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又开了，我们又能从媒体上和两会代表的嘴里听到要求政府解决国企垄断的呼声。每次两会都成为声讨国企的舞台并不奇怪。按胡润公布的数字，本届两会“126个代表是10亿以上的富翁，农民工代表一共才3个”。同时按胡润公布中国超过10亿富翁2600人计算，富翁每21个人一个两会代表。全国农民工总计两亿多人，每66666667个人一个代表。也就是说富翁在两会代表比例是农民工的317.5万倍!这样的喇叭分配比例，马克吐温知道了会觉得自己的小说写得还太幼稚，美国人的1%和99%的比例也显得很可笑。这样情况下，我们听到的自然就是这个声音。　

　这次两会前有两个很重要的事件。一个是去年两会前天则所写了一篇所谓一大批著名学者参与的批判国企的报告。二是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中国提供了一个以消除国企为出路的报告。现在我们清楚了，这两个报告是一伙人搞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提法，就是改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要顶层设计，用吴敬琏的话说要“顶顶层设计”。如果开始大家还不知道所谓顶顶层设计是指什么，天则所和美国人联合搞出的这个报告就清楚了。　

　贫道一直纳闷的是：这些人对国企的指责基本上建立在谎言上，他们批判国企的理论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早已动摇，实际上也是他们自己杜撰的，他们引述的有关国企的数据几乎没有任何权威性，基本是自己杜撰的。最主要的是，他们的逻辑完全是混乱的，自相矛盾的。可以说，稍微有点常识都能戳穿这些谎言，都会判断出这些人是别有用心。但是，政府在装迷瞪。　

　贫道不想再说了，把去年的一篇文章改个题目发一遍。　

天则所关于国企的研究报告建立在谎言上

最近，天则经济研究所（后简称“天则所”）推出了《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后简称《报告》）。《报告》引用大量数据，得出：国企造成分配不公；实际绩效低下；对经济增长和稳定性造成损害的结论。最后提出“国企必须从营利性领域（而不单是从竞争性领域）中逐步退出”。这篇报告集合了国内主流学者的研究，应该是很长时间以来综合分析国企改革的一篇重要文章。读完以后感觉该项研究有很多“硬伤”。　　

一、  什么话都可以说，违宪的话不能说　　

首先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回顾。　　

主流学者突然对国企重新感兴趣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政府加大投资开始的。2009年春，张曙光认为现在 “国进民退”有“五大风险”，陈志武说有“五大后果”。[1]曹思远说“不是好现象”。北京市政府顾问王德禄说“国进民退正在演变成主旋律”，“要警惕‘国进民退’演变成一场改革危机”[2]；胡德平先生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年会上发言：“国进民退的案例、倾向、趋势都是不言而喻，十分明显的。”[3]只有张维迎教授比较有信心，说这“只是暂时现象”， 建议大家将目光放长远，“未来20—3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在GDP当中的比重会降到10％以内。”[4]　　

接着批判的重点转向国企垄断，并以此对严重的贫富分化形势做出回答。吴敬琏将他的“权贵资本主义”概念向“国有企业在战略行业中的垄断”靠拢，并且将目前存在贫富差距的原因解释为“国有垄断企业工资福利过高”。张维迎指出“推动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国有垄断行业不断拉大与其他行业的差距”。胡星斗说“过度的国企垄断破坏了社会和谐”。国企垄断造成贫富分化很快成为定论。[5]　　

许多媒体也表示了意见。11月27日，《中国青年报》以《看几大垄断国企如何自我辩护》为题说国有大公司对它们垄断的辩护“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南方周末》则早在10月1日就以《重思国企改革》为题目批评国资委在9大行业中保持国有经济比重“同建立合理所有制结构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当年12月24日，国家统计局马建强局长用数字告诉大家不要担心：仅最近3年国有企业数量就减少了一半多，职工总数比重下降32%，占工业产值比重下降15%，利润比重下降32%，资本比重下降9%，成绩赫然。照这个速度，根本不用张维迎说的20-30年。同时，政府对此并不是没有做出呼应。早在马局长介绍前的12月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就有了这样的结论：“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要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放心不下。2010年两会，报道说代表们意见一致，认为国企垄断是造成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6]　　

