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化形成机制与去美元化对策研究

鲁春义 程恩富

摘要：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分析了美元化的形成机制、现实影响及其应对措施。从金融化角度来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黄金-美元体系、石油-美元体系以及制度-美元体系三个阶段；其中，制度-美元体系即全球金融化体系，是新自由主义制度下，以金融化为纽带实现的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融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的美元国际货币权力进一步扩张；国际货币权力的扩张主要以美元化方式实现，而全球美元化通过商品金融化、技术金融化和制度金融化等三重金融化机制实现，其中商品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形成基础，技术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催化剂，制度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根本保障；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美元化给外围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外围国可通过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防止技术金融化、充分认识新自由主义“三化”改革的危害等方式去美元化，中国须关注国家对本国金融权力的掌控，应把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作为去美元化根本战略。

一、引言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欧美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使得国际社会开始普遍质疑全球金融化体系中以美元为标的资产的安全性，黄金和大宗商品等将成为各国争相持有的储备。此时持有较多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有两种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一是通过出售外汇资产购买俄罗斯等国的大宗商品，二是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更多本国货币购买国外大宗商品，这都将导致美元通货膨胀。此时，美元化国家将遭受来自两个方面的损失：一方面，美元化国家将直接从美元通货膨胀中遭受损失；另一方面，美国采取的防通货膨胀政策直接影响美元化国家经济发展。事实上，已有不少关于美元化及其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美元化现象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典型的案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美元化有多种方式：从美元影响范围来看，分为事实美元化、过程美元化和政策美元化(张宇燕，1999);从货币替代的角度看，分为货币替代、固定汇率和法偿货币三个层次(宋卫刚，2006);从功能角度看，有交易美元化、资产美元化、存款美元化等(李扬、黄金老，1999;Reinhart,2003;Mwase,2015),也有因套利而产生的美元化(Geng,2018);根据主导者不同，可将美元化分为官方美元化、半官方美元化、民间美元化等(蔡辉明、易纲，2003);如果按照程度划分，可分为完全美元化、部分美元化以及高、中、低美元化等(Husain,2006)。多数西方经济学者认为，美元化对中小发展中国家(比如阿根廷、厄瓜多尔等)有降低通货膨胀、稳定金融市场的功能(Mary,2008),而且对新兴经济体有稳定经济政策、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功能(Naceur,2015;Mendoza,2017)。

关于美元化的原因，有学者从通货膨胀、外部冲击以及汇率变动等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对拉美国家美元化的案例研究发现贷款美元化和存款美元化相互影响，存款的美元化促进了贷款的美元化(Luca,2008;Nendis,2009;Asel,2010;Escribano,2011);国际货币体系转变过程中，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断提高，此时外围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货币大幅度贬值促使这些国家的美元化(何曾、梁晶晶，2015);全球市场的外部冲击会影响经济体的美元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是促进资源型国家美元化的重要因素(Catao,2016);一些学者通过构建投资组合模型进行分析发现，部分欧洲或中亚经济体美元化的原因是由投资者套利驱动(Geng,2018);对于中亚国家而言，苏联解体导致的经济衰退是其高度美元化的直接原因(王炜等，2018、2019)。

从形成机制的角度来看，西方经济学者在自由市场制度框架的假设下，运用货币需求理论构建预留现金模型、交易费用模型等，研究流通领域中存在多种货币之间相互替代的作用机制，指出美元化的关键是持有美元资产获得的长期高收益率(韦伟，2003);与西方经济学者认为美元化成本是短期的，但能获得中长期的收益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通过构建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指出，由于美元化国家无法使用汇率政策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从而经常账户的恶化使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下降(Izurieta,2003);对在瑟尔沃模型基础上构建的美元化经济体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发现，美元化国家的稳态经济增长率低于拥有主权货币国家的稳态经济增长率，而且美元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当不稳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元化国家更易陷入债务陷阱(Missaglia,2021);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美元化是美元国际货币权力扩张的主要途径，美国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等经济政策，加剧了美元化国家的困境(任传普、程恩富，2021;巩潇然、赵敏，2021;孙立冰，2021)。

