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重视人口的繁衍。春秋战国时期，除了老子向往“小国寡民”外，诸子百家大多主张“大国众民”，“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延续了数千年，堕胎等节制人口的措施不但被天主教视为犯罪，亦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所不容，如佛教就视堕胎为杀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发《机关部队妇女打胎限制办法》。1952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制定《限制节育堕胎暂行办法》，对堕胎和节育用具的使用、销售，作出了严格的限制规定。
然而，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口数量逐渐被政府视为“问题”，到了1971年，我国全面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1980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
此后，“一胎化”成为正式政策。“一胎化”政策实施近30年后，不断披露的统计数据和大量的调查报告，导致了一批专家的深思，并引发了关于人口问题的一场大辩论。
生育率与生育意愿
20年前，人口学家们就发现：某一种族的人口数量与妇女的总和生育率（TFR）相关，这里的TFR指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学者们证明：TFR存在一个“更替水平”，超出这个水平，人口将无限制增长下去；而长期低于这个水平，人口将会出现负增长。如果生育水平不能回升，人口就会无限地减少，种族将自行消亡。
200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创下二战后新低，降到1.28，日本《朝日新闻》遂发出警告称，如果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200年后日本将因人口的极度减少而出现种族消亡。
目前发达国家普遍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即达到了生育更替水平。之所以为2.1而不是2.0（一个孩子对应父母中的一个），是由于在出生时，男孩数要略多于女孩数，且一部分女孩将在育龄期前死亡。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较高，因此，达到生育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总要高于2.1（美国人口咨询局《人口手册》第四版）。除了死亡率，过高的性别比将使部分男性无以成婚，从而提高更替水平。学者们对中国的更替水平有不同的估计，笔者所见的上限是2.3～2.4，下限是2.05。
自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国家统计局、国家人口计生委、各大学、科研机构作过多次有关生育水平的相关调查，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王金营罗列出了相关数据（见表一。摘自王金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人口学刊》2009年第3期，总第175期）。
数据显示：1991年及以后，总和生育率就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的生育水平更是低到1.22。按照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为1.46。多数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3为风险型人口阶段。1.22的总和生育率震动了人口学界。
计生委解释为统计中的漏报，但易富贤从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出发（学界普遍认为，因为尚未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次普查结果比较准确），用此后每年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来推算2000年的人口总数，结果比2000年人口普查表各地汇总数少2272万。即2000年的统计误差不是漏报，而是重报（易富贤《大国空窠——走入迷途的中国计划生育》）。很难判断谁的解释更符合事实，如果计生委的解释成立，则1990年至2000年的历年人口统计就存在系统误差；如果相信统计局的数据，则计生委的解释不成立。
另一些学者则开展了妇女生育意愿调查研究。
在农耕文明中，妇女生育意愿很高，在1949年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平均每对夫妇生5～6个孩子。但进入工商文明后，生育意愿快速下降。
事实上，早在建国初年，机关干部中的女性就有了节育的愿望，1954年5月27日，邓颖超在给邓小平的信中写道：
“……提到关于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以及避孕的问题。这个问题有许多机关女干部也曾经反映过。确是带有普遍性的。”
1954年，卫生部中直机关卫生处举办了一次避孕问题报告会。发出700张听课票，而到会听众多达2000人。1955年5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避孕常识》一书，先后在北京和重庆再版9次，一年销售102万册。（见贾志科《对解放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变化情况的历史考察》《西北人口》2009年第1期，第30卷）
在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检索“生育意愿”，找到169条文献信息，笔者查看过的调查报告中，大多数被调查者的生育意愿是2到1个，这意味着平均生育意愿已经降到2个以下。一般来说，越是城市，越是工商业发达的地区，生育意愿越低。
北京市人口研究所侯亚非等人于2002年和2006年两次调查了北京20～30岁青年的生育意愿，结果见表二。（摘自侯亚非等《北京城市女性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