以上就是天则所这篇报告《前言》中指出的“‘国进民退’的相关事例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公众还是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行为、分配不公等表示相当程度的不满”中所指的“公众”的言论。也是促使他们代表“公众”研究并写出这篇报告的原因。　　

问题在于，假如主流精英，包括两会代表代表了中国的“公众”，这些“公众”眼里出现“国进民退”就是不可容忍的，看到国有企业对银行、铁路、航路、通讯、航路的垄断就受不了，那么他们真的代表“公众”的意见吗？　　

如果中国“公众”真的是这个意见，那么他们会连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具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而以国家资本掌握国计民生的发展方向”的意见也反对。他们还要对新宪法第六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主张提出异议。如果“公众”里还有党员，他们就必须对新党章总纲中“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文字表示不满。　　

这显然不是什么“公众”，我们不能从历史上找到中国“公众”天生厌恶国有经济的事例。相反，正是孙中山“节制资本”等相关主张实现了国共合作，与全国公众一起打到了北洋军阀，是共产党节制资本的新民主主义主张团结了全国公众，推翻了三座大山。“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由国家垄断，正是“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节制资本的目的，是“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天则所所说的“公众”究竟谁，其实是很清楚的。　　

宪法第七条“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意思很清楚：政府必须巩固国有经济——不能退，必须发展国有经济——必须进。“国进”是宪法要求，“国进”了说明政府护宪有功，怎么会让马局长说不出口了呢？　　

天则所的《报告》自己承认马建强局长的“‘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不无道理”。并列表举出国企在产值和资产份额方面一直在下降。也就是说他们应该从数据得出“国退私进”。他们接着举出7个基础行业，声称“存在着结构性的国进民退现象”。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表5.3中对7个行业国企在资金、增加值、产值方面总计列出13组数据，其中国企6组上升，6组下降，1组持平。这顶多能得出：整体“国退私进”，基础行业“有进有退”的结论。看来专家计算方法都比较特殊。　　

问题在于，无论宪法还是党章，包括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意见从来都没有要“国退私进”，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决定》中讲的很明确：“竞争性领域中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要吸引多方投资加快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也讲到，在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以外的其他行业和领域，国有企业通过重组和调整可以在竞争性领域参加市场竞争，“提高素质”、“优胜劣汰”、“加强重点”。　　

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不同看法，媒体可以表达各种声音，两会代表也可以代表不同群体说话。但有一点无法逾越，就是宪法。学者不能发表违宪的言论，媒体不能对宪法指指点点，尤其两会代表的职责就是护宪，怎么能聚众违宪呢？批判文革期间“政治空气不正常”，就是指当时护宪的话说不得，违宪的话大行其事。堂而皇之地证明“国退”的合理性合法性，天则所该报告立论就不正，很难表现现在有正常的“政治空气”！　　

二、  大踏步“国退”的原因不那么简单　　

《报告》前言指出：“针对公众的责难，有关部门则拿出账面数据宣传国有企业的绩效、对就业的贡献以及所尽的社会责任……这显然与十年前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进一步讲，这不正是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体现吗？”并在第一章回顾和评价了国企改革的进程。报告重复了二十多年来批评“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国家财政收入逐渐萎缩”的论点，并通过数据证明今天国企依然效率低下。看来体制内外的主流精英用微观经济逻辑作为宏观结构调整的论证方法没什么变化。但是这种分析既没有说出“全部事实”和“必须说到的事实”，逻辑也不周延。　　

自1984年启动城市经济改革后，国企无论从企业数、资产数还是职工数都是增长的。大踏步“国退”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按照国家统计年鉴数字，国有工业企业数从1994年的1002万个减少到2007年的1万个左右，减少99.9%。职工从4369万减少到2007年的646万，减少85%。国有商业营业网点从1996年的657.5万个减少到2007年的1.2万个，减少99.8%。从业人员从969万减少到67万，减少93%。国有经济基本退出了除金融、运输、电信外的服务业。[7]　　

为什么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国企改革十几年最后选择“改制”呢？原因一直是一个：怎么也没解决效益低下问题。《报告》叙述九十年代中期国企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亏损，三分之一持平是符合事实的。当时所有精英都用“所有者缺失”，“预算软约束”的微观因素作为国企致命缺陷。笔者这个时期任一个大型私企的资产经营事业部总经理，先后与十几个国企和集体企业商谈兼并事宜并兼并5个，收购一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国企为什么亏损很有体会，事情远没有精英们讲的那样简单、纯粹。　　

