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中国外贸--这个冬天有多冷？
2008年12月15日 《中国报道》
引言：
一个国家要追求绝对增长速度，更要追求相对增长速度，因为后者决定了该国在世界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决定了该国是充当“世界苦力”，还是能够从国际经贸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中取得合理份额。
在发展开放经济加快自身发展方面，中国的成就为世人所共睹，以至于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将中国列为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成功故事。然而，开放经济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更多机会，也有更多的外部冲击。
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消除的痼疾，而作为一个对外贸易至少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的文明古国，中国经济社会因外部经济冲击而剧变，历史上已不止一端。
364年前，当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之时，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同情的亡国之君大概意想不到，万里之外的西班牙竟然也是把他推上死路的凶手之一。正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浦四世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下令在整个西班牙帝国限制进口中国货，遏制美洲白银流向中国；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对华转口贸易枢纽——马尼拉大肆屠杀中国商人……
加之其他因素影响，由于中国银本位制建立在巨额内流白银的基础上，这场单方面贸易摩擦（因为当时明朝政府并未针对西班牙的行为作出反应）把长江三角洲推入持续多年的严重通货紧缩，而由于江南是明朝头号财赋重地，仅苏州、松江二府（大致相当于目前苏州、上海两市）便提供了将近一半中央财政收入，江南陷入毁灭性经济危机，对于正在天灾、民变和满清进攻重重压力下苦苦挣扎的明朝政权而言，无异于背后一刀。
上世纪30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中国财政金融体系崩溃，通行数百年的银本位废止而改行完全信用货币，为后来天文数字级别的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今天，当次贷危机随着雷曼公司分崩离析之声而跃居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世界最严重经济金融危机之时，它又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出口”受阻
在外部危机面前，中国外贸首当其冲。对外贸易是通过需求和价格两种方式来传染危机的，前者尤为人们所熟知。在需求方面，欧盟、美国分别名列中国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的冠亚军，而美欧又是次贷危机的策源地和迄今危机最严重地区，他们的危机不可避免会影响中国对其出口，特别是传统产品出口。
按照我方统计，2007年中美贸易3020.8271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2327.0398亿美元，进口693.7874亿美元，顺差1633.2524亿美元，占全年贸易顺差2621.96亿美元的62％；而按美方统计，该国2000—2007年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838亿美元、830亿美元、1031亿美元、1240亿美元、1620亿美元、2016亿美元、2326亿美元和2563亿美元，2008年1—8月为1677亿美元；2006、2007年和2008年1—8月，对华贸易逆差分别占同期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27.7％、31.3％和38.9％。
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出口拉动的经济体而言，主要出口市场的衰退对其经济增长实绩的负面影响自是相当显著，对美出口增幅减缓已经显示了这一点。2008年1—9月，我国对美出口1891亿美元，增长11.2％，比去年同期回落4.6个百分点；2008年中国出口总额增速减缓引起广泛关注，其实主要就是来自对美出口增速减缓。
在服装和玩具等行业，以及这类行业发达的广东等地，这种冲击分外显著。前3季度广东出口玩具44.7亿美元，同比仅增长6.3％，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6个百分点，且出口企业数量大幅度减少。按照货主单位口径统计，1—9月，广东有玩具出口实绩的企业2191家，比去年同期减少1391家，只有去年的6成。
10月中旬，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合俊企业旗下的两家大型玩具厂合俊玩具厂和俊领玩具厂突然倒闭，导致两个工厂7000多名员工失业，拖欠工人工资约2400多万元，数千工人于16、17日连续两天到镇政府上访讨薪，就表明了这种冲击所蕴藏的经济、社会风险。
同样属于需求影响范畴、但不那么为人们所熟知的是服务贸易。在危机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同样将受到影响，特别是旅游和建筑工程服务输出。由于危机蔓延到新兴市场，特别是此前作为世界建筑市场热点的石油输出国因收入下降而显著缩减投资建设规模，我国在海外的工程承包业务将遭受较大冲击。须知，货物贸易并非我国对外贸易的全部内容，我国还是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服务贸易大国。
