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西部大开发

——启动内需与产业升级的方略

王小强

    摘要：面对全球危机，中国亟需明确的经济方略。把西南荒废的水资源与西北荒废的平原资源相结合，与西部巨大的煤炭资源相结合，再辅以对既有经济实力的妥善利用，中国足以实现产业升级和大规模的城市化。“两头在外”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变为“两头在内”、“两头在西”，继续开放而不再仰人鼻息。

    “启动内需”、“产业升级”，现在大家都在热议。问题在于如何具体落实操作。统筹优化、倾斜扶植西部大开发，就是落实的关键。

一、开发西部将平原、水、能源结合起来

    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轻型出口加工工业难以为继，广大劳动人民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的途径，只能是中国产业、特别是资源开发型重工业的全面振兴。中国自然资源的潜力在西部。西部资源大开发，着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新型重工业，与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的轻型出口加工工业相比较，意味着更新的工业基础、更高的技术水平。通过这样一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使中国的经济实力更上一层楼。实现这个进程，明显需要新一轮比过去30年更多、更大规模的投资和技术引进，其中自然蕴含了比过去30年更多、更大的商机和经济繁荣发展的前景。
    譬如，中国的水利资源集中在西南，储藏量世界第一。因为西南崇山峻岭，人烟稀少，长期得不到有效利用。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80％的人口、财富和生产力集中在不到100万平方公里的平原。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是平原。新疆一省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沿海14个省市国土面积的总和。西北有广袤的平原，海拔、日照、温差样样得天独厚，适合人类居住、农牧业和资源开发型产业发展，唯独缺水。不调水，西部现有人口和生产力规模都难以为继，广大平原不仅无源开发，而且很难扭转生态恶化的颓势。可以说，把西南荒废的水资源与西北荒废的平原资源相结合，与西部巨大的煤炭资源相结合，对民族振兴的伟大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扩大规模、加强力度南水北调，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大西线”纳入工作进程，把西南长期不能利用的水资源，尽可能多地调往西北，不仅黄河一系列现成的梯级设施可以成倍发挥效力，而且可以大规模开拓绿洲面积，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集聚人口，展开大规模城市化，在全国范围和世纪时间维度，启动足以使中国经济独立自主持续发展的巨大内需！

二、基础工业优化升级

    譬如，中国的煤炭资源集中在西部，储藏量世界第一。但因为交通运输、加工利用技术、污染等问题，现在每年还要从南非、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地进口煤。怎样充分开发中国的煤炭资源？最主要的方向应当是高技术含量的煤化工、清洁燃烧技术，尤其是煤转油项目。去年石油价格一度突破140美元一桶，至今令人胆寒，发展煤转油技术大有可为。只要大规模煤转油，能将每桶油的价格控制在35-40美元，中国的能源问题即能长治久安。
    不仅是煤矿、水利等自然资源的开发，还有道路、港口等基础设置的建设，机械尤其是与南水北调和西部大开发相关联的重型机械产业的发展，都势必促进和带动先进的装备制造业发展。这一切都应在“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盘子里，重新考虑定位，根据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而不是世界市场的“不可预见性”），制订长远发展规划。
    发展大企业为主的重工业，与小企业为主的轻型加工工业最大的不同在于，不能单纯招商引资，创造和完善市场环境，等待市场调节。在这个意义上，神华集团的成功具有启发意义。神华集团1995年成立，2001年一期工程建成，4000万吨煤炭生产能力、810公里铁路、3000万吨港口装船能力，2004年煤炭产量1.21亿吨，全国第一，世界第五。如今，神华是集煤矿、电厂、铁路、港口、航运、煤液化为一体的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煤炭销售商，拥有54个累计生产能力为两亿吨的煤矿，全长1369公里、运转能力1.28亿吨公里的铁路专用线，电厂装机1608万千瓦，煤转油和煤化工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神华集团开创了中国煤炭行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纪元。
    神华的飞跃发展，靠的是国家坚决上马重点大型项目抢占战略制高点和科技制高点的决心、规划、组织和指挥。别的不说，单是“矿、路、电、港”一体化大规模开发，牵扯到煤炭、铁道、电力、交通等部门和地方，如果囿于条块分割的体制局限、市场调节的既得利益，部门地方的协调扯皮，神华的发展不可想象。

三、善用已有经济实力

    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前所未有，中央的财政收入前所未有。超过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既是国际施压的理由，也是货币博弈的资本。善用已有的经济实力，能干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启动多少内需和就业？不是北方城市严重缺水吗？——大举投资南水北调，加快工程进度，扩大调水规模，全面展开“大西线”的踏勘和论证；不是油价高踞不下、进口石油财务吃亏、收购油气资源国际关系紧张吗？——大力发展煤化工，尤其是清洁燃烧技术和煤转油项目；不是因为关闭小煤窑，煤炭涨价、供电不足吗？——大举投资国有大煤矿的技术改造，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大力改造各地电网；不是房地产投机造成普通百姓买不起房子吗？——大举投资经济适用房和相关小区建设，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不是一些农副产品涨价造成通货膨胀吗？——大举投资现代化、工厂化大农业……
    当然，外汇储备不能直接拿来投资基本建设和产业升级。具体的财务安排和技术转换，恰恰有待更开阔的视野，研究开发出有利长远发展的金融创新。如何善用数以万亿计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国际金融史上史无前例的新课题。新加坡的淡马锡，肯定不是适当的参照系。

