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国际属下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类型的组织与共产党的关系在历史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社会党国际与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对抗，社会党国际坚持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党人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和对抗是一个漫长、复杂和多变的过程。怎样认识和总结这一段历史中的状态和变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生命攸关的性质。
一、共产党与社会党历史上的对抗应该客观分析
在社会党与共产党相互关系的整个过程中，对抗与合作交替出现。但是，二者的政治界限始终是清楚的。即使在今日以合作为基础的时期，二者也没有放弃的意识形态的界限。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早期无产阶级政党在历史上也曾经自称社会民主主义的党，但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此就有原则性的保留，认为用社会民主主义来表述共产党的主张是“绝对不行的”，也是“不确切的”。列宁在1914年就主张抛弃被玷污和败坏了的“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名称，恢复共产党的名称。几经曲折，1951年成立的社会党国际正式举起“民主社会主义”旗帜，继续公开地与各国共产党人对抗。这种对抗延续了整个二战后到20世纪的70年代。经过70年代的过渡，出现了80年代的合作主流，继而又出现了现代交往的复杂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党方面积极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时，并没有任何社会党像戈尔巴乔夫一样狂热和忘乎所以，反而表现得十分冷静，并不因为与共产党合作就放弃基本的原则分歧和自己的主张。1971年德国社民党领导集体一面积极寻求与共产党方面的接近，另一方面加紧研究对付共产党意识形态斗争的新战略，制定新的决议。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划清界限有着重大意义，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而近来日益成为一项更加重要的任务，因为西德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改善与东方各共产党政府的关系。”“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政策之间的决定性矛盾被宣布为‘自由民主和党的专政’之间的矛盾”。看来，在寻求合作的过程中，社会的方面倒是比较冷静。
对于二战后社会党与共产党人的对抗，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态度。对抗的原因不在共产党方面，起码主要的原因不在共产党方面。当时对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党国际当时完全站在帝国主义阵营一边，这种对抗是必然的、尖锐的、全面的对抗。这是最基本的事实。是否承认和坚持这种事实，决定了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不同的命运。人们不能忘记这样的基本事实：
第一，这种对抗是列宁在第二国际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共产党人如果否定了这一斗争的必要性，就等于否定了列宁主义及其相关实践。
第二，在当时两大阵营的对抗之中，社会党完全、明确地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共产党人要生存、要巩固，必然把它与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与之开展坚决的斗争。在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中，没有开明绅士，没有第三条道路。
第三，共产党与社会党的斗争性质，既具有政治上的对抗也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斗争的核心实质上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与消灭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当时共产党与社会党的斗争涉及了一定的历史阶段的内政、外交、文化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实践。
共产党人在总结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必须取慎重的科学态度。如果把对抗的责任全部或主要的责任都归到共产党的方面，就会导致否定共产党人坚持的最基本的主张，就会涉及到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历史实践。
二、共产党与社会党调整相互关系是由于客观条件促成，并且是双方主动，并非共产党人检讨错误的结果
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调整运动是自70年代初期和中期开始的，到80年代中期和后期达到高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关系的调整?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当时两大阵营的概念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不再是“一个大家庭”。当时，在苏美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苏联处处压倒美国，美国招架不住。中美关系的缓和更是加剧了世界格局的调整。二战之后的雅尔塔体系，开始解体。世界苏美两极对抗的局面被“中美苏大三角格局”取代。连帝国主义的头领美国都主动与中国修好关系，社会党原来坚持全面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不存在了。
面对新局势，社会党人调整对共产党的政策的步伐加快。1968年初，社会党国际成立了“共产主义国家和政党情况问题工作组”，关注并研究新局势。法、日、意、比、芬兰、卢森堡等国的社会党先行与本国的共产党开始建立合作关系。1972年社会党国际第12次代表大会宣布取消“各国社会党不得与共产党合作”的禁令，并对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表示满意。社会党国际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于1976年11月召开，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任社会党国际主席。他结束了社会党国际自50年代以来长期被英国工党控制的局面，开始与共产党的密切接触。1979年10月，社会党国际派出代表团访问苏联;1981年2月，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访华。1984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访华并与中共建立了党际交往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更促进了两类政党接触的条件和动力。80年代掀起高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最早是由中国开始的。在苏联，这个过程开始于1982年以后。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普遍地反思自己的历史过程，寻找改变政策的契机，对社会党的评价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与社会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差异，不应该成为谋求合作的障碍。这个态度使得社会党人受到极大的鼓舞，增加了接触的动力，扩大了接触和合作的范围。苏联共产党于1982年实行改革，也对内、外政策进行全面的反思。社会党与共产党相互关系的新局面就这样到来了。
三、中、苏两党调整对社会党政策的不同做法
过去，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长期对立是历史形成的，双方都有责任。随着历史情况的变化，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也是正常的。但是，为了调整与社会党的关系而否定共产党自己的历史，肯定对方的全部历史，从而变成追求社会党，抛弃共产党的性质和本质。凡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加速了亡党亡国的进程;凡是较为冷静的，就能够取得较好的结局。
1，谋求相互合作，还是变质合流?