中国企业迄今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中标的最大项目是尼日利亚铁路现代化项目，合同总额83亿美元，内容为新建一条从尼日利亚南部城市拉各斯至北部城市卡诺的双线标准轨铁路，全长1315公里，设计时速150公里/小时，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但尼日利亚政府于11月初通知中方公司，这一项目暂停施工并移交该国交通部，发生变故的原因之一就是危机导致国际市场油价下跌，导致高度依赖石油产业的尼日利亚建设资金落空。
价格破坏
与此同时，在外部危机时期，贸易渠道可能引起国内的“价格破坏”，即大面积的价格下跌，这对国内产业的平稳发展和从业人员的收入同样是灾难。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已经大幅度下跌而步入熊市。2月27日，路透商品指数（1931.9.18=100）为2958.30点，11月4日只有2035.00点，下跌31.2％；2月27日，道琼斯商品指数（1974.12.31=100）期货和现货指数分别为212.68点、425.03点，11月4日分别只有137.62点和293.57点，跌幅分别为35.3％和30.9％。
如果说此前两年我们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部分源于外部输入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尽管危机救援中输入的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货币最终还会产生通货膨胀压力，但在短期内存在从输入性通货膨胀转向的风险。
此外，大宗商品市场行情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汇率，截至目前，欧元区基准利率为3.25％，美国基准利率为1％，大幅度降息仍然在欧洲中央银行的反危机对策之列，而此举将导致欧元与美元息差缩小，加之在全面危机之际市场参与者风险厌恶程度急剧上升，更多地投向有政治和军事霸权支持的美元，预计美元对欧元等非美元货币的坚挺状况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相应地也就会对大宗商品价格产生向下压力。
外部市场的上述变动对我国国内产业产生了双重冲击，首先是价格下行冲击生产者和销售者。10月20日，国家发布收储消息，将大豆收购价格提高为每斤1.85元，折算为3700元/吨；而进口大豆价格已经下跌到3200～3300元/吨，导致企业使用进口大豆的意愿强烈。1—9月，累计进口大豆2870多万吨，其中9月份进口413万吨，环比增长30％，为近年来进口量最高的月份。预计全年进口大豆将超过3300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同时国内大豆也大幅度增产400万吨。在国内大量增产和进口激增的双重挤压之下，大豆价格堪虞。具有战略意义的棉花同样如此，无论是洲际交易所（ICE）还是郑州交易所，国内外棉花期货价格都已经下跌到了4年来的最低点。而由于国内生产者是在上年生产资料价格高涨时期种植投入的，此时的价格下跌对生产者的压力可想而知，我国农业和采掘业不少部门头顶类似于“谷贱伤农”的阴影正日益浓重。
化肥行业同样如此。2008年9月以来，国际市场硫磺价格急剧下跌，不到两个月就从最高时的每吨810美元降至10月末的55美元，国产原料硫铁矿价格由原来的1300元跌至200元，硫酸价格则从2800元跌至180元，江西贵溪冶炼厂出厂的硫酸跌至120元也无人问津。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又拖累了化肥成品价格，截至2008年10月末，磷肥价格在两个月内下降逾1500元。价格下跌不仅直接减少了生产者的销售收入，而且下游买家的买涨不买跌心态导致化肥及其原料行业陷入流动性危机。由于几乎所有化肥厂商的流动资金都被高价原材料和化肥成品所占据，没有富余资金去购买已经大幅降价的原料，行业停机减产率超过30％，导致中化、中农、中石油手中都囤积了不少卖不出去的高价原料。
囤积之痛
价格变动，同时导致不少生产者和销售者库存资产（原料和成品）减值，在钢铁等原料消耗较大的行业，这种冲击已经相当明显。
在钢铁上市公司第三季度季报中，已公布资产减值损失数额较大的主要有宝钢、鞍钢、南钢、重庆钢铁、攀钢、凌钢6家公司，总计金额23.6亿元。其中，鞍钢股份三季度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8.79亿元；南钢股份前三季度资产减值损失1.14亿元，同比增长1897.99％。而且，这还远远不是钢铁公司的全部存货减值损失。WIND资讯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三季度32家钢铁上市公司存货金额为2463.42亿元，预计其减值损失当在10％左右，即250亿元左右。
不仅如此，在此前铁矿石价格一路高涨之际，中国钢铁企业和贸易商不理性地大量进口、囤积铁矿石，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冰生10月30日提供的数据，中国铁矿石港口库存与企业库存总数约8900万吨，部分钢厂库存铁矿石可用4个月。而到10月下旬，铁矿石现货价格从1800元/吨的高峰下跌至700元/吨，跌幅50％～60％，根据铁矿石来源不同，即使按维持多月的7000万吨铁矿石库存计算，浮亏总额也高达300亿元左右。
化肥行业库存原料和产品价格暴跌，资产减值损失同样巨大。截至10月末，国内化肥企业所用的原料全是3个月之前的，原材料的跳水给整个行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截至10月末，国内最大化肥巨头云天化集团囤积了大约68万吨高价原材料，资产减值损失至少30亿元；贵州瓮福集团、开林集团和湖北宜化集团囤积高价原料各15万吨；再加上其他中小型化肥厂的囤积，全行业囤积的高价原材料约150万吨。按照中国磷肥协会理事长武希彦的说法，全行业因为高价原材料一项便亏损156亿元，相当于去年整个磷肥行业76.5亿元盈利额的两倍。
