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农业国实现现代化，要过两个坎：一个是原始资本积累的坎，一个是创新的坎。原始积累是打基础，创新是上水平;一个讲历史，一个说现实。我们可围绕这两个问题，谈谈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一、公有制保证了我国完成原始积累

从二战结束到现在，在人口过亿的传统农业大国中，只有中国实现了工业化，有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后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但是，其他传统农业大国一直都在搞市场经济，也有多种类型，像完全靠市场调节的菲律宾模式，通过借债发展工业的南美模式，采取贸易保护的印度模式等等，可他们都没有完成工业化，还是困难重重。为什么我们一搞市场经济，发展就快了呢?这里一定有原因。

应该看到，我们在开始搞市场经济时，已经建成完整工业体系，特别是最费力最费钱的重工业体系。主要表现：一是，我们不仅能生产飞机、汽车、火车、万吨轮船、重型机床，而且在很多领域已能提供成套工业装备;二是，培养了几千万产业工人和大批科研人员;三是，完成了“两弹一星”、核潜艇等高科技军事装备研制;四是，我们仅用十几年，就还清所有外债，做到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所有这些成绩，我们总共仅用短短20多年，这是奇迹呀!用经济学语言表述，就是我们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这就是我们与其他传统农业大国最大的不同。

但是，一般情况下，传统农业社会没有资本，即使有一点工商资本，也不可能形成工业化积累。如果认为菲律宾在市场经济下，资本能自动向重工业和高技术产业集聚，是很不现实的。而如果农业国借债搞工业，就必须按市场价格付利息，加上自己刚刚起步，无法与老工业国竞争，依靠刚建成的工业无法还债，因而几乎所有借债国都有严重债务危机。

那么，我们的原始资本是从哪里来的呢?首先，我们不可能走西方的路，他们的工业化往往与对外殖民化同时进行，通过掠夺，在工业化初期已有一定积累。按2000年美元可比价格换算，美国在工业化初期的1870年，人均年收入已达到740美元，日本在1895年已达到475美元，而我国在工业化初期的1952年，只有6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走西方的路，是走不通的，我们只能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来凝聚力量，在农业社会内部找出路，进行艰难困苦的自我原始积累。积累的具体方式，可用四个“统”字来概括，即农业上“统购统销”和工业上“统收统支”。农业统购统销，就是国家低价收购农产品，以获取农业提供的原始资本，当时叫价格剪刀差;工业统收统支，就是把企业利润、折旧、大修理基金等经济剩余都收到国家手里，并严格控制企业支出，从而获取企业提供的原始资本。我们正是依靠这样的原始积累方式，从农业社会内部，获取了最初的建设资金，开始工业化建设。

很明显，在私有制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公有制，从而为原始积累和加快建设提供根本制度保证，这是其他农业大国所不具备的。

先看农业。虽然我们党一直倡导合作化，但合作化大发展是在1953年统购统销之后。统购统销后，我们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在低价格下的情况下，如何把农产品从一亿多小农户手中收上来;二是在低价收购时，如何保证农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当时中央认为，如果能建成一二百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的力量，就可基本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加快了集体化进程。

再看工商业。我们党在1952年时还认为，要用10-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实际上，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这是因为我们又遇到两个问题：一是，1953年我国开始“一五”大规模工业建设，但仅靠农业和少量国营企业积累，远不能满足工业化对原始资本的需求;二是，国营企业经济剩余全部上缴了，这与私营企业把利润留给自己形成鲜明反差。因此，国家通过赎买政策，将私营企业转为国营或公私合营，使国家掌握了经营权，从而把这些企业也纳入国家统收统支之下，为国家原始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

应该说，我们的原始积累，是用老百姓眼前的消费利益换取工业发展的长远利益;是以放慢老企业自主发展为代价，换取工业体系全面建设。它对于我国工业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同时也带有明显的阶段性色彩，不可能一直搞下去。在工业体系基本建成后，需要进行改革，需要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党中央把改革前这段历史定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一重要论断，一下点明了改革前后的本质联系和传承关系。

二、公有制经济起着创新发展的基础作用

发展中国家要迈过创新这道坎，不仅受教育、科学水平的限制，而且本来是推动经济外延增长的市场经济，也会对内涵创新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技术，是发达国家企业经过不断投资、研发、销售盈利的循环，才达到现在的技术水平，这符合市场经济和商业规律。反观我们的技术，则落后很多代，投资研发后，技术虽有进步，但产品仍然落后，没有利润。要使产品达到先进水平，就要不断重复这种没有盈利的循环，研发投资很大，这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和商业原则，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的优势。国家通过规划、指导、组织、减免税、补贴、参股、贷款等方式，降低了企业创新成本。国家这种经济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公有经济活动，对整体创新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微观企业创新上，我们也看到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为便于观察和分析，我们可把创新分为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理论创新主要由国家管理的科研机构、大学等来进行，当然也有大型国企参与，诸如可控核聚变等理论研究和试验。这些姑且不论，我们在这里重点分析一下与企业密切相关的技术创新问题。技术创新可分为应用技术创新与基础技术创新。像根据市场应用前景，利用已有的互联网基础技术，开发出的网上社交、购物、打车等应用，就属于应用技术创新;而依托理论创新形成的新技术、新算法、新材料、新方法等，如5G通讯技术，就属于基础技术创新，它的意义更大更重要。

然而，许多企业，包括一些大型民营企业的创新，还多集中于应用技术创新上，基础技术创新特别是重大基础技术创新的数量和比例还不大。这是因为，基础技术创新难度极大，资本投入风险太高。现在，倒是某些中小型民营科技企业有一定基础技术创新，观察发现，它们多是科研人员或从海外回国人员办的企业，很多人有相关研究经历，有基础和经验。但随着某项基础技术创新工作结束，他们则较少继续从事新的基础技术创新，而更多转向应用技术创新。

现在，公有制企业，以及一些具有公有特征的企业，正在成为基础技术创新，特别是重大基础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由于国有企业更能集中资源，所以在持续进行基础技术创新上表现出了明显优势，像完成了第四代核电站技术、超高压输电技术、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先进航空发动机等重大基础技术创新，这些都是关系国计民生、安邦定国的技术。

作为民营企业的华为公司，它99%的股权归工会所有，带有明显公有特征。这种产权关系，对企业创新影响重大。现在，货币资本的效能在下降，创造性劳动地位迅速提升。因此，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特别是重大基础技术创新上，人力资本投入相当大。而华为的产权制度，一方面，保证了每年几百亿分红资金，又回流到生产者手里，减少了创新投入的人力资本，降低了风险;另一方面，剩余价值再转化为劳动者收入改变了雇佣关系，提高了激励效率。这就是华为在美西方联合打压下，仍能完成一大批重大基础技术创新的所有权原因。

创新决定发展的未来。公有经济在创新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充分反映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不可动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