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打工者阶级的归来或重生

潘毅

　　在中国，“阶级分析”远远超出纯粹学术讨论的范围，它在更大程度上实际是个具有政治性的话题。如果说，是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在中国酝酿了一种“阶级斗争”的话语，那么可以说，是邓小平的改革实践宣布了这种话语的结束，并以一种“现代性”话语取而代之，允许并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在迅速走向“资本化”的后社会主义中国，“阶级”不再仅仅是个空洞的意符，它正在迅速成长并不断重构自身，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国家机器的矛头已经颠倒，直接指向了“阶级”话语。

　　在当代中国，新的精英集团正在崛起，它们自觉地对抗着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以及特殊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话语，因为这些话语仍然有可能塑造大众记忆和社会主义历史。打着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旗号，新的霸权机器已经为抨击 “阶级” 话语和驳斥过时并且有害的思想模式做好一切准备。然而，就在这个荒谬的历史时刻，借用德里达的话来说，马克思的“幽灵”又回来了，它必须回来。这个幽灵般的存在的确正在注视着我们。在“阶级”已经被剥夺了语言无法发声的时刻，一个新的打工阶级正在挣扎欲出。这一次，这个幽灵般的他者在我们周围徘徊着、注视着，不敢期望自己可以被人看到，除了它自身的影像。仿佛孤儿一般的命运既是它的不幸也是它的幸。它不仅仅是一个自身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斗争，一次让这个幽灵转世的机会。

　　打工阶级的形成

　　新兴打工阶层崛起于社会底层，它的形成注定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它一出现便遭到上层支配阶级的破坏和瓦解。形成与解体仿佛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同时发生在新兴打工阶级在迅速走向全球化的当代中国挣扎出世的过程之中。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独特性在于：它完全是由政治而非市场决定的。首先，毛泽东思想重新解释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尽管毛泽东在战前对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参与寄予厚望，但他也非常清楚当时这个阶级的人数仍然很少。实际上，后来抗日及解放战争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广大农民群众。毛泽东将农民划定为“半无产阶级”，认为这个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最坚定同盟。然而革命胜利后，不是广大农民，而是城市中的工人被称作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因此而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这种任意与反差既维持同时也破坏着作为象征性符号的“阶级”话语。

　　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则至少经历了半个世纪，并且是由市场经济决定的。中国的工人主体是被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意识形态召唤到“阶级地位”之中的。表述政治的力量如此强大，它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自在阶级”演绎为“自为阶级”。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开始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的大手很快将过去的社会“阶级”结构击得粉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改革打破了一直受到国家保护的公有制企业工人阶级的“铁饭碗”，中国工人阶级昔日的特权地位被淡化甚至否定。在中国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与资本的主导论述稀释了阶级话语的力量。

　　在现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以及政府官员们指望用主张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论述来将急剧的社会变迁合理化，并对阶级结构与社会关系进行重构。去除阶级分析,是他们为了掩盖其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为了给强调个人主义、专业分工、机会平等以及市场开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铺平道路，阶级话语被彻底压制。因此可以说，中国的“阶级”历史被双重地取代，首先是被国家，然后是被市场。在急剧变革的当代中国社会, 对阶级的双重取代使阶级实践的意义无法呈现出来。

　　然而，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外来工们已经迅速地构成新的劳动大军，城市中不断涌现的工业区或开发区，为全球资本利用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条件。因此，在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之际出现的主要由农民工所构成的新兴打工阶级，它的命运实际上是由国家和资本共同决定的。作为一种阶级力量，新兴打工阶层从一诞生开始便受到结构性的压制。

　　模糊的阶级身份

　　80年代初，深圳市政府率先对户籍制度进行重大改革，颁布控制流动人口的暂行办法。户籍制度与劳动力控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存在有助于劳动剥削机制的产生。政府利用户籍制度将城市中的人口区分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使政府无须承担向农民工提供住房、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福利的责任。城市需要农村人口的劳动力，然而一旦他们的劳动力不再被需要，他们便无法在城市继续生存下去。

　　事实上，城市不允许新兴打工阶层在它的土地上生根。更糟糕的是，户籍制度与劳动力控制机制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建构出农民工模糊的身份认同，从而既深化又同时掩盖了对他们的剥削。暂住人口是不是城市居民？农民工到底是工人还是农民？农民工地位的模糊性，有助于政府和资本在没有充分认可其劳动者身份的情况下，仍可对其任加使用。这已经造成了一种即使不是畸形也是冲突的公民权状态，这种状态不利于农民工将自身变成城市中的工人。“农民工”这个词，模糊了农民身份认同与工人身份认同之间的界限。

　　行动者回归

　　在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的这场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外资工厂的打工妹是经历这场转型的先锋之一。

　　身为女性、身为农民、身为外出打工者，打工妹们正在经历、体验、想象和反抗着自身的生活道路，由于这个新型社会主体的斗争是丰富、独特而多元的，因此她们的斗争不应该再被简化为政治化的 “阶级斗争”。深陷于三重压迫的囹圄之中的打工妹，必须要活出她们自己的自我意识，并将这些经验作为其生活抗争的一部分。

　　全球化时代，“打工”意味着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老板们的到来。“打工”意味着劳动者不再受到国家的全面庇护，它是临时性的劳动，会被任意解雇的劳动，并且是随时可能被更低价格的劳动所替代的劳动。打工的价值，如果有的话，是由市场决定的，资本家榨取其劳动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换句话说，“打工”一词意味着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向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转变，打工仔/妹则是劳动剥削、具有阶级意识的新蜕体。

