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医药反腐力度空前。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公开通报被查的医院负责人已达到179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尤其是7月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后，各地纷纷公布举报热线，几乎每天都有医疗系统干部落马。
医疗系统的腐败问题经年日久，是行业的“疑难杂症”，也是老百姓的切肤之痛。
然而，医疗系统的问题要根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够的。只有把反腐放到医疗改革的大背景下去观察，才能找到问题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源和逻辑。
医改研究专家江宇认为，今天医疗领域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医疗“商品化”进程。医疗的主要目标聚焦营利而非人的健康，这是资本主导下普遍存在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偏离现象在医疗领域的具体表现。
在具体解决问题的路径上，反腐是必答题和先手棋，起到震慑和打开局面的作用；通过反腐和集采，压低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中的比例；腾出空间后，再实施医疗费用价格改革和薪酬制度改革，实现“堵后门、开前门”，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通过在医务工作者中走群众路线，调整利益格局，对过度用药和过度治疗实现釜底抽薪；最终实现整个医疗体系的机制重构。
对于当下深受影响的整个医药行业来说，这是一次严峻考验，也是一个浴火重生的机会。在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思维主导下，许多领域存在空白，创新的空间很大，哪些企业能够有远见，把更多资源投入到研发上，未来就能够获得先机。
以下是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江宇接受科工力量专访实录：
科工力量：今年截至7月26日，全国已有至少155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截止发稿的最新数据，人数已上升到至少179名）能否帮助读者量化理解一下这波反腐是怎样的力度？
江宇：我印象中，这是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轮医疗反腐。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下决心解决教育、住房、生育等民生问题，开展打黑除恶等重大斗争，都是瞄准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同样，这次医疗反腐也是在回应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当前，看病难、看病贵仍然是制约人民群众幸福感提高、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堵点。尽管政府卫生支出比例持续增加，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持续下降至27.7%，但老百姓实际从口袋里拿出的看病钱并没有减少。2016年—2021年，人均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的年均增速为9.4%，高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8.1%，居民看病负担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仍在加重。要真正稳预期、稳消费，就必须真正降低群众看病负担。
近年来，深化医改的一些措施效果还不显著，三明医改模式在全国推广的效果还不明显，根本原因在于医药生产流通使用领域的利益链尚未打破，严重稀释了医药事业改革发展红利，蚕食了人民群众权益。所以，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顺应民心之举，也是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必争之地、必胜之战。
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每年都开展，今年则有更大的力度。主要表现为部门联动、上下联动、重点突出。
部门联动：以前是九部委部际联席会议，今年增加到了十四部委（包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商务部、审计署、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特别是中央和地方纪委也开始介入医药腐败问题整治工作。
上下联动：据新闻报道，许多省份都进行了系统部署，公开了举报方式，动员群众举报。截止7月底，落马院长、书记多达155人，总数也较往年更多。
重点突出：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新闻通稿中明确指出：这次整治的重点是聚焦“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尤其是利用医药领域权力寻租、“带金销售”、利益输送等不法行为。这就真正抓住了看病贵问题的根源。
