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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开彬:就社会贫富分化等问题与吴敬琏先生商榷

作者:徐开彬   来源:红色文化网  

就社会贫富分化等问题与吴敬琏先生商榷

徐开彬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改革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应当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

­改革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社会贫富分化。这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自由派经济学者认为,社会贫富分化和两头冒尖的收入现状是市场化不够彻底造成的。其言下之意,就是如果实行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则可以避免该问题。那我们来看看,美国这样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是否避免了这个问题。美国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分配现状如下(来源:纽约大学经济系教授爱德华·沃尔夫,2007年,“美国家庭财富最近的趋势”): ­

­人口比         20%      20% 20%      40% ­

所占财富比      84.7%   11.3%    3.8%    0.2% ­

­也就是说,美国社会最底层40%的人口只占有社会总财富的0.2%,社会下层60%的人口只占有总财富的4%,而最上层20%的人口占有84.7%的总财富。从这个数据看出,贫富分化不是因为市场化不够彻底、而正是由市场经济“重效率、轻公平”的本质决定的。这提醒我们,社会主义改革应该在分配政策上向中下层收入百姓倾斜,缩小贫富悬殊,这也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

­住房市场化导致绝大多数百姓买不起房,使得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社会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也说明市场化与贫富悬殊存在因果关系,证明改革必须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不应只有利于资本与少数资产阶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市场自由化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其人口只有3亿,但住房市场化的结局,是33%的人口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作为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住房市场完全靠市场化,其结局只能是大多数人买不起房,使得(有房者与无房者之间)社会贫富悬殊继续拉大,这已从房改10年来的实践所证明。社会主义住房市场化,其核心目的是解决百姓的安居,而不是开发商与房产投机商的暴利或者GDP。只要能服务于这个目的,一切措施都必须探讨。中国必须通过适度而不是完全市场化、扩大经济适用房土地与数量供给、适当放开单位集体集资建房来解决住房难问题。对购买2套以上住房者施行房产税,抑制炒房投机行为。 ­

­吴敬琏等自由派人士最近公开提出土地私有化的要求。土地私有,最终的结局只会是土地被资本家以各种手段兼并,广大农民失去土地。中国有8亿农民,他们大多没有一技之长,失去土地意味着他们将沦为城市贫民,一旦在城镇又失业,将容易引发社会问题,给国家和社会稳定埋下巨大隐患。土地私有化受益最大的是少数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而不是农民。 ­

­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认为,必须将国企彻底私有化,从而避免企业高管的短视行为。其实这也是误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企业管理,早已不再是传统的家族经营模式,而是所谓“管理资本主义”,即企业通过专门的经理人来管理。其主要特点之一,是高管酬薪与企业短期收益挂钩,这恰恰使得高管们实行短视管理。美国金融危机中纷纷破产或被政府收购的银行就是例证。如2008年金融风暴中破产的雷曼兄弟总裁理查德·富尔得,其在2006年的酬薪高达1.22亿美元,就是因为他们当初疯狂投机,只顾公司短期收益,从而为自己捞取丰厚酬薪。现在落得银行破产,但这些高管早已成了亿万富翁,受损的是广大员工失业和投资者损失惨重。可见,自由派学者所谓的“国企私有化可以避免企业高官的短视行为”,是站不住脚的。说穿了,他们还是在为少数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说话,在找各种借口企图把国企纳入这些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前些年轰轰烈烈的国企改制,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就是有力的证据。 ­

­资产阶级(民营资本与买办资本)及其代理知识分子、部分国企高管、部分贪官,找各种理由试图消灭国企,其目的在于将国企---毛泽东时代亿万工人几十年的劳动果实,如同1998以来以所谓“国企改制”的一贯做法,全部瓜分掉,这种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比如,他们以前说国企效率低,但其实主要是因为以前的国企比起私企与外企负担太重,承担了退休员工的退休金、退休与在职员工的医疗费、住房等各项福利,税率也比外企高。最近这些负担取消了,所以国企这几年发展很快。现在国企发展好了,资本家的代理人就高喊国企“垄断”,这些人把垄断的定义都没搞清,或者是故意偷梁换柱。“垄断”意指某家企业独占其行业的市场份额(如GOOGLE在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的搜索市场一家独大,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就是一种垄断),但是国内资本家的代理人创造了一个麻痹老百姓的所谓“垄断性行业”,可笑的很。中国哪个行业现在不是由多家企业(不管是国企、民营还是外资)在互相竞争?银行、电讯、能源等领域都是如此­,这些领域没有任何一家国企能够垄断一个行业,至少有3-4家以上的大企业在互相竞争(即便是国企之间,也是在竞争,没有任何一家国企垄断一个行业),因此并不是什么“搞垄断”。企业做大做强是企业发展的时代潮流,现在哪家跨国公司不是在越做越大(因为有规模效益),难道会越做越小吗?微软不是,GOOGLE不是,还是沃尔玛不是?国企做强做大了他们却不高兴,就给它们泼“垄断”的污水。

 为什么国内那么多人现在情愿进国企?是因为民营企业老板不把人当人看,员工没有归属感、没有成就感、只有给人打工的感觉,这才是主要原因。当然,国企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要扩大工人与员工参与决策的权利),但这并不能说把国企卖给私人老板就解决问题了。吉林通刚的工人为什么坚决反对自己的国有企业被私人企业收购、甚至打死对方派来的经理?这是因为老百姓通过30年来的实践看穿了私人老板贪婪的本性。毕竟,国有企业如果敢虐待工人,工人可以找政府去闹,找一些解决办法。但如果是被私人收购,老板哪天说赶你,你就必须马上走人,因为别人是老板有这个权力。所以,国家必须通过对重要经济领域如交通、通讯、能源、医疗、教育等行业的掌控,落实企业员工的管理参与权,确保这些公共服务领域承担起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责任。同时,这也有利于落实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监督并要求他们为全民提供价格相对合理的优质服务,并能够确保企业员工的工作不被资方随意剥夺,让员工有归属感、安全感,激发他们与企业共同成长,而不是像在私企或外企频繁跳槽、对企业与员工的长远发展都是损失。改革实践证明,国有、私营与外资齐头并进,相互促进,而不是取消任何一方,才是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 ­

­总之,改革出现的贫富分化等问题,是因为没有在市场与社会主义之间做到平衡,过于看重市场与效率,而忽略了改革要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方向。正如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所说,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要弄清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改革的性质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使改革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而不是搞服务于少数资产阶级的改革,不是搞资本主义。否则,就会背离广大人民特别是11亿多工人与农民的利益,会造成严重阶级对立,导致一系列恶果,近些年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个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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