　　如果说，马克思已经指出了城市与农村的分化是资本积累的基础，那么在本文中我将补充资本积累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性别差异，尤其在这个全球化生产的时代。在过去，中国强调阶级而否定性别差异；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却充斥泛滥着性论述以及女性身体图像。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需要依靠一种性论述来作为差别体系和层级制度的基础。打工妹之所以能被招进工厂不仅仅因为她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外来工，同时也因为她是一名女性，是被认为价格更加便宜，而且更加容易管理和控制的女性。

　　然而，打工妹既远非一件简单的文化产物，更不是权力和论述的结果，也不是一种性别构造。她们的社会抗争既是打工者对制度和资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在与社会的外力塑造相抗衡的过程中，打工妹群体逐渐确立了“自我意识”。中国农民希望将自身从长期的隔离生活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欲望，正好碰上企图控制农民的政治技术，因此农民将作为行动者展开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无论打工妹们怎样无权，她们都不单只是“驯服的身体”。相反，她们是“机灵而反叛的主体”，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对抗着霸权，有些时候她们甚至可以成功地将规训权力颠覆或瓦解。我无意将这些“日常生活实践”，或“文化抗争”进行传奇化，但是，工厂女工们的故事与体验，疼痛与煎熬，尖叫与梦魇交织在一起，的确构成了一幅“反叛的政治学与诗学”的生动画卷。(作者：潘毅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副教授)

对话潘毅

 南风窗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对于坐在办公室里的所谓“白领”而言，打工妹是一个遥远、陌生、与己无关的群体。虽然人们会条件反射地把她们和低工资、加班、血汗工厂等联系起来，但对她们的真实生活状况和喜怒哀乐，终究不甚了了。

　　但在十几年前，还是大学生的潘毅就深入深圳的一家电子厂，和几百名打工妹同吃同住了半年多。2005年，以这些经历为基础写就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一书击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80 个对手，获社会学界权威的Wright Mills奖，已是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的潘毅也因此成为1964年该奖设立以来第一位获奖的亚洲学者。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请您谈谈做“打工妹”的经历。

　　潘毅(以下简称潘)：在1990年代初，劳工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1993年，港资深圳致丽工厂发生大火，我当时在读硕士，经常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就和香港的一些关心此事的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一起去看望受伤的女工，女工们的悲剧深深打动了我，我希望能通过自身的经历，把中国劳工命运这一历史问题呈现出来。

　　1990年代，珠三角80%的工厂都是港资的，找一间工厂并不难。1995年11月，通过家里的朋友介绍，我以做研究为名成了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的全职工人，这家工厂主要制造汽车导航仪，有500多人，八成左右是女工。我和其他7名女工住在同一间宿舍，和她们一起起居作息。刚开始，管理人员对我的照顾让工人们对我很有戒心，一两个月的相处后，她们对我产生了信任，开始用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交谈。

　　那里的一切和我想象的一样：无休止地加班，低工资，条件很差的宿舍……但又更复杂更微妙。很多时候，打工妹被描绘成有待救助的弱势群体，但事实上，她们绝不是任资本摆布的驯服的身体，而是机灵和反叛的主体。她们懂得在权力和纪律的夹缝中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展开反叛行动，有时甚至将现有的规则和纪律体系打破。

　　《南》： 在您8个月的打工妹生涯中，碰到过女工们的集体反抗行动吗？

　　潘： 事实上，很多女工是从自己家或夫家偷偷跑出来的，完全没有得到家人的同意。她们中的大多数在离开农村前就很清楚地知道，她们将在血汗工厂里每天工作12小时，老板对她们不会仁慈，但她们还是愿意出来看看世界，享受一下结婚前的这段“自由”时光。这本身就是对农村生活和父权社会的反叛。

　　有一次，锡焊室的管工告诉我：女孩子们不高兴的时候，她们就会慢悠悠地把零件装好，再慢悠悠地传给下一个女孩，慢得简直像乌龟一样，如果你催她们快一点，她们就会故意出错，害得你重新返工，有时干脆装病。我在工厂工作时，曾观察到一场围绕收音机展开的斗争：一天晚上，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车间里的收音机突然被关掉了，工人开始发牢骚，几乎所有人都同时放慢了工作节奏，流水线停了下来，工人们开始悠闲地说笑。组长们被叫去开会，9点钟，工人准时下班。第二天晚上，收音机照常播放，生产线也恢复了。

　　这个例子说明，女工们采取集体行动，有时并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文化生活的需要。听收音机，不仅为女工们漫长而辛苦的工作提供娱乐，而且让她们在规章制度的重重压迫下，依然能够自由地幻想，关掉收音机是对她们权利和私生活的侵犯，在这一点上，她们是不妥协的

　　《南》：同样作为劳动者，女工和男工的境遇有何不同？

　　潘： 除了职业的挤压之外，女工还面临一些特殊的问题：性骚扰，被玩弄和抛弃，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受教育程度普通偏低，在工厂里，管理者和技术工人一般是男人，而女工多在生产线上；女工的年龄和已婚比例均低于外出打工的男性，因为企业招工倾向于未婚者，而女性一旦结婚生了孩子，外出流动的机会就减少得多；但不回去结婚，又担心以后没人照顾。到了24岁左右，女工们往往必须在继续打工和回去嫁人之间作出选择，而一旦选择结婚，通常意味着她们从此告别了城市生活。

　　在我接触的女工之中，她们没一个真正拥有农耕的知识，不晓得什么月份该种些什么，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与经验。这些女工拥有农民的身份，但缺乏农民的经验；而内心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工厂女工。在如此特殊的境况下，她们心中充满大量的焦虑感。她们既不愿意重回农村去，认为那儿没有前途及生活苦闷；但奈何城市中并没有可支援她们、让她们留下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