《报告》说1984年的利改税用“税收手段拉平企业之间的竞争条件，使企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评价不准确。任何企业的投资者都有这样的职责：投资办企业并根据需要给企业追加投资。利改税的实质意义是国家作为国企投资者放弃了自己责任。还是这个天则所2007年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说：“当时的国有企业怎么注册呢?主管部门出一个虚拟出资证明，说出资1000万，出资1个亿，实际上一分钱都没有，到工商局就登记了，这是当时的普遍情况，新设立企业是一分钱资本金没有。另外有些已经设立的企业不再追加投资了，不存在资本注入增资问题，也是以拨改贷的方式给你，相当于对你的投入。”[8] 当然，他是站在否定国企性质角度上说的，意思是既然国家没出钱，这样的企业怎么还能叫国企呢？但是他没有讲这样的道理：哪个投资者一毛不拔，完全让自己的企业贷款来办企业呢？完全靠借贷的企业怎么与实际出资的企业竞争呢？这怎么叫“同一起跑线上”呢？从企业角度看，利改税让国企与私企和外企相比处于竞争劣势。　　

利改税到1996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资本金占固定资产原值比例为22.7%，外企为86.8%，港澳台为70.3%（当时缺私企口径）。也就是说国企77.2%的资产是贷款，要付息。这个比例是外企的5.8倍，港澳台企业的2.6倍。到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长期负债占固定资产净值比例为46%；私企为23%；外企为26%。国企依然为私企的2倍，外企的1.8倍。[9]　　

对企业来讲老板投资和政府税收是自己管不住的。实际完税率对最终利润同样重要。1995年，含销售税及附加以及应缴增值税，国企百元销售完税率为8.5%，私企为6.0%，外资为4.4%，港澳台为3.2%。国企为私企的140%，外商的192%，港澳台的269%。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完税占工业税收的54%，但增加值只占46%。确实，当年国企百元销售税后利润率只有2.6%，基本是亏损边缘，相当于私企的34%，外企的52%，港澳台的82%，排最末。但如果按百元销售利税率计算，国企达到11.0%，虽然低于私企，但为外企的118%，港澳台的176%。[10]如果大家完税水平一样，外企和港澳台税后利润分别为0.9%和-2.2%，连维持国企当时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亏损的局面都做不到。　　

企业预算约束并不是企业领导脑子决定的，而是财务收支条件决定的。应付利息和应缴税收才是对预算的真实约束。这样比，国企的预算约束要远大于私企和外企。专家们如果做过企业领导才会对此有体会。　　

八九十年代还有一个国企比其他企业更难应对的困难，就是产品急速换代形成的强迫技术改造。八十年达后期大量新消费品进入中国，大量六七十年代建厂的国企现有装备难以适应市场，必须进行技术改造。九十年代开始我国贫富分化速度加快，基尼系数从1985年的0.24增加到1995年的0.43[11]。高收入群体收入迅速达到消费新产品的水平，而大量低收入群体难以承接换代前的产品。这就造成国内企业计算投资收益预期的困难。外企进来就是新产品，私企进入市场就是对着新产品来的，而国企则面临转型问题。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与笔者洽谈兼并事项的十几个濒临破产的国企和集体企业，没有一个不是“上项目”上死的。由于技术改造全部靠贷款，厂长都说：“不上是等死，上了是找死。不上马上死，上了慢慢死”。由于政府没有采取类似韩国那样的限制性产业政策，使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投资失败率极高，尤其对负担最重的国企。　　

国企比其他企业还有一个典型的困难就是难以推脱的社会责任，即所谓对国企“办社会”和职工工资福利偏高。国企成本偏高是题内应有之义。夏小林《最大的不和谐：劳资关系》一文提供这样数字：2005年制造业中，国有单位年平均工资为16963元，农民工年平均工资为9360元，相差7603元。当年599万国有制造业职工工资总额是1016亿元，同样数量的农民工只有561亿元，两者相差455亿元。由于制造业大部分农民工是在私营和外资企业劳动，因此仅仅这一项就给私营和外资企业多提供455亿元利润。也意味着国有企业将多付出45%的工资成本。而且，国有企业还要为职工支付养老、医疗保险等各类福利，这块比例大约是职工工资的13.2%，意味着国有企业雇佣同样多的职工，所支付的劳动者费用要比私营、外资企业多出590亿元。　　　　　