《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14卷，第1期）
超过一半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理想子女数为1个。超过一半的被调查对象，明确表示不要政策允许的第二胎，表示要的不高于25.8%（2006年女性）。男女合计的平均生育愿望，2002年为1.015%；2006年为1.18%。
全国有五个省区（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实行的政策是：农村二孩、部分群众甚至可以生育多孩。西藏则对农村居民的生育数量没有明确限制。这六个省区的生育率演变，很大程度上可以表征居民的生育意愿变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陈友华绘出了这六省区的总和生育率演变曲线，见图一。（摘自陈友华《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的普适性及其相关问题——兼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评价》《人口与发展》2009年第15卷，第1期）。
数据显示：这六省区的总和生育率与全国同步下降。1977年前，六省区的生育率与全国之差上升，这显示了政策性因素的作用；而此后差值下降，说明政策性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逐渐衰弱。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发现，这六省区的总和生育率均低于更替水平，见表三。（摘自陈友华《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的普适性及其相关问题——兼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评价》《人口与发展》2009年第15卷，第1期）
可见生育意愿下降是长期、普遍趋势，而现在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中国人从几千年以来的平均每对夫妇生5～6个孩子下降到现在平均每对夫妇只生1～2个孩子，几十年间，生育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对此，陈友华指出：
“众多的官方与民间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均一致地表明：想生育多孩的夫妇已经很少，意愿生育率已经下降至更替水平以下较多，但为什么政府与部分学者总是看不到这些？以至于陷入一种矛盾境地：一方面出于某些方面的需要而反复进行生育意愿的调查，另一方面，对调查结果又持严重怀疑态度，甚至把调查结果弃置一边，仍然凭想象去分析问题，甚至根据需要去建构问题。”（陈友华《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的普适性及其相关问题——兼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评价》《人口与发展》2009年第l5卷，第1期）
“生育水平反弹”与“第四次生育高峰”
在这样的态势下，现行严厉的“一胎化”人口政策，面临调整的需要。但代表计生委观点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风险。”其根据是“我国的三次出生人口高峰”。（见图二，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1979年是我国人口出生的一个低谷，此后到1987年，出生人口比1979年多793万人。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妇女已经开始进入生育期，中国面临“第四次生育高峰”，这是计生委担心“反弹”的主要理由。
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估计同一年出生的妇女，其生育密度与年龄的关系。数据显示，61.1%的生育发生在21～26岁之间，这是妇女的生育高峰期（见图三，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
不同年份出生的妇女，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生育密度分布会有差异，但决定这一分布的主要是生理因素，因而差异不会太大，更不会影响这一分布的形态。故笔者假设历年出生的妇女，其生育密度分布均为图三所示。
迄今，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能查到的人口出生数据在1950年至2007年之间，由这个区间的数据，逻辑上应能解释1999年至2022年间的全部出生人口。在此之前的全部出生人口中，包含1950年以前出生的母亲所生者，而2022年以后，2008年出生的妇女开始进入生育年龄。
由此，只要能估计各年份出生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就可以估算每个年头各年龄妇女的生育数量，加总即得各年份的新增人口。图一提示我们：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逐年下降，呈等比级数态势。各国的总和生育率亦表现出同样的态势（见图四，摘自易富贤《中国的生育率预测》《社会观察》上海，2008年第8期）。故笔者假设各年份出生的妇女，其总和生育率逐年按等比级数下降。
于是，模拟计算成为一个极值问题：调整等比级数的参数，使1999年至2007年间的拟合值与统计值之差极小化。而2007年至2022年的拟合值则为预测值。由此得出的计算结果见图五。
计算表明，计生委担忧的人口出生“峰值”将出现在2011年，届时年度新生人口将比2007年新生人口（1591万）多3.32%（53万人）。可见这一“峰值”仅是一个“小丘”，而2011年后，每年新生人口数将重回下降轨道，到2022年，新生人口将降至1257万人，比2007年少20.97%（334万人）。
上述简单的计算当然不是严谨的预测，那它对未来新生人口的估计是偏高还是偏低？这个模型中，决定结果的是拟合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见图六）。
