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继加州伯克利学者质疑林毅夫(1992)在经济学英文顶刊AER发表的农村改革成名作的核心数据处理结果(参见“林毅夫教授最经典AER论文被挑战, 新数据和方法: 断点中的差分, 交叠DID局部投影法, 机器学习 (qq.com)”)，北大、武大学者联合攻关，发现林毅夫新结构代表作的关键数学推导错误，支持了马政经诸多名家的理论判断。

近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栏目，刊登了北京大学吴文和武汉大学周绍东教授的合作研究《“两个不能否定”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动态选择》。该文发现林毅夫等(2006)在经济学中文顶刊发表的新结构经济学代表论文存在一处数学疏忽和一处关键数学漏洞。通过对数学疏忽和关键数学漏洞的修正，该研究支持了“比较优势陷阱论”关于“赶超战略”的价值判断，不能像林毅夫等(2006)一样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赶超战略”进行“近污名化”的“学术”判断。

国内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名家都支持“比较优势陷阱论”。例如，余斌(2021)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比较优势选择不仅无法消除贫困,还会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入的差距。”贾根良(2018)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在历史上曾是发达国家让欠发达国家安于贫困的理论，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摆脱贫困都是违背比较优势理论的结果。”程恩富、王中保和崔云(2009)认为：“我国依靠廉价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构建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面临附加值空间狭小、资源投入粗放、低水平过度竞争的约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应作为我国产业发展的战略，否则，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扮演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工的角色，始终处于产业分工的低端、经济发展圈的外围。”

事实上，国内主流经济学研究也不支持林毅夫等(2006)的判断。例如，杨汝岱、姚洋(2008)通过实证研究，明确提出：“我们的核心命题是：实行有限赶超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增长。林毅夫等(1994)认为,中国在过去20多年之所以取得高速经济增长,是因为采取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即我们的产品技术含量符合国际劳动分工所确定的水平, 也就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参照最近的研究成果,这一判断需要进行修正。”

吴文、周绍东(2024)所发现的林毅夫等(2006)中的数学疏忽是：“通过简单计算可得”(事实上，的设定在林毅夫等(2006)全文中始终被保持)。而实际上应是，这意味着林毅夫等(2006)附录证明6和7中的所有符号都应被所替换。

林毅夫等(2006)中的关键数学漏洞是：林毅夫等(2006)未提供证明过程便“直接给出”的式(A10)“”(此处已修正上一处数学疏忽，将林毅夫等(2006)中的(A10)式的符号替换为)表示发展中国家实施赶超战略时的要素禀赋提升的速度。这意味着，其中代表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部门的要素禀赋提升速度，代表非赶超部门的要素禀赋提升速度，即为二者的加权平均，但权重有误。

吴文、周绍东(2024)说明：事实上，执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提升速度为：

(20)

代入和的数值得：

(21)

对比式(20)和林毅夫等(2006)(A10)，不难理解式(20)的经济学含义：即虽然赶超部门占用了比例的资本要素，但其对禀赋结构提升速度的贡献度却仅为(显然，)，同时，“赶超部门”所造成的技术上的赶超劣势的影响度也为，而“非赶超部门”中存在的技术学习红利(后发优势)的影响度为，大于其所使用的资本比例。

因此，两部门的经济增速加权权重不应为林毅夫等(2006)未提供证明便给出的和，而应该是经计算可得的和。这会关系到经济增速与赶超部门的资本使用比例的关系的判定，即值的正负。

按照林毅夫等(2006)，始终小于0，因此，无论改革开放前后，都应该执行林毅夫提倡的“比较优势战略”。

按照吴文、周绍东(2024)，曲线在上单调递减，在上单调递增，如图1所示：

图1

图1直观地展示了比较优势战略论和比较优势陷阱论的理论分歧，即：在区间，是否大于0?图1符合比较优势陷阱论的判断：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其资源禀赋结构较低(与同一时期的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的阶段，赶超战略可提供高于比较优势战略的赶超速度。而在追赶的中后期，资源禀赋结构得到较大的提升(虽然仍然低于同期发达国家)时，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收益大于执行赶超战略，应通过改革及时进行发展战略调整。此外，由于吴文、周绍东(2024)说明图1中的情形2是更典型的情况，因此即使在推行比较优势战略的阶段，也并不意味着要将“去赶超”进行到底，在阶段，比较优势战略的促发展效力会下降。其实践指向是：市场化条件下的独立自主发展。

全文PDF版如下：

（本文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