外资堪虞
大规模的资产减值不仅冲击金融市场，而且损害这些实质经济部门企业的融资能力。正当全球危机之际，中国不少地区和部门因为自豪地利用外资也有可能成为危机传染渠道。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空前加强，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发展中国家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
按照商务部统计，截至2007年，中国大陆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632348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7907.47亿美元。其中，2007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全口径数据（含银行、证券业）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35.2亿美元，其中非金融领域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47.68亿美元。
据《2007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2007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高达1496亿美元。2008年1－8月，按照商务部口径，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801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43.74亿美元，同比增长39.85％。2007年，中国全国工业总产值404489.06亿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125036.94亿元，占30.91％，比1990年（2.28％）高12.6倍。
早在2006年，三资企业全年平均就业人数已达2118.10万人；2007年底，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人数已超过4200万人，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0％。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占据的份额已经不可忽视，而次贷危机新高潮将从两个方面冲击外资企业，特别是母国为美欧和危机突出、有“国家破产”风险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外资企业。
就近期和中期而言，美欧金融系统的危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信贷紧缩；就中期和长期而言，经济危机必然导致市场需求萎缩，这对于出口倾向极为突出的在华外资企业而言打击尤为沉重。危机冲击之下，势必有一部分外资企业母公司陷入流动性危机，某些外资企业母公司甚至会完全丧失盈利能力，彻底陷入偿付能力危机而清盘。
以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为典型，已经可以看到知名跨国公司普遍营业收入、利润下降，纷纷减产，甚至有破产之虞。无论外资企业母公司是变卖、抽回海外资产救急，还是彻底破产清算，我国都将可能蒙受多种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华外资企业上千亿美元利润留存可能大规模回流而冲击我国外汇市场，国内供货商应收账款和银行信贷可能悬空，员工就业和薪酬将受影响。
在华外资企业负债率较高。2006年，全国三资企业资产77108.65亿元，负债43398.56亿元，资产负债率56.28％，其中流动负债36790.35亿元（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流动负债占资产的47.71％。企业负债包括对供货商的应付账款和银行贷款，一旦陷入危机，供货商和银行都将蒙受损失。
外资企业陷入危机导致国内供货商和银行受损的案例已不少见。2005年5月，韩国三宝电脑株式会社向韩国政府申请破产清算，其在华子公司三宝电脑（沈阳）有限公司仅在国内银行就有贷款余额5049万美元成为呆账，涉及建行、浦发、光大和华夏四家银行，欠付供货商的应付账款尚未计算在内。去年以来，山东等地众多韩资企业高管弃厂逃逸，也给我国供货商和银行留下了大量呆账。更有甚者，出于创造政绩和寻租等目的，某些地方官员还干预金融事务，强制银行向外资企业放贷。如今年9月被提起公诉的安徽淮南原市委书记陈世礼，强迫当地各家金融机构和地方财政向韩国商人李铉昊开办的皮包公司信昊集团贷款累计1.5亿元，最后形成1亿多元不良债权。而陈世礼之所以如此不惜违反财经纪律，有收受贿赂和制造“政绩”的双重动机，他曾私下说，李铉昊是没有钱，信昊也实力一般，但我就是要捧着他，扶植他，如果这样一个小企业在淮南都能取得如此成功，那些大的外资企业岂不趋之若鹜。
由于中国和西方经济周期不完全同步，西方跨国公司、大型金融机构在危机时期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情况早已有之。花旗银行曾经以其100多年历史上每年都能向股东分红而自豪，在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花旗在全世界几乎所有分行都亏损，仅有上海分行一家盈利，当时花旗就是依靠上海分行的盈利发放股东红利的，而上海分行的红利又主要来自白银投机，白银市场的投机风潮对当时中国财政金融体系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目前，由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相对较好，中国市场业绩在其他主要市场一片萧条的情况下更显突出。截至10月下旬，欧洲新注册车辆同比下降8.2％，戴姆勒-奔驰公司全线停产一个月。但与此同时，根据戴姆勒公司自己的数据，该公司2008年前9个月在中国市场共售出32375辆汽车，销量增长54％之多。这样，在母公司亏损、对在华子公司依赖程度上升的情况下，某些在华外资企业可能有更强的内在动机去从事高风险、高投机性业务，也有可能在利润转移等方面采取违规操作，从而损害其中方股东的权益。