1950年出生的妇女，生育高峰在1974年。这时已经实行二胎政策，城市中已有许多家庭只要一胎，拟合出的生育率为2.22，基本符合当时的实情。
计算表明，1959年出生的妇女，其总和生育率降到1.99，她们的生育高峰期在1981到1985年间，这时已经由二胎政策转为一胎政策，可见估算的总和生育率不太可能低于实际值。
2000年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妇女，出生于1973至1977年。这5年出生的妇女，拟合出的生育率在1.69～1.61之间，高于政策生育率（1.46），更高于表一的统计结果（1.22）。
可见，对新生人口低估的可能性很小，倒是不排除高估的可能。
那中国人口总量的未来趋势如何？有许多学者用各种数学模型预测中国未来的人口走势。
“人口峰值”与“预警机制”
人口预测模型的老祖宗是马尔萨斯的指数增长模型。它假定人口增长率是常数。于是模型的数学特性决定了人口将无限增长。事实告诉我们，人口增长率不是常数，也不是在某个平衡值附近波动，而是具有持续下降的趋势。
于是有人根据“资源约束”的理论提出了修正的马尔萨斯模型，将资源约束下的最大人口作为增长的极限。这个模型包容增长减速的可能，却不包容负增长的可能。
利用这个模型，张镜剑、傅冰骏假设人口极限为16亿，由此得出的人口预测见表四（摘自张镜剑、傅冰骏《关于中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商榷》《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第23卷，第4期，2007年8月），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模型设定的人口极限。
另有一些学者放弃了这种先验的假设，试图用各种模型预测中国的人口峰值，表五是笔者找到的有关结果。
何亚福指出：
“如果按照计生委认定1.8的总和生育率计算，那么到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14.6亿的峰值；如果按照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22的总和生育率计算，那么到2020年之前就达到人口峰值，这个峰值不到14亿。”（何亚福《中国的人口峰值与人口冬天》http://post.baidu.com/f?kz=171149644）
表五中陈文权、赵兹、李得胜预测的人口峰值只有13.09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通过分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数据，得出了2001～2005年总和生育率（见表六，摘自陈文权、赵兹、李得胜《Leslie修正模型在人口预测中的应用》《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第30卷，第2期，2008年4月），这个数据更接近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22，而非计生委认定的1.8 。
中国的人口总量统计数据在上世纪60年代左右波动较大，1980年后相对平滑。对1980年以后的人口统计数据作简单的多项式外推（见图七），显示峰值出现在2022年左右，人口在13.75亿左右。当然，这不是严谨的人口预测，只是利用最近的可得的统计数据粗略观察可能的走势。这一结果落在表五所列数据的范围之内，其峰值更接近2007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结果，而达到峰值的时间更接近陈文权等人的结果。
综上所述，2020到2050年间，中国人口很可能达到峰值，表五各种预测的均值为14.46亿，峰值达到15亿的可能性不大。
观察图一、图四，在生育率的下降过程中，“更替水平”并未表现出对下降趋势的阻抗，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后，按等比级数下降的大趋势未发现改变。这意味着，一旦出现了人口下降，很难令其回升。许多生育意愿调查都从旁印证这一前景，人口总量可能长期走在下行通道内。而上述对人口峰值的研究表明，政策调整的时间窗口已经很短。面对可能的人口峰值，何亚福忧虑道：
“如果人口政策没有根本改变，那么到了2020年前后，中国人口达到14亿的峰值后，就会快速走进人口的冬天。在2020～2050年这30年里，一方面是生育高峰期的老人陆续去世，另一方面是新生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中国人口数量将无可挽回地急剧下降，同时伴随极度的人口老龄化。由于我们国家预警职能的缺乏，常常是问题到了爆发阶段，才会得到重视。比如非典。正所谓一出事来才发急，一发急就搞运动。人口的生产周期长达20年，在人口危机爆发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何亚福《中国的人口峰值与人口冬天》http://post.baidu.com/f?kz=171149644）
“种群否定”？
主张控制人口的学者冀望于控制总和生育率：先将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到人口总量达到设定值之后，再让总和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附近。而研究总和生育率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上述图一、图四显示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工商文明中，无论是否有节制生育的政策，总和生育率都持续下降。
当生育意愿高于政策目标时，逻辑上可以动用行政力量将总和生育率压下来，其成功与否，取决于行政力量的强弱。当生育意愿低于政策目标时，尚未发现行政力量使总和生育率升上的先例。而大量独立的调查显示，1990年以来，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已经明显小于更替水平。（王金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人口学刊》2009年第3期）