科工力量：这么多腐败滋生不应完全归咎于医院领导和医生的私德，您认为，在当下的医疗系统中，滋生腐败的逻辑和空间主要在哪？
江宇：腐败的发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个人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是体制机制。在医疗领域，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有，特别是体制机制的问题是长期积累的。
今天医疗领域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早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大背景是，各行各业都鼓励创收营利，政府一方面减少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另一方面改变了对医疗卫生系统的定位，把医疗卫生从过去的公益性事业转变为允许自主营利创收的一般性商品，甚至卫生部门公开下达文件鼓励医院创收，不肯这样做的同志被批评为思想保守。
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允许医院给医生多发奖金，允许医院提成和业务量挂钩，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我国历史经验以及医疗卫生行业的规律来看，只要允许和鼓励医院以逐利为目标，那么医疗机构必然走上违背患者健康权益的道路。
从国际上看，除了美国等少数国家之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是以公立医院为主体。政府对公立医院硬件、人员等直接投入要占公立医院收入30%以上，才能保障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这一数字同样高达30%左右。因此，我国以仅占GDP 3%左右的卫生总费用，实现了消灭发展中国家流行的主要传染病，普及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人均预期寿命在1978年达到68岁，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对公立医院直接投入（不算医保投入）占公立医院总收入逐步下降到7%-9%左右，还不够大多数公立医院负担退休人员费用，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公立医院“建设靠自己、吃饭靠自己、发展靠自己”的自我盈利、自我创收、自我发展的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也就形成了很多潜规则，并逐步发展成为严重的腐败现象。比如，在2017年全面取消药品加成之前，公立医院可以有15%的药品加成率。100块钱采购的药，可以115块钱卖出去，这15%是医院的合法收益，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医院在以逐利为动机的导向下，会让这样口子越开越大。
2010年，中部某省对乡镇卫生院进行摸底，发现乡镇卫生院实际的药品加成率为89%，最高的达到160%以上。我本人2011年到东北的一个县医院蹲点调查，发现事实上的药品加成率是80%左右。在法定的加成率以外多出来的钱，如果医院的管理相对规范，会用于医院的发展，政府也是默许的。但如果医院管理不规范，这些费用就可以成为关键岗位、少数干部中饱私囊的空间。补偿机制的扭曲，为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且越开越大。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医药行业和医院就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从正常市场逻辑来说，药企是医院的上游，给医院提供原材料，医院买药应该追求越便宜越好。但实际上，因为存在以药补医、以检查补医的机制，医院的激励机制就倒过来了：药品越贵，医院可以拿走的提成空间就越大。而药厂和医院当然一拍即合，双方都觉得药越贵越好，共同追求在医保和患者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尽可能多花钱，而不是在能治好病的范围内少花钱。
所以，医疗领域的腐败，表面上看，表现为院长、科主任收了多少钱，数字触目惊心。但是更大的危害在于，把医院和医生的激励机制、行为模式改变了，让医生的行为违背了医疗卫生自身的规律。
据调查，在2012年三明医改之前，药品滥用现象十分普遍。某医院一位2岁10个月的患儿，患发烧、扁桃体肿大的症状，就开了氯化钠、头孢米纳诺、葡萄糖、喜炎平、小儿电解质注射液、薄芝糖肽等六种注射液，总计每天输液8种次。不需要检查的，做大检查；不需要做支架的，为了拿提成去做手术。这些现象恶化了医务人员的职业导向，玷污了职业精神，也毒化了医患关系。
这条利益链的存在，由来已久。为什么没有更早采取行动呢？某种程度上，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大家都在一个铁屋子里，时间长了已经互相习惯了，在扭曲的制度下，大家都找到了自己最有利的生存方式，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下，一旦有人要开窗户，大家反倒觉得不舒服了。所以，要让公立医院真正回归公益性，就必须首先打破医疗行业的腐败利益链，对医疗领域的生态进行革命性重塑。
