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前，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1890-1970）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发表演说。如果说那是一曲戴高乐主义的史诗，那么中国导演王家卫在电影《花样年华》插入戴高乐金边之行的新闻片段则完全是出人意料的手笔。这个真实的历史片段，通过诗化的镜头语言娓娓道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它的确反映出中国人的精神中有着戴高乐的影子。
“中国这头睡狮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颤抖。”这句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恐怕从未说过的话，虽已成为老生常谈的名言，但戴高乐倒确实曾于1965年9月9日的一场新闻记者会上作出以下精辟的表述：“中国深刻的变革，使中国处于领导世界的位置，这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实正在重塑着世界的面貌。”
时间证明了戴高乐的预言，中国的复兴没有以暴力破坏全球体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改变了世界权力分布。
范曾作品：《戴高乐像》（高大伟先生供图）
戴高乐的远见
在马年即将来临之际，中法两国于1月27日共同庆祝建交50周年。站在法国人的角度看中法建交，夏尔•戴高乐，这名20世纪世界政坛巨人、法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当年可谓以一己之力做出了正式承认北京政府的决定。
就在中法联合公报发表后数日内，《时代》杂志针对黎塞留至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外交评论道：“作为一个国家，法国在20世纪一直走在凋敝的路上……但就在上周，法国再一次撼动世界事务，将不可能变为了可能……为使法国真正重归世界强国之列，戴高乐不顾华盛顿方面的抗议，承认北京的共产党政权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美国的亚洲政策造成了严重伤害。”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戴高乐对中国的判断可谓高瞻远瞩，透过纷纭的现象把握住了本质性的历史趋势。
戴高乐不但靠敏锐政治头脑和战略思维开启了巴黎与北京之间的特殊关系，而且以开拓精神为未来的中法合作打下了基准点。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苏联集团成员国立刻承认了中国政府的合法性。虽然瑞典、丹麦、瑞士、列支敦士登和英国陆续与中国建立了关系，但法国才是率先与北京政府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
法国前教育部长吕西安•贝耶（1907-1972）于1964年5月27日抵达北京，出任首任法国驻华大使。当时，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与美国统领的西方阵营交锋，而且与印度和苏联这两大邻国交恶。
1964年，吕西安·贝耶访华。图为当年5月31日，吕西安向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递交国书
时任美国总统的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1908-1973）遵照系统遏制政策，积极支持美国对越南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以阻止共产主义在越南扩张。此外，1962年，印度军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印边境山区爆发冲突。尼基塔•赫鲁晓夫（1894-1971）倾向于支持印度总理尼赫鲁（1889-1964），再次暴露出中苏关系的裂痕。
由于美国在二战后全球秩序中的首要地位，七十年代尼克松对北京方面抛出的橄榄枝成为了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分水岭。中苏关系的破裂，给美国带来了大三角外交的契机，也成为政治评论家们大做文章的题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运用的正是中国古代“以夷制夷”外交战略的现代版本。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出色地构想并导演了这出外交政策的大转移，曾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一书中提及了戴高乐将军的远见：“中苏关系的破裂带来了内在的机遇，有意思的是，最初看到这一点的领袖，是欧洲的外交老人戴高乐。”遗憾的是，基辛格在其2011年新作《论中国》中，对戴高乐主义的法国扮演的先锋角色避而不谈，似乎有意让岁月冲淡记忆，在世人前树立自己对华外交开路者的形象。
60年代时，本已孤立于国际舞台的中国又遭遇了相当严重的内部危机。1958年，中央政府欲加速全国工业化脚步，提出了“大跃进”。欲速则不达，一场巨大的经济灾难最终演变成了全国性灾难。从庐山会议可以看出，中共领导层出现了分歧。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62年年末，毛泽东创作了《七律•冬云》，将中国上空云谲波诡的危险化作笔下的诗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名指挥长征的老军事家用生动的比喻，将笔锋直接对准了国外的敌对势力。
这样的环境吓得住懦夫，却阻止不了满怀决心的戴高乐。1964年1月31日，他在爱丽舍宫向数百名记者解释了法国做出承认北京政府的决定。
身高1米96的戴高乐被法国人民亲切地称为“大个子夏尔”，他是个超乎常人的演说家，在动笔写《回忆录》之前就已写过六本书。和丘吉尔一样，戴高乐继承了古希腊的雄辩传统，能够将统治权威升华为领袖魅力。
新闻记者会上，戴高乐表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那也是他戏剧般的演说最令人记忆深刻的一幕。《时代》杂志记录道：“一片由细长的金椅子组成的海洋上，正襟危坐着一千余名新闻记者、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当下午三点的钟声敲响时，紫红色的大幕徐徐拉开，戴高乐沉重迟缓地走向演讲台。”