中国共产党调整与社会党的政策，出发点不是欣赏社会党的纲领和政绩，而是作为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寻求平等的党际合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样的政策保持了党的主体性。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党的外事工作突破了只与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展关系的局限，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建立了联系，开始了接触。1981年2月，接待了密特朗率领的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1984年5月又接待了勃兰特率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当时任社会党国际主席的德国总理勃兰特认为，在维护世界和平和支持第三世界的问题上，社会党国际可以派小组与中国进行接触。中国共产党着眼于社会党反战、支持第三世界发展的积极的作用，实行合作，共同创造和平与发展的外部环境。这期间还有奥地利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荷兰工党先后来华。到1986年，我党已经与36个社会党性质的党建立了党际联系。在这一政策调整过程中，党的整体判断基本冷静。主管这方面工作的负责人认为：无庸讳言，我们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些问题上双方能够谋求共同意见或采取共同行动。有关学者直到90年代初仍然能够冷静地认识到：“历届工党领袖都是依靠左翼发迹，但最终必须执行右的政策才能上台执政。工党不少‘有功之臣’不仅得到封官，而且晋了爵。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把英国的假社会主义称为‘穿燕尾服的社会主义’，的确言之有理。工党人士承认其党章中关于公有制的条款只是遥远的理想。”在1988年前后，党内也曾出现片面宣传社会党政绩和理论的小热潮，甚至把社会党的政策说成“消除了三大差别”，力图向社会党学习，甚至有人主张承认社会党也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等等。但在当时中国的整体政治氛围里，这些极端的偏向并没有占上风。今日想来，那真是中国人的幸运。这样一种大氛围就保持了共产党与社会党进行合作的同时又保持了自身的本质，确立了一种正常的合作关系。
当时苏共的做法就不同了：与社会党关系的调整伴随着对自己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的全盘否定，最终导致党的变质。他们不是简单地处理与社会党的关系，而是从本质上向往和投靠社会党。在戈尔巴乔夫领导改革时期，有的苏联学者认为，“苏共中央《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草案抛弃了消极对待各社会民主党的教条主义僵化态度”，“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正在打破原先被意识形态化了的经典的狭隘框框”。在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潮流中，他们与社会党越来越难以划清任何界限。他们自己也有深刻感受：“几年前要指出共产党与社会党人的立场差别并不特别困难，今天相反，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很容易，而要弄清常常隐藏在看法和提法表面一致后面的本质区别却极其困难。”“今天国内的基本政治分野线不在苏共与社会民主党之间，而是在社会主义是人道的、民主的、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的社会的这种社会主义新形态的拥护者与社会主义的行政命令模式的信奉者之间。”可见思想变化的迅速和深刻程度。苏共认为党内的分歧超过了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的原则区别。这反映了苏共与社会党在本质上开始合流。对此，苏联不少党员和群众提出了警告，指出“苏共在社会民主党化”、“正在不知不觉地滑向社会民主主义”。这些批评见诸报刊，也出现在高校的群众性集会上。这写意见不但没有被苏共上层接受，却导致苏共上层的所谓“主流派”对党内健康力量的打压和批判。苏共“主流派”提出，“不揭露反社会民主主义观点是不行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观点是信奉极权主义意识所固有的一种偏见”。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就是这样，一边投入社会党的怀抱，一边打击阻挡这一变化的力量，结果是促进了灾难的到来。
2，总结大党主义的教训，还是发展大党主义错误?
