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相伴随的是，我国学术理论和思想文化界出现“去政治化”的话语现象，并且渗透在不同学科中，引起程度不同的争论。如何正确看待“去政治化”话语，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一、“去政治化”的主要表现

　　第一，德育(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去政治化”话语。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小学德育教学大纲在不断地改革，大致经历了“整顿调整→正式确立→深入改革→新课程改革”四个阶段。从最初的单一政治化培养，到不断注入社会公德、公民意识、法律意识等新元素，更多地关注学生社会生活品德培养，政治化趋势不断减弱，呈现明显的“去政治化”特征。还有人认为，我国教育方针中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规定是“德育政治化”的典型表现，他们要求道德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分离，而与国际“接轨”。有学者甚至主张用“公民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因为“公民教育具有较强的中性色彩，它不是强调为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培养‘接班人’，而是为社会培养下一代(公民)”，认为这样有助于克服“政治化问题”。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以弱化、淡化或试图直接“去掉”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本质，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定位于一种文化价值活动或中立性的社会工作。

　　第二，文学领域的“去政治化”话语。文学领域的“去政治化”路线经过了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在70、80年代之交，强调以生活至高论代替政治至上论，以广义政治论取代狭义政治论，从坚持他律论到坚持自律论。第二阶段是在80年代初、中期，文学主体论从人的主体独立性角度阐释文学不应依附于政治，建立人的主体美学。第三阶段是80年代中期的文学“向内转”论争，开辟由外而内的去政治化言说空间，重建人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对应着心理美学的建立。第四阶段是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文学语言学转向，通过文学形式相关要素的研究，论述文学创作与政治活动的区别，建构形式美学。

　　第三，大众文化领域的“去政治化”话语。新世纪以来，我国大众文化获得空前发展。但是在文化发展的表象背后，是传统娱乐文化的生产方式被新兴的、单一快乐为目的的文化生产方式所替代，大众文化呈现出“傻乐主义”的文化样式。“躲避崇高”、“告别革命”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口号，而且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暗流。随着网络空间日益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上也充斥着“傻乐文化”，并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

　　二、“去政治化”的成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去政治化”话语的产生和发展，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具有紧密联系。

　　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影响是重要的外部原因。一般认为，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的，其直接创始人是贝尔、利普赛特、阿隆等人。持“非意识形态化”观点的人认为，20世纪上半叶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源在相当大程度上已消失，不妥协的社会主义和不妥协的自由主义已没有地位，因此，“意识形态争吵”的时代已经结束。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伴随着西方资金和技术的引进，西方观念和文化大量进入国内，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也不例外。

　　同时，部分学者的推动是“去政治化”话语产生和传播的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又有不同的情况。一些学者主张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和障碍，是基于和平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但有些学者则是受西方思潮影响颇深，顽固坚持中国必须走西方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们主动从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中“吸取营养”，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这部分学者在传播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过程中的动力最大，负面影响也最大。

　　此外，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社会逐步兴起超越意识形态争论、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思想和政策主张。比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是与去“意识形态化”同行的。应当强调的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并不是要放弃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营造更好的国际发展环境，把国内经济发展中“不争论”的思想理解为“价值中立”，是歪曲和误读。

　　三、正确把握“去政治化”话语的本质

　　第一， 要区分不同“去政治化”话语的主观动机。综观各种不同的“去政治化”话语，其出发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善意的主观愿望出发，为避免出现“泛政治化”而对学科发展自身带来伤害，或者为了避免政治上的争论而错失发展的良机，刻意弱化或者回避政治，企图通过“回避政治”或采取非政治性手段来解决现实问题;另一种则是在主观意愿上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通过全盘西化走西方式发展道路。这两种出发点所产生的效果不一样：主张对那些原本不属于政治领域而属于经济或其他社会领域的问题，通过非政治性的手段进行纠偏，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但是如果原本政治性很强的问题，只是出于对政治的忌讳而刻意回避，则是十分有害的。

　　第二， 正确处理人文社会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社会意识层面的上层建筑，一方面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另一方面又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因此，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与政治相结合。正是由于这种结合，它们才能够发挥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当然，如果处理不好，一旦出现“泛政治化”的倾向，也会影响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正确的做法是，人文社会科学既要坚守学科自身的主体性，又要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给予足够的观照，在二者之间保持应有的张力。

　　第三， 坚决批判“以西方马首是瞻”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有些学者打着“价值中立”之名，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之实。这种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一方面企图弱化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以西方话语来解释中国现实，其结果只能使我国的话语权更加丧失。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并给予必要的澄清、批判和引导。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影响研究”[项目号：126KS094]阶段性成果。作者为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