戏剧般的出场并没有分散听众的注意力，演讲的丰富内容依然是关注的焦点。戴高乐的推论有两大支柱，一是长远眼光；二是透过暂时的、纷纭的现象把握永恒的实质，这也是戴高乐主义的两大鲜明特征。
这位法国政治家以中国的人口与地理事实为切入点开始了新闻发布会的演讲。在广袤的国土上，居住着“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地球上人数最多的民族，他们“聚群而居，广泛分布”于“西起小亚细亚与欧洲边疆，东至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海岸，北起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南至印度、越南等热带国家”的欧亚大陆。戴高乐对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国土有着深刻的理解，认为“人们必须理性地认识这一客观现实”，必须与中国领导层进行合作。因为只有中国积极地、建设性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才能真正解决亚洲乃至世界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
然后，戴高乐引出了自己对“中国之世界”的重要思考：中国不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国家，中国从根本而言是一个文明，一个“非常独特而深厚的文明”。
很明显，作为一个西方大国，法国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体现出一种政治姿态，带有地缘政治上的动机，通过承认共产党政权，巴黎向华盛顿和莫斯科发出了自主外交的信号。戴高乐也非常清楚，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国家主权与强化政治独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个原子弹在罗布泊实验基地爆炸成功。前一年，法国和中国都没有签署为了限制军备竞赛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戴高乐相信多极秩序比单极或危险的两极结构更有利于世界持久的平衡。在一些圈子里，戴高乐的“伟大政治”引起了不安与骚动。
1964年2月7日，戴高乐的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1907-1999）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背景是18世纪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特征的法国画家让•安东尼•华多的作品“凝视者”，这个恰当的背景巧妙地暗示了戴高乐对中国的立场与政策。
《时代》杂志紧接着发表了一位读者的来信，这位读者表达了自己被法国新立场激起的强烈情感，信中说：“谢谢你们把德姆维尔的照片放在了上周《时代》的封面，这将会使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读者把它撕毁、烧掉甚至是把它踩在脚下。法国怎敢把台北称为福摩萨政府，怎敢承认毛泽东的北京是中国的政府？”
就在有人对法国政府表达强烈抗议的同时，周恩来总理（1898-1976）正在非洲访问。当他听到法国承认中国政府的消息时，以法语向法国驻苏丹大使致以问候“Bonjour，bonjour，comment allez-vous?”（你好，你好，过得好吗？），并回顾了他20年代在法国留学的岁月。
然而，如果我们把戴高乐的决定完全看作一种政治手段的话，便忽略了戴高乐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戴高乐把中国视为一种文明，他考虑到了一个更为本质的现实，超越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地缘政治上的算计。对他而言，法国政府不仅必须与另一个外国政府共事协作，更重要的是，他想让古老的法兰西民族与历史更加悠久的中国文明联系起来。
“永恒中国”理念
戴高乐非常重视长久性，他唤起了一个“永恒中国”，一个“意识到这种不变的持久性，并为之自豪”的中国。在戴高乐背后，有一位鲜为人知的人物，他是连接戴高乐与亚洲最重要的纽带，也是戴高乐获取有关中国的关键信息的来源之一。这个人不是外交官，也不是商人，而是一名影响力巨大的作家，也是法国首任文化事务部长（1959-1969）。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是一个书生报国的典型；是20世纪重大危机的亲历者和评论者；一身兼具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识和游历各国的实地经验。在22岁时探寻了高棉文化之后，他终身都密切关注亚洲的转型和中国的蜕变。马尔罗以1927年的上海为背景，创作了小说《人类的命运》，书中一名人物刺杀国民党领袖蒋介石（1887-1975）失败，惨遭杀害。
在戴高乐眼中，马尔罗不只是法国政府的一位成员，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马尔罗也是自己“出色的朋友，热切关注着不同寻常的命运”。马尔罗与中华文明元素的智慧对话和戴高乐对文明永恒的倾向性一拍即合，相得益彰。
1965年，戴高乐派马尔罗作为自己的私人使节访问中国。这是马尔罗阔别神州40年后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北京，他与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1901-1972），以及周恩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会谈。陈毅与周恩来、邓小平（1904-1997）有着类似的经历，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法国度过了一段时间，对留法岁月的记忆拉近了部分中国领导人们与法国精英间的距离。
马尔罗在自己的《反回忆录》（1967）中记录了那些谈话的内容。从这部史诗般的叙述作品可以看出，在历史潮流塑造杰出人物的同时，伟人的意志也创造了历史。
马尔罗把毛泽东想象为“青铜皇帝”，以神谕般的笔调宣称，“欧洲持续300年的活力正在枯涸，而中国时代已经开始”。马尔罗还借“青铜皇帝”的嘴说出了下面这句耐人寻味的话：“我很孤单……只有一些遥远的朋友，请代我向戴高乐将军问好。”