夏小林还提供了全国工商总局数据加以佐证：2003年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年工资（其中私营企业含奖金和分红），国有：14577元；集体：8676元；私有：8033元。　　

其实，夏小林列出的是劳均工资福利，问题在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并不是按每周40小时工作得来的，而是平均55小时挣来的。如果也按每周40小时算，还要低很多。换句话说，如果劳动时间相同，国企人工费用支出差不多会比私企、外企大一倍。　　

这就是八九十年代国企效益偏低的最主要原因。笔者与十几个国企和集体企业领导接触后体会，这些企业领导无论素质、经验还是责任心，都不比私企领导差。所谓“国企是冰棍反正要化”完全是谎言。任何一个冰棍从冰柜里拿出来，剥去包装日晒风吹都会化的。私企和外企如果与国企同样负债比例，同样纳税水平，同样工资福利水平，恐怕比国企化得还快！但就是这个谎言，让国企和集体企业大踏步后退了。　　

三、  把分配不公的帽子戴在国企头上是欲盖弥彰　　

如果说当今最不讲逻辑却能满世界跑火车的理论，就是认为国企给职工工资福利高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了。这几年来主流精英无不将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归结为国企垄断行业造成行业收入差距。发改委党组成员宋晓梧指出“以2007年行业平均工资为基数，节省下来的工资基金可以多容纳七百万人就业”。《报告》列表计算了国企人均收入高于非国企的事实，承认“2004年以后，国有企业的人均‘劳动者报酬’超过并且越来越高于私营企业和非国有企业”。[12]认为国企“薪酬与非货币收入普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造成“分配不公”。　　

这个逻辑是在说：分配不公是部分行业职工收入过高造成的，只要把高收入的行业工资福利减下来，所有劳动者收入水平接近，贫富分化就减小了。　　

这应该是全球经济学界最具独创性的理论。　　

国际上描述收入分配指标是两个，一个是收入法计算的国民收入，一个是基尼系数以及等分居民收入情况。基尼系数表示了收入不均等程度，收入法国民收入表示了一次分配中劳动者、资本和税收的分配情况。行业收入差距属于劳动者报酬内部范畴，典型差距往往表现在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者收入差距上。　　

中国确实存在行业收入差距，但集中体现在农业和非农产业就业者之间。2007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4140元，其中来自农林牧渔只有1745元。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为24721元，差距14倍。这才是行业收入差距的典型体现。　　

九十年代后期加剧的收入差距扩大，集中体现在收入法和支出法GDP计算劳动者报酬份额快速降低上（见表一）。　　

表一   1999-2007年中国几项关系分配的指标[13]　　

劳动者从GDP中分配份额降低是基尼系数扩大的根本原因。那么谁的份额扩大了呢（见表二）？　　

表一   2003-2007年中国几项关系分配的指标[14]　　

也就是说，劳动者报酬减少的份额，资本拥有者拿走了90.7%，政府拿走了9.3%。明明白白的说明资本分的增加了，劳动者分的减少了。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接着的问题是，资本中，是国有拿走多了还是私人和国外拿走多呢？2003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39.0%，2007年下降到28.2%。其他经济成分从62.0%上升到71.8%。[15]显然就折旧部分将私企和外企分走的数额增加的多。现在通行说法是国企垄断行业利润高，但这得不到数据支持。200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所有者权益利润率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15.7%，外企为18.3%，私企达到22.8%。国企控制的石油加工为5.3%；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为8.9%，水生产供应1.7%。烟草行业确实达到21.4%，但尚达不到私企22.8%的平均投资回报率[16]。都说房地产业才是真正的暴利行业。但国企只占房地产企业企业数的5.8%，资本规模的10.1%。金融行业职工收入确实高，但2007年总计340万职工，占非农产业就业职工的0.8%。很显然，是私企和外企的资本拿走的多了，给职工工资福利发少了，才造成劳动者报酬大幅度降低。相反，是国企坚持给职工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才使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没下降那么大。　　