四、重提西部大开发1

    如果说过去30年，东部沿海的发展主要靠轻型出口加工工业，西部大开发则是以资源开发和重工业为主。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是一时得以高速发展的快捷方式。经济安全和不可持续的弊端显而易见——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受制于人。中国13亿人口，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坐拥无与伦比的大市场，何必在市场上受制于人？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蕴藏着几乎应有尽有的自然资源，何必在能源、原材料上受制于人？西部大开发，开发的是能源、原材料和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内需源源不断，足以发展“两头在内”、“两头在西”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和巨大的消费市场，根本扭转东部沿海轻型出口加工工业单兵突进、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帮助东部产品“出口转内销”，在继续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的环境下，把东西部生产力组合成一个能够自主发展的整体。中国经济发展从此立于不败之地。开放而不仰人鼻息，正所谓“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从轻到重的转移，在人口、生产力布局上，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重心从东向西，顺理成章地再上一个台阶；在启动内需、城乡关系上，则意味着大规模的城市化。相对于过去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口的城市化严重滞后。这里不仅有户籍制度的束缚，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火车头——轻型出口加工工业本身，具有规避城市化的产业特征：第一，流动不定的民工潮，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劳动，东南沿海经济繁荣，两代民工的劳动素质没有相应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没有相应提高；第二，东南沿海的轻工业分散发展，遍地开花，占据大量良田，集中的大城市不会自然发展起来；第三，与临时进城打工的最低消费相对应，城市的住宅、商业、教育、医疗、服务等第三产业，未能与工业化进程同步发展。20多年时间，东莞“常住”民工数倍本地居民；各大城市“常住流动人口”几乎等于户籍从业人数；城市化及相关的第三产业，长期未能得到与工业增长速度相应的迅猛发展。
    与轻型加工工业规避城市化的三个产业特征恰恰相反，资源开发型重工业与城市化，原本属于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一回事，足以形成第一产业（资源开发）、第二产业（重化工）和第三产业（城市化）协同带动经济发展，把提高劳动者素质与增加人民收入、扩大内需消费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发展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第一，发展重工业生产，多靠熟练技术工种，需要长时间的技术培训和技术积累，不能像轻加工的简单劳动那样，今天从农村出来，明天就上岗干活；有活就干，没活走人。所以，与上世纪50年代一样，重工业的产业升级，需要培育和造就一支相对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大批尚未富起来的流动民工，可以在重工业发展的同时，转变成具有某种专业技能和固定职业的产业工人，转变成具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城市人口。
    第二，发展资源开发型产业，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匀。神木、府谷一带有煤，“几通几平”搞得不好，照样有人愿意去开发。同理，如果没有什么资源，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再多，招商引资优惠再多，大片上好农田土地转让再便宜，也得不偿失。不仅如此，轻型加工工业讲究分散投资、分散风险的“短平快”。相反，开发自然资源，必须大规模长期性集中投资，不可能乡乡建厂、村村冒烟，往往一个项目一座城市。譬如，一座年产2000万吨的大煤矿，需要十万具有专业技能的职工队伍。
    第三，发展资源开发型重工业，产业工人队伍相对稳定，不仅需要住宅、交通，而且需要教育、医疗、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根据国外城市化的经验，一名城市第二产业的就业往往伴随2-3名第三产业就业。如果一个就业人口赡养2.5人，一名第二产业就业（包括就业者本人）可以增加7-10个城市居民！譬如，大庆油田年产5000万吨原油，职工29万人，家属80万人，加上政府机构、学校、医院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一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在荒漠中拔地而起。这还是在高度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的。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毋庸沿用20世纪50年代的城乡分割体制。倘若鼓励人口向城市集中，新疆规划的5000万吨石油的油田，加上相应的油化工，可能集中500万城市人口。所以，经济发展的重心从东南沿海轻型加工工业到西部重型资源开发工业的转移，直接意味着同时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化。

    总而言之，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中国亟需明确的经济方略。今后两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要关头。庞大的就业压力，势必对社会安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影响。抓住稍纵即逝的宝贵战机，需要站在全局高度，审时度势，把短期应对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避免头痛医头、脚疼医脚；需要集思广益，参考中外大兴基本建设、自力更生的历史经验，统一部署，集中指挥，避免政出多门、朝令夕改；需要把压力转化成动力，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变捉襟见肘为大有作为。坚决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大力展开水资源调配和国土整治，启动新一轮资源开发、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真正实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增强发展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则今天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严峻挑战，就会成为民族振兴的历史机遇。

● 王小强，中国税务杂志社综合研究组研究员。

1 参见李旭梅：《西部大开发之“大”——读〈西部大开发方略〉》，《香港传真》No.2001～18。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2009年《绿叶》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