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30年和后30年

刘国光　

    今年是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60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包括前30年和后3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30年是在前30年的基础上进行的，取得成就更大一些，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前30年和后30年也都走过曲折的道路，都有各自的失误。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总结，作为今后继续前进时，需要思考的宝贵财富。
    去年庆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我们当时着重强调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这是很必要的。由于要突出后30年，对前30年的评价，就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不奇怪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庆祝和总结后30年，乘机否定前30年，歪曲和抹黑党的历史，攻击丑化党的领袖。说什么要“抹掉1949年以后”，要“进行历史性清算”，“架上历史的审判台”，仇视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些无良学者，假借探索历史分期学术研究的幌子，提出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只有两个划时代的标志性历史事件：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否定前30年。另有一些同志，虽然认可共和国成立是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断代性标志事件，但同时也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之并列，说它同样开辟了一个历史时代。这种看法表面上抬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地位，实际上无形抹杀共和国成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标志社会制度根本转变的划时代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对共和国历史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阶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它毕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总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划分历史时代的断代标志。
    以1978年作为断代标志来划线，对比共和国的前后30年，往往会误导人们的判断。去年共和国成立59周年前夕，就有一位同志问道，“30年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回答是：“整个国家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落后状况，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问一答，就勾销了前30年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这显然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对建国以来的判断是不同的。决议中说，“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即使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冲击，“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遇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
    在对外关系上，对前30年是“封闭半封闭”一说，谷牧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毛泽东＃同志主张对外要“做生意”，要“实行友好合作”，要“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在实践中也做了很多努力。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我国与西方世界经济联系松散，这不能归因于我国政策的失误，主要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
    历史难免曲折。前30年的中国确实走过一些弯路，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有些过急造成的失误。如大跃进的急于求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包括“文革”时期过“左” 过乱的错误。但是这些缺点错误，盖不过共和国前30年的伟大成就，包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能够独立自主地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前30年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成绩和成就是第一位的。
    同样，后30年的中国，在取得经济发展的飞速跃进，人民生活的总体提高，和进入世界经济和政治重要一级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社会关系上发生某些倒退，如三大差距拉开，贫富鸿沟扩大，道德水平滑坡，等等，以及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上，发生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社会和自然问题，党和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些缺陷同样盖不过后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后30年的缺点和失误是第二位的，后30年的伟大成就才是第一位的。
    在共和国60周年之际，我们对前30年和后30年时辉煌成就和曲折失误，都应抱着客观的分析态度，决不能只用后30年的成就来对照前30年的缺失，更不能抑后30年而贬前30年。这是不公正的。共和国的60年，统一于社会主义。共和国给我国人民最宝贵的东西，也是社会主义。60年前，新中国如日东旭，跨入了社会主义时代。60年来，共和国经历了前后30年的两个阶段。前后30年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30年，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建立在前30年建成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这两个阶段的辉煌成就和曲折道路，无不与社会主义血肉相连。60年后的共和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社会主义中国没有改旗易帜，人民也决不会让她改旗易帜，这是值得我们共和国的亿万子民欣慰和兴奋的。让我们欢呼：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环球视野》第316期，摘自2009年第4期《经济学家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