戴高乐与毛泽东从未谋面，但马尔罗注意到两人都有一种特别的“内在疏离感”。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也将戴高乐和毛泽东二人相提并论。在谈及毛泽东时，他写道，“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像他（毛泽东）那样意志坚强纯粹的人。”
马尔罗不但影响了戴高乐对中国的看法，而且对美国总统尼克松接近北京的方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1972年2月访华前夕，尼克松将这位时年71岁的法国作家邀请到白宫做客。在回忆录中，尼克松写道，“我又问马尔罗，毛泽东百年之后将会是何等情形。他答道，‘正如毛泽东所言，他后继无人’。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丘吉尔、甘地、戴高乐等伟大的领袖，是由具有创伤性的天下大势造就的，但这类历史事件不会在世界上重演了。”
在戴高乐与媒体颇有戏剧性的对话中，他不断提及自己从历史根源中汲取自省的养分。谈到中国时，他不无夸张地宣称中国“比历史还要古老”，通过挑战人类历史记载的极限，戴高乐出奇地培养了一种洞察现在的能力。他通过真诚的感召，使听众设身处地感受到中国在适应现代性过程中所经历的百年磨难，以及中国人民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屈辱。
作为反对纳粹主义的英雄，戴高乐为自己国家的独立而奋战；作为非殖民地化的主要倡行者之一，戴高乐捍卫了其它国家的尊严。
戴高乐在新闻发言结尾处提出了中法之间的“亲近性”。中法两个大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有些人选择强调两国间的区别，戴高乐却坚持两国的共同点与相互吸引之处，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从康熙皇帝（1654-1722）与路易十四国王（1638-1715）久远而庄严关系开始，到左宗棠（1812-1885）与日意格（Prosper Giquel，1835-1886）之间的合作，或者李石曾（1881-1973）与他的支持者赫里欧（Édouart Herriot，1872-1957）或奥拉尔（Alphonse Aulard，1849-1928）之间在教育领域的活动，亲法的中国人一直与亲中的法国人彼此呼应。
“伟大”与“中心性” “中国梦”与“法国影响力”
在过去五十年中，世界格局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戴高乐主义却并未因此失去时代意义。将戴高乐主义高度提炼成一句话，那便是：把永久的现实作为行动的方针。
伟大（la grandeur）是法国民族品格中的核心概念。戴高乐正是在这种民族品格的照耀下思考和行动的。在世界舞台上，法国的相对国力时有变化，相对复兴中的中国而言，法国的影响力必然在减小，但法国坚持扮演独特角色的信念却始终不渝。
作为法国的国家格言，自由、平等、博爱的提出是法国对世界的贡献，它既是法兰西民族追求“伟大”的结果，又是开创“伟大”的来源，只有全民都满怀壮志并付诸行动的国家，才提得出这样具有革命意义的原则，这些原则同时也是伟大的集体力量的源泉。
在中国的语境里，“中”或“中心性”正好对应着法国式的“伟大”。如果说对“伟大”的追求激励了法国历代君王、皇帝与总统，那么“中国”本身就代表了中央之国处于天下的中心地位。凡尔赛宫与紫禁城、协和广场（Place of La Concorde）与天安门广场，这些宏伟的建筑群，显然都在以沉默的建筑语言讲述着“伟大民族”与“中心国家”的故事。
在过去数千年中，中国在巨大的历史整合中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团结在一起。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在全球层面运用这种协调力量。
法国的生命力来自一种自觉向外辐射的努力，法国构想并阐述了一个具有启迪意义宏大事业，并意欲影响、联合外部世界；中国则与此不同，“中央之国”凝聚着广大的人口，并以从未中断的文明融合外部世界，其影响力来自一种向内的引力。
中国与法国都有极高的自我形象，总体而言，两国人民对各自国运的盛衰变迁非常敏感，当“伟大”或“中心性”在历史的沉浮中退化为追忆昔日辉煌的一道符号时，中法两国的失落感相比其它政治体来得更加强烈。
除却一些中法关系的偶然因素、临时政权、暂时性政经状况之外，巴黎和北京一直高度关注着全人类的命运，中法两国未来也必将明确地表达出“伟大”，含蓄地体现出“中心性”。
在21世纪，中法两国必须通力合作，以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针对法国所提出的“影响力”。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法国的自我定位与法国国家实力之间的差距正在加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中心地位正在逐步加强。然而，世界各国实力的演变不会抹杀法国丰富的遗产，也不会遗忘在欧洲形成过程中法国所做出的贡献。更加宽泛而言，正是在最具挑战的形势下，“伟大”这个理念才能重振法国的活力。
“中心性”与“伟大”之间的协合效应，远远超过中法对各自政治身份的简单肯定，这种协同效应更是新人文主义在全球复兴的原动力；是促进东西沟通、南北对话的推动力；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普世主义。
2000多年前，儒家的人文主义将整个华夏文明提升到新高度；18世纪，《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的编撰者狄德罗（1713-1784）、达朗贝尔（1717-1783），以及写下《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的孔多赛（1743-1794）启迪了整个欧洲。在当今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呈现出相互依赖的态势，中法知识界的交流互动已经对全球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中国传统书画巨匠范曾先生运用丹青妙笔，在纸上赋予了戴高乐不朽的生命。这时，“伟大”与“中心性”已是水乳交融，人类对团结与进步的探求已不仅是法国人或中国人的追求，而是一种不分你我的普世理想。
范曾先生在戴高乐将军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