科工力量：观察者网7年前曾刊出您论述医疗应当“去商品化”的文章，其中是否有当前这些腐败现象更深层的根源？能否再展开讲讲？
江宇：是的，根源是医疗商品化的问题。
泛商品化不仅是医疗领域的问题，而是当前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存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资本利益为主导的情况下，一切的生产都可能发生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背离。
比如在房地产领域，大家都很熟悉一句话，“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安徽省基层医改和三明公立医院改革的口号是：“让药品回归治病的功能，而不是盈利的工具；让医生回归治病救人角色，而不是赚钱的商人；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而不是逐利的企业”。这几句话的意思、甚至句式都是一模一样的，背后也都蕴含着同样的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习总书记2016年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研讨班上讲的：“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这段论述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工作，固然要追求“价值”（表现为GDP、利润、经济增长等），但同时要关注“价值”的内容、“价值”的含金量，要真正从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出发。当价值和使用价值发生矛盾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要把使用价值摆在第一位。那些由金融泡沫、环境污染、侵略扩张、消费主义带来的“价值”，哪怕在数字上再大，但是由于它违背了社会的真实需要，也是应该反对和抑制的。
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背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现象。这方面，《资本论》有很多研究。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需要而生产，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利润而生产。这就说清楚了，医疗领域为什么要强调公益性优先。
医疗服务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商品的两重性，也就是非常明显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背离。医疗服务的使用价值在哪里？在于改善人的健康。但是在改善健康的各种要素里面，医疗服务的作用可能不到10%，更多的是生活方式、预防保健等等。同样，在医疗服务里面，晚期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治疗价值最高，但使用价值不高，对健康的作用是不如适宜技术、早期预防的。
医疗卫生服务有一定的商品的因素，但是从本质上讲不应当定位为商品，不应当用商品交换的原则来配置资源。
因为商品的定义是：为了进行市场交易而生产的物品。如果把医疗卫生作为商品，那么医疗服务的提供者首先追求的就是其价值，即能带来多少利润、能挣多少钱，而不是首先追求使用价值，即能够起到怎样的治疗效果。而医疗卫生行业的目标是追求预防为主、让患者少得病、晚得病、不得病、用最少的钱实现最大的健康产出。
医院和军队一样，和平是军队最大的勋章，健康是医院最大的成绩。而医疗卫生商业化，本质上就是病人越多、病情越重、花钱越多，医院越高兴。显而易见，医疗卫生自身的规律是和商业化、市场化水火不相容的。
现在新药品、新器材层出不穷，但是很多老医生长期认为行之有效的、很便宜的药品和器材逐渐消失？因为新药和新器材它可以重新定价。
弥合这种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背离，是设计医疗体制的出发点。一切成功的医疗体制，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去商品化，缩小医疗服务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背离，尽可能地激励医务人员以使用价值（健康）为目标，而不是以价值（利润、收益）为目标。
把握住这个指导思想，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曾经卓有成效。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召开论坛，发布《阿拉木图宣言》（Almaty Declaration）推广当时中国普及初级卫生保健的经验。
当时，受中国赤脚医生经验的鼓舞，世界卫生组织乐观地认为，全世界到2000年就能够实现初级卫生保健体系的全覆盖，但是，这个目标后来显然没有实现。于是，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发布年度报告，题目是“初级卫生保健：过去重要，未来更重要”，指出近几十年来全球卫生体系的三大问题。
上世纪70年代遍布中国乡村的赤脚医生
图源：央视网