其实，在俄乌战争之前，由于次贷危机的发生，“去美元化”已成为全球热点。一般认为，由于美元化会削弱或消除一国货币政策以及汇率政策有效性，带来金融不稳定，导致金融风险增加，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上升，因此条件允许的经济体应尽快实现去美元化(Kokenyne,2010);对亚洲区域的研究发现，人民币是影响亚洲汇率波动的重要因素，其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重要一极，因此成为去美元化后可选国际储备之一(Fratzscher,2011);针对新兴经济体的研究表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特权的滥用是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须尽快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Fratzscher et al.,2013)。

一些学者聚焦美元化国家去美元化经验。研究表明，已有十几个国家①通过放宽汇率浮动区间、提高本外币存款利差以及外汇贷款利率等宏观政策，结合提高外币使用标准和外币存款保险费等微观措施，有效地实现了完全去美元化或部分去美元化(Cayazzo,2006;Kokenyne,2010)。东南亚国家②正在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本币吸引力以降低本国美元的使用率(Kubo,2017),尽快实现去美元化。部分“一带一路”倡议国家，通过与中国货币合作，逐渐推进各类交易的本币计价，为去美元化打下基础(Linn & Zucker,2019)。值得关注的是，美元化对我国影响的研究表明，国际经济往来中的美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福利产生较大负面影响，降低美元化程度能够削弱外部冲击，促进本国实体经济发展，大幅度改善社会福利(王胜、肖泽亮等，2022)。

可见，已有文献关于美元化的研究，主要以案例或实证的方式分析其含义、产生原因、发展过程以及带来的影响，对考察理解美元化问题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采用西方经济学方法，难以涉及到美元化的本质，尤其是对美元化形成机制的研究，仅在经济人等极端假设基础上分析，缺乏对社会制度环境转变的考虑，其结论容易背离现实。本文从马克思主义金融化理论入手，分析美元化的本质及其形成机制，对去美元化战略选择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货币国际化理论

美元化的基础是美元的国际化。马克思认为货币的国际化表现为货币职能的国际化，其本质是货币权力的国际化。而美元化是国际货币权力扩张的主要途径。

(一)货币国际化的本质是货币权力的国际化

根据劳动二重性原理，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价值。而价值是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本身也是抽象的、无形的。这种抽象的、无形的价值须通过有形载体存在，不同的载体就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形态。价值的原生形态是使用价值，第二种形态是交换价值(即物物交换),第三种形态是货币(即一般等价物)。价值载体的变换是通过交易完成的：物物交换时，商品中价值以交换对象的使用价值为载体；货币交易时，商品中价值以“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为载体。可见，货币是价值的载体。

同时，价值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对他人的作用与意义；二是他人因此而产生的对此劳动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形成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即“他人想要获得此劳动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必须要为对方劳动”③。于是，货币作为价值载体便具有了这种权力。“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④因此，货币既是人们为他人服务的劳动的社会价值的体现，也是人们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的符号(鲁品越，2018)。但是当前的主权货币(纸币、数字货币等)本身不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不过在主权货币的发行中，国家通过政治力量使其吸收了劳动价值。因此，主权货币是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相结合的产物。

主权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需具备供给与需求方面的条件。从供给方面来看，该货币价值稳定，被广泛使用，各国劳动者愿意将其作为劳动价值载体；从需求方面来看，限定各种国际交易以该货币进行，从而各国劳动者不得不将其作为劳动价值载体(袁辉，2021)。主权货币一旦成为世界货币，货币权力便扩展到国际层面，成为支配全世界社会资源的价值符号。美元正是这种国际货币：美国基于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以美元结算，从而吸收各国人民的劳动价值(鲁品越，2018)。