德国2007年调高生育补贴，每月高达900欧元，最高可达1800欧元，相当于税后收入的2／3，生一个孩子可以拿14个月的补贴，总共可得2.52万欧元。但是，即使如此高额的补贴，也没有能吸引多少德国人多生孩子，倒是吸引了不少从土耳其等国来的移民。（见奚兆永《人口理论的是非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俄罗斯面临的难题是人口萎缩，尽管俄罗斯政府竭力鼓励生育，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家庭形成了一种现实的生育观念，如晚婚、拒绝注册婚姻、同居和民间婚姻等等。根据人口学家间接的评估，几乎俄罗斯100%的女性都在控制生育孩子的数量。20世纪70年代以来，俄罗斯平均每个育龄妇女只生1.1个孩子。进入20世纪的1991年每千人新出生婴儿为13.7人，2002年为10.5人，减少了23.4%。可见面对生育意愿下降，鼓励生育的政策成效不彰。
生育率下降导致未来的育龄妇女减少，2001年俄罗斯育龄妇女为3908.44万人，2015年育龄妇女约为3341.76万人，将减少14.5%（566.68万人）。生育率下降和育龄妇女减少将使俄罗斯出生婴儿减少。2001年俄罗斯出生126.68万人口，2015年预计出生的人口将刚刚多于100万。（见盖莉萍《俄罗斯远东联邦区的人口与移民问题研究》《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卷，第1期，2007年2月）
低生育率与高死亡率使俄罗斯面临种族萎缩的前景。有学者预测，1992年俄罗斯人口为14830万，2007年6月末减少为14200万。而且，俄罗斯人口到2030年将降至1亿，2075年进一步降至5000万～5500万。（见马蔚云《俄罗斯人口高死亡率论析》《人口学刊》2008年第6期）
这一态势被西方人口学家称之为“种群否定”。其实，不仅俄罗斯，日本、韩国、大洋洲以及欧洲各国都面临类似问题。
而这一前景被中国的一些人口学者视为心目中的理想。其中最极端的大约是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李小平，他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
“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亿至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亿至5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汪孝宗《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中国经济周刊》2009-03-25）
中国历史上，人口在“3至5亿”的时段在清乾隆五十五年（3亿）到民国三十六年（4.6亿）之间。乾隆朝被称为“盛世”，乾隆一死，我们的国土上乱象尽现：两次鸦片战争、“洪杨之乱”、日俄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清王朝崩溃、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直奉战争、中原大战、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日本侵华战争、解放战争……老画家蒋兆和的《流民图》形象地展现了整个中华民族近一个世纪的屈辱与痛苦（图八）。这是人口数量可以解释的吗？
“节制生育”的核心依据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从资源角度估算人口容量的思路由来已久。
1679年荷兰人Atoni Van Leeuwenhoek根据当时的生产能力和资源状况估计，地球能养活的最高人口数为134亿；
1891年，英国人Ravenstein根据不同类型的土地资源估计，整个地球人口承载力大约59.94亿人；
1967年，荷兰大田作物和植物生物化学研究所的C·T·De Wit以植物的光合作用作为限制因素，估计地球最大人口容量为1万亿人。
197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H·R·Hulett以美国1966年的消费水平为基准，考虑了食物、林产品、不可更新资源的能量消耗量和全球植物能量年产量，估计1O亿人为地球的最大人口容量。而这年全球人口已超过36亿。
……
限于篇幅，这个名单不可能逐一罗列。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统计：
“迄今为止，有关人口容量的估计值已问世65个之多，并且这些数字存在巨大的差异，从最低的不足1O亿到最高的超过千亿。自1679年以来，在所有的这些估计数的上限值中，不存在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估算值的分布范围在扩大。”（翟振武《地球究竟能养活多少人》理论动态2007年6期）
翟振武还提醒我们注意：
“联合国人口基金委托粮农组织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估计潜在的发展中国家(不含中国)人口容量在高投入下是334亿人，而当今全世界所有国家人口才6O多亿，按联合国预测，2050年世界人口为89亿，距极限值似乎还比较远。”（同上）
至于中国，早在战国末期，韩非（约前280—前233）就说过：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蠹》）
清末的汪士铎在《乙丙日记》中写道：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乙丙日记》卷三）
解放前，我国有的学者就根据我国资源状况及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中国人口总数4亿为最佳；1948年甚至有人提出2亿最宜。
1957年，孙本文从我国当时粮食生产水平和劳动就业角度，提出8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
宋健等认为中国的水资源最多只能养育6.5亿人。
胡保生等研究了粮食、肉类、土地、水、能源对人口容量的限制，其中最紧的是肉类--2.6亿；最松的是粮食--12.6亿。
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1986年承担了“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力研究”项目，对我国的土地承载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结论为：我国粮食最大可能生产能力为8.3亿吨，以人均500公斤和550公斤计，最大承载力为16.6亿和15.1亿人口。
……
对此翟振武回顾道：