第一，以医院为中心，资源向医院过度集中。因为专科医疗可以收取更高的医药费用，而大范围的疾病预防与营利目标背道而驰。同时，专科的发展与学术利益密切相关。
第二，医疗卫生体制过于碎片化，呈现以项目为中心的特点。医疗卫生体系作为一种公共基础设施，具有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从降低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的角度看，最好的办法应该是把多种健康问题整合，让初级卫生保健的基层医务人员进行普查。但现状是，各国政府投入医疗卫生系统的大量经费，往往不是直接用于支付医生工资和添置硬件设备，而是投入以筛查或治疗某种疾病的项目，比如今年筛查女性卵巢癌和子宫癌，明年筛查血管疾病，许多医药企业非常乐意出资资助这些项目，因为这样的项目可以直接和具体的医疗服务产品或药品挂钩。商业利益的介入，造成了医疗卫生体系的条块分割，大大增加了成本，不符合医疗卫生规律。
第三，商业利益和学术利益相交织，这涉及到更高层次的问题。一般的医生、官员收受回扣、贿赂，这是有形的腐败，但更高层次的利益输送，是利用合法的学术渠道去干预医药费用的流向。在这次医药反腐中，有媒体注意到许多药企营销费用畸高，大量营销费用流向学术会议，就是因为一旦学术领域和医药生产流通领域形成了某种利益联系，就会严重影响学术的客观性，造成医务人员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为具体的企业站台牟利。应该说，这在西方国家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在我们国家也存在，是反腐败的对象。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的这三个问题，又指向同一个本质，就是医疗服务的商品化。只要有医疗商品化存在，医疗费用就降不下来。现在的很多讨论，其实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这两年总是有人说，搞免费医疗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财政承担不起。凡是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的朋友，都没有看到在现有体制下，看病贵的症结在于医疗资源的配置非常不合理。在医疗商品化驱动下，我们把过多医疗资源集中到专科环节、晚期治疗的环节，在公共卫生屏障方面，本来由初级卫生保健能拦住的很多问题，我们没有去拦，把大多数病人都推向治疗成本更高的中后端，更不用说，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大量的过度医疗现象。
从我读研究生开始，十几年来，向许多专家请教过，如果把完全没必要的过度医疗剔除掉，整个医疗费用能降下来多少，大家估计的结果，平均约30%，最高的估计是50%。最新数据是，2021年我国卫生总费用约7.6万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支出2.1万亿元，占27.4%。社会卫生支出约3.4亿元，其中主要是医疗保险，占44.9%。个人现金卫生支出2.1亿元，占27.7%。
按此来预测，如果不去反腐败，只是静态地看问题，在现有的成本水平上，确实不可能实现免费医疗。但是，如果真的能够建立新的机制，消灭药价虚高、过度医疗的问题，从总量上降低30%的卫生总费用，现有的政府和医保支出完全就可以覆盖，更加趋近免费医疗。
管理学最基本的原理是利益驱动，拿谁的钱，听谁指挥。过去医生主要的收入都来自药品、检查的提成，他们只能按照不合理的指挥棒行动。广大医务人员对此也非常纠结。很多医务人员都曾对我说过：我们现在不是给病人打工，我们是在给药厂和医疗器械厂家打工。纠正这种不合理的机制，广大医务人员和患者都是欢迎的。
科工力量：这可能涉及到整个医疗改革的系统工程，您认为，反腐工作在其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江宇：这也是很好的问题。我用两句话打比方：反腐是改革的“必答题”， “先手棋”。
首先，反腐是改革的必答题。医疗改革不可能仅仅靠下文件，如果不去反腐败的话，是根本改不动的，为什么呢？列宁说过，“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这些年来，尽管国家出台大量政策措施，包括要求取消药品加成、要求医保通过DRG按病种付费、总额支付等等方式，但是如果利益链没有打破，是很难产生实质效果的。
过去，我们看到腐败利益盘根错节，势力十分强大，在2014年左右，三明医改试点药品集采和“两票制”改革，大幅降低了医疗费用，但正是因为如此，遭到大量的媒体质疑和攻击，甚至两会期间，还有一些医药行业的代表委员公开抵制药品和器械的国家集中采购。如果不去打破利益，医疗改革根本改不动。
直到今天，在一些媒体和自媒体上仍然还有抹黑三明医改的声音。比如，说什么三明医改之后，变成了像廉价航空一样的“廉价医疗”，医生的收入和公务员差不多，好医生都流失了，只能吃上便宜的质量差的药等等。这些声音完全是指鹿为马、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有些可能是善意的误解，但源头是医药利益集团的恶意中伤。
事实上，三明医改之后，正是因为打破了利益链、遏制住了过度医疗，反而能够集中资源保障真正有需要的患者吃上好药、享受到大专家的服务。2021年三明市主任医师平均年薪30.09万，最高的59.68万，数倍于当地公务员工资。患者自负的费用降低了，而质量、安全、患者满意度、医疗服务水平、健康产出，都不仅大幅改善，而且领先于同类地区。（请参见作者撰写的关于三明医改的其他文章。）
江宇:三明医改,如何在质疑声中乘风破浪?