这是统计学的基本算法，没有一个国家在分析贫富差距问题时不是这样算的，从没有见过在劳动者报酬内做文章的。如果做，也只能盯住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差别。解决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资本与劳动者报酬之间的分配，而不是劳动者内部的分配。　　

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收益之比是46.7比53.3，资本收益大于劳动者报酬。欧盟是54.1比45.9，倒过来了。日本和美国分别是56.9比43.1和60.8比39.2。“资本”主义国家蛋糕的第一次切的刀法显然与我们不同。这是这些国家基尼系数比中国低很多的根本。新兴市场国家降低基尼系数的有效措施也是降低资本收益，增加劳动者报酬比例。1980年韩国基尼系数达到0.39，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只有40%，与中国现在接近。2000年韩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提高到51%，结果基尼系数下降到0.28。没有前者上升27.5%后者就不会有28.2%的上升。拉美新兴市场国家60到80年代基尼系数上升，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下降。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是分配的基本关系，西方经济学家也没有怀疑过这个道理。不知道中国主流学者究竟想掩盖什么。　　

与私企和外企相比，国企利润水平低，职工工资福利高，说明国企部分的劳动者报酬分配偏高，资本收益偏低。私企和外企与国企相比，利润水平高，职工工资福利低。以降低贫富差距为目标的调整方法是什么呢？明明白白只有一条路：降低私企和外企的留利水平，增加他们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按照现在的说法，似乎降低国企职工工资福利就能降低收入差距，玩儿的无非是狐狸给小熊分饼干的把戏——把国企职工这个小熊的饼干咬掉一块，狐狸肚子里饼干增加了，两个小熊更少了。可今天竟然没人把这当笑话，而是在各大媒体，在两会上正儿八经地当道理讲，当提案提。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奇！　　

四、  是谁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增长质量造成损害　　

《报告》断言：“国有企业的存在与运营，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与经济增长的质量构成一定损害，并扰乱了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说实在，能从微观经济推导出宏观经济运行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天则所的研究者有这个能力。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提出了‘经济脆性’这一概念，即物价水平随GDP的变动而变动的程度”。变动率越高越脆弱。　　

物价波动率与GDP波动率之间关系与经济的“脆性”和“韧性”是否有关，甚至“脆性”对宏观经济的害处有多大且不讨论，但天则所舍弃所有数据，只拿1996年以来的美国与中国数据得出中国比美国经济脆性高，则让人吃惊。任何搞学问的人都知道，一个理论的建立必须观察“全部事实”也就是“必须列举的事实”，挑选自己需要的事实叫“学术造假”。　　

《报告》认为：“中国现有的经济脆性较大，而且较大的经济脆性与基础性行业的国有资本整合加剧有关。较之美国，中国的经济脆性较大，即GDP稍微一增长，就会导致较大的物价浮动，这给宏观调控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进一步计算中美经济脆性的均值和标准差，美国经济脆性的均值为12.2，标准差为33.8，中国经济脆性的均值为43.8，标准差为97.6，这些数据也验证了较之美国，中国存在较大的经济脆性”。　　

但是，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宏观经济运行特征与七八十年代几乎完全不同，美国进入九十年代后，经济增长加快，波动性降低，物价处于低位平缓波动。而七八十年代经济停滞，物价上涨，“滞涨”是基本特征。再往前尤其是二战前，美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是物价与经济同向波动，经济增长越快，物价上涨越快。经济减速，物价下降。究竟哪个时期的“脆性”更代表美国，天则所的专家们恐怕是要说清楚的。　　

天则所专家们还需要说清楚的事情是，美国与中国宏观经济特性的差别，以及这些差别与所谓“脆性”的关系。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国进入了一个产业空洞化阶段，生产物质财富的行业急剧萎缩，金融业为代表的“以钱生钱”迅速扩张。1980年美国第二产业占DGP份额为33.4%，逐年降到2000年的24.2%，份额减少27.5%。而中国二产业则从1990年的41.3%扩大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47%左右。到2005年，中国工业占GDP份额高达40.8%，美国仅仅为18.1%。[17]中国与美国形成全世界两个最典型的经济形态：一个主要从事生产，一个主要从事消费。一个靠生产增长，一个靠消费增长。这两个几乎完全对立的宏观经济形态里，对物价与增长之间关系有多大影响，是要说清楚的。仅仅凭行业退出和进入机制的差别来分析，是方枘圆凿，对不住的。　　