“当中国仅有4.5亿人口时，一些专家就认为中国已经‘人满为患’，远远超过了土地的承载力；当中国人口达到6亿时，专家们又提出人口不能超过8亿的上限值；当实际人口达到9亿多时，专家提出中国人口应该介于7—1O亿之间，否则，我们的民族在100年内饮食水平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当时的水平；当人口达到10亿时，又有专家提出2000年时总人口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2亿，否则经济就根本不可能起飞。
中国实际人口发展不断突破专家们警告的‘最大极限’，2000年的人口已经近3倍于1949年的人口，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相反，我们的粮食供应越来越宽松，我们的饮食水平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专家们1949年就已提出‘人满为患’，但今天，同样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度，同样是7%的耕地，我们却养活了3倍于1949年的人口。”（翟振武《地球究竟能养活多少人》理论动态2007年6期）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白皮书》，称：
“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们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而今，中国人口增长了近三倍，却已解决了吃饭问题。由此，翟振武坦率地问道：
“以前的那些人口容量估计科学吗?准确吗?如果都不准确，我们又该如何对待‘超过16亿人，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灾难性的打击’的新警告呢?以及如何思考以此为基础之一制定的各种人口政策呢?”
“也许，科恩是对的。我们还没有能力科学地估计和预测地球的人口容量，当然，也没有能力科学地估计中国人口容量的极限值。”（同上）
逻辑上资源是有限的，因而人口容量是有限的。对动物种群而言，资源以及资源的利用效率很少变化，因而研究时可将资源视为固定的外生约束。然而这却不适于研究人类社会。几十年前，蘑菇、木耳是高档食品、银耳更是难得的珍品。而今这些东西在农贸市场上像普通蔬菜、干杂货般出售，生产它们的“资源”是锯末、树叶、棉籽壳之类以前的“废料”。可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什么是“资源”，资源利用效率如何，变化弹性极大。这是人类社会与动物种群的根本区别。
然而，《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称：
“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人口问题分不开，人口问题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首要问题。能否解决好人口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改善、全民素质提高和中华民族兴衰，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发展”
与艾奇逊的《白皮书》对比，何其神似。
就业问题是支撑节制生育政策的另一个理论支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称，中国2008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6%，超出登记失业率的两倍还多。
财经评论员叶檀称：“人口对经济关系极大。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就业难题、养老金缺口，以及如何选择适合中国资源与人口状况的经济发展模式。”（叶檀《经济大国靠什么应对人口压力》中国市场 2009年20期） 就业被视为与人口相关的第一难题。
田雪原、陈玉光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他们首先从经济发展速度假定未来若干年内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增长速度；其次，在生产性固定资金、劳动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人数之间建立数学方程；最后，由工农业劳动者人数推算总人口，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O亿之间。（转引自翟振武《地球究竟能养活多少人》理论动态2007年6期）这个分析的隐含思路在于：国民不是发展的主体，仅是发展的要素，与资金、装备、技术属同一范畴。
然而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不变价格计，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GDP增长了14倍，而同期人口只增加37.3%。撇开经济学家们高深的术语，经济无非是国民劳动以获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我们令世人瞠目的经济增长率，却不能为严格节制生育政策下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就业问题的症结到底在人口数量还是在经济体制？
笔者在《就业困境观察》（科学时报 2005年9月1日 四版）、《利润极大化与滞胀》（科学时报2007年12月30日 五、六版）等文中，用统计数据与逻辑分析指出：以利润极大化原则支配社会的资源配置，必然导致资本和劳力的双过剩。说白了，这是经济系统的自我绞杀，与人口数量无关。
正如马克思所说：
“马尔萨斯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口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硬联系在一起。李嘉图当即正确地反驳他说，假如一个工人没有工作，现有的谷物数量就同他毫不相干，因而，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过剩人口范畴的，是雇佣资料，而不是生存资料。”（《经济学手稿(1857一1858年)》）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资本论》第1卷)