观点|“三明医改不可复制”是借口
来源：三明市卫生健康委。
所以，事实证明，必须真正打破腐败利益链，才能真正推动医改，实现公益性。
第二，反腐是“先手棋”。反腐不是终点，真正的目的是从根源上建构一个合理机制。在医疗反腐败中，要注意把“关键少数”和广大中青年普通医务人员区分开来。腐败主体是药品和器械流通利益链上掌握权力的少数人，尽管不少医务人员也间接获益，但这主要是扭曲的制度造成的，对绝大多数医生来说，这不完全是腐败的问题。通过反腐败挤出药价的水分，有利于改变医院内部畸形的利益分配格局，让真正兢兢业业工作的医务人员获得合理回报。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住反腐败的成果。
科工力量：我之前看到一个观点，医疗改革不是不讲利益，而是讲谁的利益，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讲利益。但是在医疗领域，人民群众作为不特定的大多数，也缺乏专业知识，在利益博弈中处于一个天然弱势的地位，实际操作当中，怎么走群众路线呢？
江宇：对，医疗领域还有一个特点是专业性特别强，因此，外部事后监督有客观上的难度。比如一位医生从医学知识专业角度坚持一位病人需要做球囊，很难有第三方监管以客观标准去把控；因为医疗行业必须赋予医生很大的相机决策权力，而不能靠指标、规则管得太死，在治病上，医生的主观能动性是最重要，很多时候是需要医生主动去探索，主动去冒险的。
怎么解决这种两难问题？只能从根源上去建立一个合理机制，让医生有动力真正为病人利益着想。以三明医改经验来说，走群众路线有两方面的表现。
第一，党和政府代表老百姓的根本利益，首先要切实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和呼声。
这几年我在调研中，有些地方的负责同志告诉我说“我们医改已经搞完了”，我问“怎么搞完了”，他说“你看，连农民都有医保了，药品加成也取消了，医改不就搞完了吗”。
这种观点只是从表面上来看问题，上级布置的任务确实搞完了，但是如果真的去体验一下就会发现，对农民来说，医保的费用还在年年上升，在中部不太发达的省份，一个农民一般一年得交三四百块钱，一户就是一两千，人口多的两三千，对农民家庭来说，还是很沉重的负担，而实际的报销比例只有50%左右。另外，虽然表面上药品加成取消了，医药流通环节的腐败真正消除了吗？
医生还可以写条子，甚至给患者暗示一下，去外面哪个药店哪个民营医院买什么药，这都是很容易操作的。所以如果真正去调研，就会知道医改远远没有完成。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会发现，老百姓的获得感还没有这么强。
第二，在改革的过程中要走好群众路线。
所谓走群众路线，就是要调动大多数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支持改革、参与改革。就我个人的体验，广大医务人员，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级及以下的医疗卫生人员，是强烈支持回归公益性的。在研究三明医改过程中，我也进行过分析：如果按照三明模式改革，大部分医务人员的收入是增加的。2015年我去三明调研时，一位县医院的护士主动站起来发言说，过去，她的收入比丈夫低，经常加班，在家也没有地位，她丈夫是县里的公务员。
而医改之后，她的工资翻了一番，一个月能拿到七八千，是她丈夫的两倍，在家里马上就有地位了。上面也谈到，三明市县两级公立医院主任医师的平均年薪31万，这是合法堂堂正正的年薪。三明新房均价（2023年8月）为9508元/㎡，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三年收入就可以全款买一套100平米的新房，相当于北京年薪200万左右。这个水平在任何城市，都是标准的高收入阶层了。完全能够留住最优秀的人才安心当医生，热忱地为患者服务。
所以，正因为三明医改之后，当地大部分医务工作者的收入是增加的，医院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这就有利于调动中青年医生的积极性，激励他们更快成长。受损失的是少数腐败分子，因为过去拿的太多了；还有一些院长和大专家，收入受到了一定影响，但他们往往也是赞成的，因为收入完全合法、阳光了。而且我们的院长和专家都是觉悟很高的，过去在扭曲的机制下不得不随波逐流，现在在反腐败中建立新机制，对他们也是精神上的解放。
三明医改成功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走群众路线。在改革之初就发动全体医生开大会，把改革方案向大家公开，组织大家讨论，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大家高度赞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改革的声势。少数过去有利益关系的人，在这样的声势面前大部分都会有所觉悟，这个过程实际上也保护了很多医生和院长。
现在很多好医生在小城市留不住，都要往大城市跑，因为收入差距实在太大。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让医生都拿贡献和技术水平相挂钩的阳光工资，让整个行业的风气回归正常，将有利于全国的医疗资源更公平地分布，起到补短板和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效果。