真要分析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差异，要算这个帐：　　

在“中-美国”这个结构中，中国提供最低价格的供货，对美国保持低水平物价起支撑作用。美国“货币宽松”，中国和其他国家为保持汇率稳定就必须增发本币，促进物价波动。在中国自身宏观结构中，资本收入过高造成低收入群体购买力疲软，降低物价高位波动。政府要提高最大的低收入群体——农民——的收入，增加对农民补贴和抬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拉动价格。这才是中国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物价从通缩走向通胀的真实过程。换句话说，与美国印钱因素和中国国内资本收益过高导致政府调节因素相比，行业进出门槛的影响基本算不上什么。　　

尤其值得天则所专家们需要注意的是：天则所用的价格是居民消费品价格，而没说结构。而行业进出显然主要不是指对农业的进出，而是非农产业。但是，非农产业的价格在这十几年来基本处于通缩状态，1996年到2009年的14年中，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8年小幅增长，7年小幅下降。大多数年份在98-103之间摆动，而波动最大涨幅最高的是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以及由此引导的食品价格指数。比如2006年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只有101.2，2007年就猛增到118.5，摆幅17.3个点。2008年还是114.1，2009年就猛降到97.6。由于天则所专家们在物价指数混进去了一个与行业进出因素毫无关系的农产品和食品价格，说明功课做得不够好，研究的细致程度还需大大改进。　　

天则所专家们指责国企对宏观经济的另一个危害是参与房地产的国企“对房价的飙升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房地产价格扭曲”，理由是国企融资容易，制造了一个个“地王”，而且举出一些实例。　　

笔者觉得，作为经济研究，最好不要用个例做结论。因为笔者所在的郑州市，第一个“地王”就是本公司制造的，第二个也是私营的“建业”制造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国企在我们这里制造过“地王”。实际上，2007年国企只占房地产企业数的5.8%，资本规模的10.1%，这么小比重的东西怎么能掀起那么大的浪？竟然让全国房价暴涨？　　

最关键一点是，天则所的专家们毕竟不是一般市民，而是专门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因此他们应该清楚：房价不断攀升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房市已经从一般居住市场变成了投资市场。购买者买房不是为了住房而是为了增值。房价涨是因为房价“正在涨”，正在涨的房价促使投资者购买，购买又促使房价“正在涨”。这种“以钱生钱”的经济属于虚拟经济，用实体经济的理论分析是分析不出来的。　　

一般市民认为：房价涨是因为政府把地卖高价，房地产商通过囤积待地价继续涨盖房销售，于是房价不断攀高。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使得房地产价格扭曲”。别说经济学家们，就算当个老板都知道，这是市井之见。如果不能预期房价会不断抬高，他们绝不会在高位举牌的，没有那种不算账的老板。是房价不断高攀才使地王不断产生。如果房地产商预期房价在一定期间会趋低，地价马上跟着降。今年年初很多人预期房价在短期不会涨，各地政府流拍土地比比皆是。作为一批专业经济学者，竟然用市井村妇的道理说话，真让人痛心。　　

房价飙升，房地产泡沫形成与国企房地产公司无关，与私企房地产公司也无关，是政府调整对象和方式出了偏差。与主题无关，这里就不分析了。　　

宏观经济中的问题只能从宏观角度分析，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质量的原因不是微观的“谁”，而是宏观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式，也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存在问题。中央提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显然是看到现有发展方式面临“不可持续”。按胡锦涛总书记讲话，必须“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也就是说要由投资、技术和市场的两头主要在外，转变成投资、技术和市场的两头主要在内。对这种转变起阻碍作用的“谁”们，才是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质量的“谁”们。　　

依赖外需实现经济增长是需要条件的，中国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两头在外发展方式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是因为发达国家进入一个产业资本外移，经济虚拟化阶段。这个阶段中，大量产业资本随同技术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同时大幅扩大了国际贸易额度。八十年代世界出口总额年增长率只有5.6%，九十年代扩大到6.5%。2000年到2007年猛增到11.6%，这是中国出口额年均二十几增长的基本条件。中国利用素质良好价格低廉的农民工和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吸引了最大的产业资本，使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从九十年代初的0.95%上升到现在接近10%。这也让中国增长主要依赖净出口的扩大。九十年代前期净出口额占GDP净增长额微不足道，2000年提高到32%，2005年34%，2007年达到57%。[18]没有净出口部分，中国GDP增长会变得很难看。但是，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大幅下降，在很长一个时期不存在高速增长的可能性。最主要的是，一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越高，贸易摩擦系数越大。日本最高还未达到10%，中国即使还有空间也不大了。这都将使中国不可能继续通过两头在外保持可持续发展。　　