叶檀、田雪原、陈玉光的视角其实是马尔萨斯的视角：将雇佣制度必然造成的劳力过剩归咎于人口总量。
2009年6月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专题讨论会上，蔡继明委员指出：
“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这种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导致了我国消费的不足，甚至产生了畸形的消费。根据调查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奢侈品最大的市场。”（人民政协网http://www.rmzxb.com.cn/zxtz/t20090619_258716.htm）
中国新闻网2009年04月10日报道：
“世界银行《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扶贫标准和投资计划依然难以达到国际标准。按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国际最新贫困线，这一贫困人口数字远高于中国官方估计的农村1500万贫困人口，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两倍。”（http://www.chinanews.com.cn/hb/news/2009/04-10/1640256.shtml）
可见用“人均资源”不足以解释我们遇到的困难。对那0.4%的人，根本不存在资源不足问题，他们造就了“国际上奢侈品最大的市场”。对2.54亿贫困人口，正如李嘉图发现的，制约他们的是“雇用资料”，不是“生存资料”，他们有能力消耗的资源与“人均”资源量毫无关系。
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曾长期生活在西方社会，他发现工业革命带来的利益，在社会上分布高度不均，“有机器的人便发大财”，工人则“饥寒死亡”，平民“生计遂尽为资本家所夺”，以至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出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于是，他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
耐人寻味的是，现实中“节制资本”被“节制生育”取代，几乎一切社会问题最后都被归结为“人口数量”问题。怪异的是，对此几乎没有人感到怪异。
2009年3月11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安徽代表团驻地，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称：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调整为更加严格的‘一胎化’。但我现在是少数派，赞同我观点的人较少，甚至有人骂我，也有人称我为‘当代马寅初’。”（汪孝宗《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 中国经济周刊 2009-03-25）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尚且如此，让人不得不追问马寅初的先驱--马尔萨斯先生当初提出其“理论”的动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生活于1766年至1834年的英国。为了理解马尔萨斯生活的时代，请注意三个时点：其一，1763年，瓦特开始研究、改良纽克曼蒸汽机；其二，到1830年，西方在制造业领域已略微超过中国；其三，1844年，恩格斯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述了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和历史使命。
在英国，这是一个分工深化、技术进步的时代；是一个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自由挥洒的时代；是一个财富高速涌出而又高速聚集，阶级矛盾趋于激化的时代。对这个时代的精英集团而言，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安抚占人口绝大多数而又看不到丝毫希望的穷人。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牧师马尔萨斯自觉地承担了这一工作，他匿名出版了《人口原理》。对于写作此书的目的，他坦率地说：
“十分明显，如果下层阶级的人都知道这些真理，那么他们就会以更大的耐心来忍受他们可能遭受到的困苦，就不会由于自己的贫困而对政府和上层社会感到那么不满和忿恨了，在一切场合里也不至于那么容易摆出反抗的姿态或发生骚乱了。”
对其立论的基点，他写道：
“葛德文先生在全书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是将文明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罪恶和贫困都归咎于人类制度。……事实的真相却是，虽然人类制度似乎是造成人类许多灾祸的明显和突出的原因，但实际上它们是不重要的、表面的原因。同使源泉污浊、并使全部人类生活的水流混浊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洁原因相比，它们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
所谓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谷物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两个“公理”不过是杜撰，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也早已被各派学者批驳。明白了马尔萨斯出版《人口原理》的目的，就能明白他为何要杜撰这两个“公理”：回避对社会制度问题的追究，将贫穷、饥饿、瘟疫和战争等社会现象解释为“自然法则”，把人口数量当作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源，将社会问题归咎于穷人的生育。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屁股决定大脑”的实例，马尔萨斯的“公理”不过是“私理”。工商文明中，只要没有现实的力量制衡利润极大化机制，劳力过剩从而人口过剩就是必然的。不能“节制资本”，就只好“节制生育”，很难说精英集团的这一选择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在批评艾奇逊、马尔萨斯时，毛泽东提出了他著名的论断：“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就连毛泽东的老对头--蒋介石都不赞成马尔萨斯。他批评道：