苏共曾经以大党主义态度对待兄弟党。在调整与社会党的关系的过程中，与兄弟党的关系是确立新型的党际关系，还是继续推行新的大党主义，是个原则问题。
中国立足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确立新型的党际关系。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这随后成为处理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关系的原则。这四项原则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立足于纠正和抵制大党主义的错误，在新的基础上确立的正确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既不接受大党主义的干涉，也不去干涉别人，这就与大党主义划清了界限。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进步。
苏联戈尔巴乔夫则不是这样。戈尔巴乔夫虽然高调大谈所谓“兄弟党的自主性”，但是却处处企图延续大党主义的做法。他公开提出延长华沙条约的期限，甚至以当年赫鲁晓夫的语言和语气，提醒华约各缔约国要“对对表”，“我们打算今后几年加快一体化的进程”，随着他自身背叛社会主义的进程，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空前的政治干预，逼迫各国统统按照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方向演变，给各国带来了灾难。他频频出访东欧各国，向各国施加压力，逼迫各国都按照“新思维”进行改革。为此，他公开支持了颠覆罗马尼亚的1989年的政变;他公开煽动民主德国反政府的动乱，甚至公然宣布：“昂纳克下台指日可待，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德国的统一了。”他甚至指令德国继任的党的总书记克伦茨“引入”苏联的改革，接受新思维。匈牙利执政党蜕变为社会党并选出主席仅仅两个小时之后，就接到戈尔巴乔夫的贺电。在1989年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动乱和剧变中，都出现了戈尔巴乔夫身影和“新思维”的口号。戈尔巴乔夫大大地发展了苏联大党主义的错误，他不仅叛卖了苏联，也诱杀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上极大的罪人。
3，客观全面地看待相互关系的历史，还是单方面否定共产党的历史?
共产党与社会党在历史上的对抗关系，是由于当时的具体背景决定的，是双方在当时的条件下形成的。后来调整关系，是根据现实情况作的决策，责任并不单单在共产党一边，更不能说明共产党不如社会党。在这一点上走向极端，必然导致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调整与社会党关系时，对历史问题采取了客观全面的审视态度，维护了共产党自己的历史实践。
戈尔巴乔夫则不是这样。他借调整与社会党的关系之机，引导了否定共产党历史实践的潮流。似乎在历史上的对抗，罪责全在共产党一边。在苏共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之后，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历史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推动了向社会党的演变。他们对社会党百般崇敬：“崇尚实际的社会民主党一贯运用不同的变化的意识形态和概念。它不信奉由僵硬的政治文化制造出来的社会结构的神话。”“站在新思维立场上的苏共与社会党国际的接近是实质性的。”与此同时自我谴责：“我们所建成的正是这种‘另一种社会主义’，即不人道的、不民主的、扭曲个性的社会主义。”同时苏共“主流派”对一切不同意见进行压制和打击。党内有人清醒地指出“苏共社会民主党化”的倾向，以及批评“向社会民主主义让步”、“苏联社会资本主义化的危险”，但都被指责为“教条主义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苏共主流派最后的结论是：“极权主义意识可能是今天民主改革的最顽固的反对者。”“社会民主党是我们探索的方向”。这样，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界限逐渐消失，是否拥护“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成了最高原则。这不是与社会党调整关系，而是对社会党的投靠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事业的背叛。
四、戈尔巴乔夫推动苏共社会党化的几个特点
在20世纪最后20年发生的社会主义的改革中，中、苏两个国家在调整与社会党的关系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政策。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把持下，积极推动了共产党走向“社会党化”的过程。今日看来，这个过程有几个特点，值得汲取教训。
第一，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全盘肯定社会党的历史，推动走向社会党化的进程，最终提出“走向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旗帜。戈尔巴乔夫通过向社会党的变异和过渡，把“改革”变成了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命。当时的苏共认为：“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乃是两支同源的政治队伍”，是同志，甚至在理解和实践社会主义方面，社会党比共产党更加有效，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却被认为“更确切地说它只是个宗派”。他们甚至宣布，谁如果仍然坚持“社会党是资本家的管家”这种说法，就是“教条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流毒没有肃清”。结果，苏共与社会党全面融合，消除界限，使共产党变质，“湮没在未来的五光十色的多党制的社会中”。