而“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发展方式前提条件普通居民具备较高消费能力，这也意味着劳动者报酬要大幅扩张才可能实现。这就意味着要节制资本，扶助工农。这时究竟谁有可能“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与经济增长的质量构成一定损害”，恐怕是清清楚楚的！　　

五、  “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　　

正如第二部分分析的，主流学者从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国企进退存废的评价标准始终没什么进步，还是一个标准——企业效益。《报告》最大篇幅就是论证国企现在的效益实际没那么好，其实很差。觉得只要能再次证明国企效益依然不好，那就能顺水推舟，名正言顺地毕其功于一役，实现张维迎国有经济占GDP比重不足10%的目标了。　　

《报告》用大量篇幅证明“有关部门则拿出账面数据宣传国有企业的绩效” “并非其真实绩效”。但材料用的很牵强。　　

《报告》计算出国企“应缴纳土地租金”以提高“实际成本”。这个土地租金是按国企卖出土地平均价格计算出来的，只有一个问题没考虑：这种算法应该找到财务制度依据，哪怕是国外的也行。　　

接着计算了所谓“石油租金”和“煤炭租金”，理由是中国这两项资源税税率分别为5%和2%，国外“一般在10%—20%”和“8%-10%”。但论述这个问题必须列举不同国家在数千种税率方面各自的高低，从而叙述对经济的影响。仅举出中国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税率有差异，就作为中国石油、煤炭企业少交了“租金”，理由不足。如果有人指出主要是私企和外企的行业中中国税率低于国外的例子从而得出相反结论，《报告》作者服气吗？　　

《报告》用数据指出国企和外企融资成本低，私企融资成本高。大约私企是国企和外企的两倍左右。问题在于，税率低了可以提高，难道让银行给外企和国企贷款加息？那种财务制度是这样计算的？国企融资成本低私企一倍，但国企贷款比例高私企一倍。两者相抵，算不出谁吃亏谁占便宜。　　

最有意思的是，《报告》列出国有企业受政府财政补贴情况，举出2001年来国家对国企财政补贴的数据。但是作者忘记了一点：国企是谁的？国家的。国家作为投资者该不该追加投资或补充资金？应该。私企是谁的？老板的。老板是不是不断给自己的企业追加投资或补充资金？也应该。国有企业每年上缴利润数百亿元，2009年仅石油一家就上缴1077亿，而每年财政补贴仅仅一百多亿，不到国企每年数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的1%，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刺激经济每年也不到1000亿元规模，难道多了么？查查这些年私企和外企老板给自己的企业追加或补充资金有多少？国企的“老板”给自己企业投资少，本来是问题，怎么又成了“优势”了？　　

国企利润受惠与垄断部分行业，这也是《报告》强调的。但是，评判不同行业受惠程度要看所有者权益利润率。按这个标准，2007年国企控制的石油加工为5.3%；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为8.9%，水生产供应1.7%。而私企和外企占主导的医药行业为16.5%；服装鞋帽为18.4%；皮毛羽制品为22.3%，农副产品加工为23.5%，食品行业为18.9%。国企垄断的烟草行业达到21.4%，确实利润不低，但尚达不到私企22.8%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一些看起来利润微薄的行业投资回报并不低。比如批发零售行业2007年所有者权益利润率高达59.1%，投资1元钱一年要赚5毛9！[19]而这些行业中，私企和外企是占主导的。　　

说瞎话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编造事实，一种是只说自己想说的事实，不说必须说的事实。　　

国企工资福利成本高，纳税多，因此利润低，这本来是通常的看法，可以得到大量数据支持。如果注意到利改税后国企债务高，利息多的事实，会加重这种看法。私企、外企给职工工资福利低，老板自觉投钱，纳税少且偷避税严重，这也是通常看法，也可以得到大量数据支持。如果《报告》作者把说明这个问题必须引用的数据都列举出来，才叫说了“实话”。　　