(二)金融化推进国际货币权力扩张

1.金融化增强主权货币权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货币作为价值的载体，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而金融化可以增强这种权力。第一，通过货币金融化提升货币支配能力。货币金融化是货币通过金融手段进一步衍生的现象，货币金融化创造出基于货币的衍生金融产品(比如货币期货、货币期权等),扩大了货币的支配范围，增强了其支配能力。第二，通过商品金融化实现货币权力的衍生。金融化通过将各类商品、资产与货币更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实现货币权力在商品和资产上的延伸。尤其是商品金融化，不仅仅增强了货币对该类商品的支配能力(因为金融化后更便于交易),而且金融化后的商品，除了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之外，也显示出一些货币特征(价值储藏等),因此金融化商品额外获得了主权货币的部分权力(即支配其他劳动的能力),这部分权力并不是主权货币权力的分割，而是金融化后由商品价值转化来的，其本质为在主权货币原始权力基础上的衍生权力。可见，商品的金融化，增强了主权货币的权力。

2.金融化促进信用美元的国际化

从价值锚定的角度来看，美元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以黄金为锚的美元国际化，以石油为锚的美元国际化，以新自由主义制度为锚的美元国际化。相应地，二战以来国际货币体系也可以划分为：黄金-美元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石油-美元体系(即牙买加体系)和制度-美元体系(即金融化体系)。

黄金-美元体系始于布雷顿森林会议，其本质是金汇兑本位制，美元与全球通用的黄金可直接兑换，其他国家主权货币可通过兑换美元而兑换黄金，因此世界各国愿意持有美元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这是当时美元国际化的基础，美元的国际货币权力依赖于黄金的天然货币地位。但是，“特里芬难题”导致美国取消了美元与黄金兑换的承诺，黄金不再是美元国际化的基础。

为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权力，美国找到了新的价值之锚——各国工业赖以为生的石油，当时美国同意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火和保护，条件是沙特所有的石油交易都要用美元结算，即不可动摇协议⑤。由于沙特是OPEC中最大的产油国和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其他国家也很快采用美元进行石油交易，石油-美元体系从此确立。在石油等大宗商品被金融化之后，国际金融市场形成了一个以信用美元为核心的计价、结算循环体系，可称之为全球金融化体系或制度-美元体系(鲁春义，2021)。

制度-美元体系始于华盛顿共识，其本质是在石油等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基础上，通过新自由主义制度实现各主权货币依附信用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⑥。该体系的关键特征是，以美元为锚的各国主权货币都被符号化，于是各主权货币的可替代性增加，导致以流动性作为衡量标准的可替代货币(各种准货币)充斥于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同时，各国大量被金融化的商品和资产也被顺利引入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市场成为主宰全球商品的权力中心，美元是货币权力中心的霸主。当然，美元同时也是主权货币，以其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化体系本质上从属于美国国家意志。

3.金融化提高货币国际化循环速度

一国货币国际化之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在国际交易中使用的货币，具有公共属性，但是其无法摆脱本身为某一国货币的主权属性。因此，国际货币在全球发挥货币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以及储藏手段等)的同时，不得不在国内行使货币职能，于是货币发行国必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得国际市场中的货币回流，以满足本国经济运行的需要。这种回流机制，在货币国际化初期，可以通过对外商品贸易或正式协议(如布雷顿森林协议)实现。然而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膨胀和扩张，全球交易需要更多国际化货币，为获取巨额铸币税收入，同时应对“特里芬难题”,全球金融化体系应运而生。

该体系以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金融化是一套放大各类商品金融属性，并将其引入金融市场的经济机制，包括价格形成机制和交易机制。通过商品资产化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使得社会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与金融活动紧密相连，为国际化货币的回流打开通道。这个通道使得流回的货币能够迅速进入本国生产、消费等领域，实现回流货币与国内经济活动的无缝对接，从而将本国货币在全球各地吸收的剩余价值，输送给国内资本，形成本国资本全面受益的局面。全球金融化体系中的自由化金融交易，相对于商品贸易等形式，更便于实现国际货币的主权属性，不仅使回流货币满足本国经济运行需要，而且能有效地将国内资本循环与国际资本循环融为一体，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国内经济政策控制全球经济的局面。