“其实，马尔萨斯的学说是与历史的事实不符的。”认为“马尔萨斯把国民的生育问题当做纯粹生物学问题来看待，又把人口问题当做简单经济问题来看待。”
并进一步批评道：“我们中国研究人口问题的人。也有受马尔萨斯的影响的。他们总以为中国人生育率太高，人口增加得太快，他们以为中国的贫穷就是这个道理。”
对人口问题，他主张：“要从营养、卫生和教育中提高人口的品质，因为我们知道健全的人口，才是伟大的力量。”（蒋介石《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
蒋介石其实提出了一个观察视角：对人口问题，数量与质量孰重？
在对“节制生育”的反思中，学者们从关注人口数量转而关注人口结构。
有学者对人口的年龄结构表示担忧，认为中国出现了“未富先老”的态势，担忧“四、二、一”结构下，养老将成为社会难题。
有学者担忧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胎化”政策强化了生育过程中的性别选择，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急速上升（见图九），这势将导致社会底层大量男性无以成家，进而危及社会稳定。
图九：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时期变动情况
（摘自：《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还有学者关注到国家未来兵员的供给和未来军队在战争中的战斗力；也有学者从家庭安全角度，指出独生子女家庭是高危家庭。
从人口总量到人口结构，无疑开拓了新的视角，发现了以前不曾注意的问题，然而，结构的视角依然是数量的视角。从一个人口种群在地球上生存的角度看，它面对两条战线的挑战——
其一：如何能更智慧地处理自己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更有效地保护和利用已发现的资源，更广泛地将原来的非资源转化为资源；
其二：如何与处于同一“生态龛”中的其他类似种群竞争，以保障自己的持续生存。
对中华民族而言，这两条战线的挑战都是严峻的。应对这挑战的基础都是人口质量。
我们今天这种耗资源、毁环境、拼血汗，为海外资本卖苦力的依附型经济结构，从人口角度看，并非源于人口数量，而是源于人口质量。对此，《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作者们是清楚的，他们注意到了我国人口中，研究人员比重之低下（见图十）。
图十：2000年每百万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研究人员数的国际比较
（摘自：《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人口素质取决于教育，对此，晚清政府在废科举的上谕中就表示:“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在1905年“癸卯学制”的《学务纲要》中，称：“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住为国家之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
“开通民智”乃“立国之本”，是“国家之义务”，认识不可谓不到位，而实践呢？一个世纪过去了，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分学业完成情况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分布见图十一，其中只受过初中及以下程度教育的，占到全国6岁以上人口的84.2%；中专及以上程度者占8.33%；而大学本科及以上程度者，仅1.52%。
图十一：全国分学业完成情况的6岁及6岁以上人口
（数据来源：《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3—1）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宣示：
“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用于举办中小学的经费，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４%。”
1993年到2000年是7年，2000年到2007年又是7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占到当年 GDP的2.85%。预定的时间过去了两倍，而预定的目标仅实现71.4%。
在《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中提出了五项任务，其中的三项涉及人口素质：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着力解决人口结构性问题；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充分开发人力资源；
发展公共卫生、妇女儿童和社会福利事业，促进社会和谐与公平。
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到“人口发展”，我们看到了从单一注重人口数量向关注人口质量的转变，这一观念的转变对我中华民族意义重大。愿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能够开放而深入，愿关于人口问题的决策能建立在理性研究的基础上，愿对人口质量的关注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与财政资金分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