数反权贵的平民本质上都是权贵的“粉丝”，他们也渴望籍此解放自己。高挂“终结利益集团”招牌就如同扩张“五十人团民主”的性质一个模样，不能让两极分化的趋势得到遏制，利益集团在“议事厅”里的笑声只会一年比一年淫荡。

　　每一个普通人理当明白：私权社会的利益集团永远不可能被终结，没有利益集团，私权社会就不能稳定，比终结更为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利益集团的重构，变革维新是利益重构的最动听福音。在重构过程中，终结部分利益集团可以，但不要诉之以“为多数人谋利”的理由，事实上，这一过程与八成以上的国民毫无关系，越是执杖者语言力量强大的自私国度，可怜的多数人越是更赤裸地沦为完成这一重要使命的工具。

　　某地，一个最怪诞荒唐的现实是“利益集团”竟无人认领，他们深恐自己被终结。忠厚的亿万平民，如果“利益集团”这个殊荣确定被嗜利者拒绝，咱们就先领受了吧，享受一下这难得的“荣誉”，看看谁能用什么手段来终结人口总量有十多亿的咱们?看看谁敢终结咱们?没有权贵，平民可以继续做自己的平民，没有平民，权贵就做不成一天权贵。

　　结束语：不要再争论“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先后问题了，快速做了几十年的蛋糕，80%以上的百姓收入水平还处在全球第100名以后，平均快速有意义吗?谁抢吃了蛋糕?拒绝公平地分蛋糕绝对是流氓行为。公平“分蛋糕”必须成为第一要务，再不认真分好蛋糕，老百姓可以拒做蛋糕，做得越快越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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