有鉴于此，不可轻视次贷危机加剧给我国供货商和企业带来的潜在风险。
随着在华外资企业的发展，在这些企业就业的人数也大幅度增长。如上所述，2007年底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人数超过4200万人，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0％；如果外资企业陷入危机泥潭，这些员工将面临失业、应得工资与福利落空等风险。对这些风险，需要及早做好防范和应对的准备。
警惕“韩企”
2007年末以来，在次贷危机冲击之下，韩国外汇市场、资产市场动荡日甚一日，韩元兑美元和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韩国国际偿付能力指标和信用等级显著恶化，国内外普遍认为韩国再次爆发1998年式债务危机的风险甚高。而韩国是我国名列前茅的重要经贸伙伴，2007年是我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第四大进口来源地，截至2007年末，韩国在华直接投资项目46582个，占中国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总数的7.37％，实际使用韩资387.75亿美元，占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4.90％，韩国是我国第六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鉴于韩国企业一贯奉行高负债发展模式，在华韩资企业也不例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韩国危机通过韩资企业渠道传染中国的风险不可低估。
特别是我国东北、山东等地政府这些年来不惜各种优惠条件吸引韩资，类似陈世礼主政淮南时期那样“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路绿灯”来支持外资招商企业的做法并不少见，不少投资项目并未充分调查投资方资质和信用状况，相关地区有必要关注其中的风险。尤其是山东省，截至2007年，韩国已经连续数年蝉联其最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2006、2007年吸收韩国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分别为48.4242亿美元、21.3967亿美元，分别占该省当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的29.8％和19.4％，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占比最高，也因此成为近年在华韩资企业弃厂逃逸风潮的最大受害者，韩国如果陷入全面债务危机，对山东省外资企业全局影响将相当突出。
机遇犹在
尽管如此，还是需要明确，由于这场危机中心位于目前把持世界经济政治霸权的美欧，而中国相对境况较好，百年难遇的危机虽然会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但同时也是百年难遇的机遇。任何危机都意味着既有经济政治秩序重新洗牌，也意味着新兴大国将取得更多的崛起机会。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衰弱和动乱为日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崛起机遇；本属欧洲经济殖民地的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跃居欧洲债主；原来“只能生产锄头”（丘吉尔语）的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中跃居新兴工业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统治世界的地位，美苏两霸取而代之……有鉴于此，只要领导坚强，目标明确适当，行动及时有力，中国完全有可能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跨越式提升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在危机之中，我们会承担一定压力，付出一定代价；但需要铭记，一个孤立国所需要追求的经济目标仅仅是绝对增长速度，而在国际体系下，由于存在利益分配问题，一个国家要追求绝对增长速度，更要追求相对增长速度，因为后者决定了该国在世界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决定了该国是充当“世界苦力”，还是能够从国际经贸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中取得合理份额。
大国崛起需要经历持之以恒的艰苦积累，也要善于抓住动荡和灾难的机遇。面对动荡，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冲击，但是也只有动荡才能让抗风险能力强的国家表现出自己的优势。强者并不担心本国受到冲击，在全球普遍萧条时甚至不害怕本国经济绝对规模下降，只要本国下降得比竞争对手少，那么本国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就提升了，在未来的复苏中就能赢得比以前多得多的收益。假如未来可以赢得更大收益，那么今天所受到的冲击就不过是一种投资。
梅新育
博士，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