第二，对现实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与历史上社会党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立场取得了高度的一致，这是苏共异化为社会党的思想基础。戈尔巴乔夫为了拒绝党内老干部的指责，将它们一律打成“僵化”的一群：“很多人(我指的是30至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十分僵化。我敢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已经僵化了!”早在1985年12月，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主张曾经对关系特别要好的几个人口头交换过，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总统特别顾问”雅科夫列夫的记录，这个主张中的内容有：“清算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以及无穷尽地对天发誓要忠于马克思理论遗产所造成的后果。同样，我们也不能忘却为祭祀马克思主义而牺牲了的一切。必须在理论上做出这样的突破，才能制止极权主义和对自由、创造的蔑视，才能结束意识形态的单一化。”除去那些冠冕堂皇的官话，这才是戈尔巴乔夫的真面目。在雅科夫列夫的眼里，革命这个概念竟然意味着“一条最艰险、带来最大损失的道路”，“缺乏责任和知识的直接后果，是过分狂妄自大和刚愎自用的结果”，“歇斯底里叫喊和自暴自弃”，这种仇恨革命的情绪必然成为西方政治制度的仆从。
第三，戈尔巴乔夫在现实中追求西方政治制度，与历史上社会党执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护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是异化为社会党的政治基础。在戈尔巴乔夫的影响下，许多苏联社会科学工作者把抨击斯大林的模式、否定过去对社会党的历史性的评价作为调整与社会党关系的出发点，而更加不同寻常的是，他们感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多党制的迫切性”，接受社会党的“政治新思维”。这就激起了社会党不曾意想的改变苏共的可能，这里已经埋藏着与西方霸权主义合作极右趋向的可能。
第四，把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片面化，断言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散布烟幕，浑水摸鱼，放手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戈尔巴乔夫说：“客观事实是：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旧制度的复辟。”苏联东欧九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剧变，亡党亡国，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说法不是彻底的无知，就是别有用心的欺骗。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一时没有看到的事实，就认为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实，完全蔑视了科学的预见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实践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实践永远不会停留在庸人的眼界，也不会停留在任何人的主观愿望之中。面对后来实践中的史实，戈尔巴乔夫何以面对世人?开始还说是批判斯大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列宁主义;最后则认为斯大林无非是列宁主义的执行者。最终彻底否定了列宁主义。这正如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阿•安•别利亚耶夫在苏共28大上的发言指出的怪现象：“现在，正是列宁遭到了集中攻击，恰恰在我们的报刊上，而不是在外国的报刊上。某些出版物把他描绘成暴君，据说列宁策动了恐怖行动，也是他建立了集中营。……而我们的政论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们似乎都变成了哑巴。”“我们在某些杂志上看到了谈十月革命和列宁本人在以后国家遇到的灾难中所起的罪恶作用的重头文章。而斯大林仅被认为在恐怖方面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到底是什么因素使政论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们都变成哑巴的呢?看看戈尔巴乔夫集团怎么围剿发表了《我不能放弃原则》文章的教师妮娜•安德烈耶娃就够了。叛徒不仅仅可怜，而且往往专横可憎。戈尔巴乔夫制造的这种历史的骗局无法向历史交代。
第五，咒骂前辈的大国主义的错误，同时变本加厉地推行更严重的大党主义的错误。在否定苏联历史、污蔑苏联开创者的浊流中，戈尔巴乔夫集团充当了急先锋。他的“特别顾问”雅科夫列夫对共产党的前辈极尽污蔑之能事：“斯大林乃是受权力诱惑而败坏的典型，勃列日涅夫是由于欺世盗名而堕落的榜样。”戈尔巴乔夫似乎对其前辈们理解的“国际专政论”和“有限主权论”持有异见，但他对东欧事变的态度，他压迫东欧国家按新思维进行改革时的霸道，完全超过了其前辈，他对东欧剧变犯下的罪过也是不可推脱的。
第六，戈尔巴乔夫脱离苏联人民群众，看西方的颜色行事，堕落为社会党，完全符合西方的要求。苏共二十八大会议期间，苏联驻波兰大使弗•伊•布罗维科夫发言指出了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的奇怪的现象：“讨论的文件大肆颂扬改革，批评遥远的过去，对未来慷慨许愿，但实际上却对现在，对不是在过去，而是在改革时期所犯的错误不加评论。最近，我们更加珍视的似乎不是我们自己对自身工作的评价，而是西方的先生们对我们的评价。……布什是布什，人民是人民。我们好像一直在努力证明，人民拥护改革，但试问：拥护什么样的改革?难道是那种在不满五年的时间内把国家推向危机深渊的改革?……人民是反对的，而且这种呼声越来越高。……看来，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领导人才更乐意去同西方首都大街上笑容满面的人群会面，而不愿意会见本国愁眉苦脸的同胞，后者保不准会根据公开性法说出某些不愉快的话。”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74年的苏维埃政权消失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向前推进。中苏两国对社会党及其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导致完全不同的两种结局。其中深刻道理，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