最主要的是，自从国有企业或者叫国家资本产业在中国诞生的那天起就不是以盈利为第一目标的。　　

最早的国企应该是洋务运动，没有人能证明洋务企业是为了国家财政而设立的，倒是都很清楚洋务企业是为中华民族举办现代产业以增强国力尤其是军力而办的。如果不是仅仅地方大员办，老佛爷只关心颐和园，效果肯定不一样。　　

辛亥革命后，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孙中山意识到仅仅借助资产阶级不能实现独立自主和国家富强，提出节制资本的主张，“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由国家垄断，此乃“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节制资本的目的，是“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但蒋介石政府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和剥削阶级利益，巧取豪夺攫取大量私营产业。抗战前夕私营资本为18.89亿元，官营仅5.71亿元。抗战爆发，私营企业损失惨重，600家西迁。1937年，国民政府即通过《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到1943年，国统区官企已占产量的27%；棉纺织一向是民营最重要的行业，至1942年官营企业控制了后方纺织工业资本总额的49%，到1943年，官营已达51.1%。留在日占区的，均被日本强制合资。日本投降，蒋介石“下山摘桃子”，不分青红皂白将沦陷区产业均冠以“日伪资产”，大量被没收。到1948年全部交通、工业中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之比为2.6比1。如果算上金融资本基本被四大家族控制，达到3比1。蒋介石搞国有化也不以企业是否盈利为目标，是为了打仗，维护官僚集团利益和独裁政治。[20]　　

第三次国有化高潮是解放初。1950年，除了跑掉部分外国资本外，共产党顺手牵羊接手，近现代产业中国有资产比重高达75%。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项目均为国企，到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前，国有资本已经占近现代产业85%以上。1955-1956年共产党对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剩下一小块公私合营。（其实即使不做社会主义改造，156个项目上完，私企比重将不足10%）共产党继续国有化也不是看到国企效益好，一是因为经济主体已经国有化，二是最后实践证明，选择计划经济是新独立的大国实现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佳途径（通过中国与印度在这30年发展可以验证选择的正确性）。　　

从中国国有经济发展历程看，国家利益和全民族利益始终是优先选项。经济发展的好坏，只与办国企是为了这个目标还是“少数人所得而私”有关。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增加国有化程度，事情就办得好。为少数人所得而私，就办得差。改革开放后发展私营企业，允许外资进入，国有经济比重下降，从国家角度看，这些改革实现了中国成为西方产业资本外移，国际贸易剧增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也是正确选择。同时，国家保持基础产业和命脉产业的控制权，并在竞争性行业中“提高素质”、“优胜劣汰”、“加强重点”，对应对全球经济虚拟化必然不断产生的经济动荡起到关键的避险作用，同时成为缩小收入差距的唯一本钱。因此，用盈利好坏作为衡量国企存在的唯一指标，本身就很不得当。　　

目前的国企不是没有问题，但问题绝不在国企占经济比重大小，垄断不垄断，而在于是否存在“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情况。现在看来确实存在。这才是国企和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方向。　　

高尚全说：“我们一个传统的观念，社会主义就是国有化，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两者之间划等号了，实际上并不是。”[21]国有化确实不是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没有国有化就不是社会主义，但有了国有化就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判断是错误的。但国有化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即“没有国有化一定不是社会主义，有了国有化不一定是社会主义”。高先生这段话用“有两条腿的不一定是鸡子”去否定“鸡子都有两条腿”，论述有逻辑缺陷。　　

蒋介石的国有化程度很高，但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资本主义，国企不是国企而是“四大家族”产业。金融危机美国、英国增加国有化成分，这些国有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经济。但中国改革前的国有经济具备社会主义特征，因为这些经济没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企业管理者和国家资产管理者没有为了自己利益而经营和分配，而是为了国家强大、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而经营和分配。如果今天的国有经济的管理者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经营，或者通过“股份制改造”让自己变成资本持有者，就有“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嫌疑。因此，按照共产党早年新民主主义的主张，落实工农群众对国有经济的有效监督措施，制止少数人改变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十分必要的。　　

小结　　

笔者读完天则所的《报告》，感觉作者们的论据不足以支持自己的论点，逻辑不周延，没有列举必须说出的事实。这是该《报告》的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