科工力量：反过来说，强基层在整个的医疗改革过程中，既是动力，也是目的。您刚才还提到，商业利益和学术利益相交织的问题，这次许多通报案件也涉及药械企业资助学术会议的问题，但也有媒体发声，认为不能因噎废食，正常的学术会议还是要举办，您怎么看？
江宇：国家卫健委的新闻通稿也清晰地说明，正常的学术会议当然是支持的，对于借学术会议的名义开展利益输送的行为要纠正。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医疗领域的科学研究应该拿谁的钱、为谁办事。
还是用三明的数据举例。在医改之前的2011年，三明的药品费用约占整个医疗费用的61%，医改后，这个比例下降到31%。所以，过去药品费用占据了医疗费用（包括医保和患者付费）的大头，而这个费用的相当一部分是药企营销的费用，包括支持学术会议的费用。而因为学术会议是药企支持的，所以就可能产生利益交换，用学术为特定的利益开道。
未来改革的方向，第一就要降低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的比例，具体的手段就是通过集中采购，压低药品流通环节中虚高的价格，通过规范医生的行为，减少过度医疗和过度用药，最后鼓励医生用便宜药和适宜药。那么对于药企来说，就要控制成本了，把原来用于不合理营销的费用降下来。
三明医改后，还有一个非常难得的做法，财政专门安排学科建设经费给医院搞学术活动。三明的负责同志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这个钱虽然不多，但它是一个导向，我们医院搞学术活动，要花自己的钱，要花正规渠道来的钱。
简单回顾一下整个流程，起点是党和政府站在人民利益立场干实事；理论依据是医疗服务要“去商品化”；顶层设计是将医保整体打包给医联体，使医院和医生有动力从源头做防治；反腐是第一步，起到震慑和打开局面的作用；通过反腐和集采压低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中的比例；腾出空间后，再实施医疗费用价格改革和薪酬制度改革，实现“堵后门、开前门”，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通过在医务工作者中走群众路线，调整利益格局，对过度用药和过度治疗实现釜底抽薪；最终实现整个医疗体系的机制重构。
科工力量：刚才谈到集采，这也是实践中面临很多争议和困难的一步棋。近年来，一些优秀的中国药企、械企通过技术研发逐渐崛起，开始打破国际巨头的垄断局面，这对医疗反腐和医疗改革有怎样的意义？
江宇：这是很关键的。现在大家都关注芯片“卡脖子”，实际上，全球药品和器械的垄断也是非常严重的。研发需要短期大量投入，还要面对国际巨头们设置的专利壁垒和先发优势。而一段时间以来，在以药补医机制下，药品要进入医院，首先要看的是营销，在这种不正常的行业生态下，大多数药厂都放弃了自主研发。
这次反腐，对于整个医药行业来说，是一次严峻考验，但也是一个浴火重生的机会。这一关不容易过，但是是必须要过的。哪些企业能够有远见，把更多资源投入到研发上，未来就能够获得先机，因为药品创新的空间是很大的。
首先，西方药企巨头垄断利润是很高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只要在自主创新方面有所突破，实现进口替代，就能得到相应的市场空间；
其次，我们还要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到：今天西方主导的医药产业和技术的格局，并不是最优的。因为西方当前的医疗体制、用药模式、技术路线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
高盛曾给辉瑞做过一个咨询：资本眼中的“好药”，是有疗效、但需要持续不停去吃的药，在资本主导下，便宜、适宜的药品和治疗方案的开发动力是不足的。这就决定了，我们要满足十几亿人用药需求、满足几亿人高质量健康养老的需求，是不可能照搬西方高投入、高成本的用药模式的。中国的药品企业，完全应该超越西方的产业模式和技术路线，真正研发出符合预防为主、适宜技术、中西医结合等要求的新药产品。
从黄花蒿中提取出青蒿素的中国药学家屠呦呦
图源：新华网
只要瞄准人民群众真实需要，而不是仅仅盯着眼下的利润，发展空间就会被真正打开。例如青蒿素，为什么当年美国没有研制出能够低成本治疗疟疾的药物？因为得疟疾的都是穷人，没有这么大的利润，所以美国没有足够积极性去研发疟疾药品。而我们搞出来青蒿素，造福发展中国家。
再比如，发病率小于万分之一的疾病就被定义成为罕见病，但是中国有14亿人口，万分之一也是14万。其他国家没有动力研制的罕见病药物，在中国也是有必要好好自主研发的。
中国的医药企业如果能看到这些机会，充分调动起积极性，将来我们的医药产业不光可以保障中国老百姓的健康，而且可以发展成为在国际上领先的产业。从事产业政策和监管的部门，也应该以医药反腐为契机，热忱关心帮助广大药企化解过剩低端产能，帮助营销人员转岗再就业，加大技术投入，推动医药行业由营销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