(三)金融化与全球化共同推进美元化

美元化是美元国际化后的权力深化，是对其他主权货币权力的替代。此时，美元不仅在本国行使主权货币权力，还深入到其他国家内部，对这些国家经济金融产生更大的影响。一国金融化后其货币更容易被美元替代，其资源也更容易被美国控制。基于华盛顿共识形成的全球金融化体系，是典型的美元化时期，此时全球出现了大规模美元化。大量美元活跃在全球各个流通领域，取代一些国家主权货币的部分或全部职能，比如外围国使用美元进行计价、流通、投资、储备或者作为货币锚。

全球金融化体系时期，全球大宗商品中95%是以美元计价，国际贸易结算以及外汇交易中美元份额超过85%,其他国家只能作为价格接受者；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作为全球国际储备曾下降至接近45%,而金融化货币体系时期该比例长期处于60%以上，甚至多年超过70%;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中接近三分之一的国家直接将美元作为本国货币锚。上述现象表明，全球金融化体系下越来越多的国家用美元替代本国货币行使部分或全部职能。

可见，全球新自由主义金融化体系的建立，巩固并提升了信用美元的国际地位，也促进了主权国家的美元化。该货币体系中的信用美元通过三个层次的金融化实现美元化：第一层是大宗商品金融化，将原货币锚纳入金融体系，更方便了商品的流通、交易与投机；第二层是技术金融化，实现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促进数字金融资本形成，便于更高效的集聚、集中与垄断；第三层是制度金融化，通过推行“三化”改革，将金融化的商品、技术纳入全球金融市场，形成美元的全球环流体系。

三、商品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基础

商品金融化提升信用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吸引更多国家用美元以及美元资产取代本国货币的部分职能，从而实现美元国际货币权力的进一步扩张。

(一)确立美元的大宗商品定价权

获取大宗商品定价权是美元国际化的基础，美国通过控制中东地区，实现了对石油交易的控制，并以石油美元体系带动整个大宗商品的美元化。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就可通过调控大宗商品价格影响美元汇率，从而影响国际贸易；同时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可在进口大宗商品时输出美元，促进美元跨境使用，实现各类资产的美元化。此时美元信用货币以大宗商品取代黄金为锚，成为国际通用的交易货币。

(二)以期货定价体系实现大宗商品金融化

大宗商品现货定价权确定之后，通过对大宗商品交易的标准化设计，确立了由美元衡量的大宗商品期货定价体系，实现大宗商品的金融化⑦。美国通过设立期货交易市场构建商品期货定价体系，这些期货交易市场在维护了美元国际计价货币地位的同时，加强了对大宗商品现货市场的控制。除了在本国建立期货交易市场(期货交易所),美国通过欧洲援助计划，要求欧洲也建立以美元计价的期货交易所，最终形成了贵金属定价中心(纽约商品交易)、工业金属定价中心(伦敦金属交易所、纽约商业交易所)、能源类大宗商品定价中心(纽约商业交易所)、农产品定价中心(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伦敦洲际交易所)等大宗商品定价中心。这些大宗商品定价都以美元为基准，直接决定了其他国家国际交易中对货币的选择。

(三)大宗商品金融化提高信用美元的储备地位

商品金融化的过程，不但强化了美元国际贸易结算与计价货币地位，而且促使美元逐渐发展成为主要的国际投资货币。一方面，作为投资工具，美元已成为重要的金融交易产品，美元期货、美元期权等货币衍生品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的投资避险工具；另一方面，美元由对商品计价发展到对金融资产计价大大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为了贸易、结算、投资、避险等，更需要储备一定数量的美元，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得到提升，进一步取代了外围国主权货币的储备职能。

四、技术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催化剂

技术金融化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新技术服务于金融资本，成为加速金融资本积累的工具，二是新技术研发依赖于金融资本的投资，三是技术进步带来数字资本的金融化，四是数字资本金融化强化美元国际地位，加速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替代。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经济快速金融化

当今世界，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金融与各类技术密切结合起来。信息技术以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的方式，延长金融服务时间、拓展金融服务空间，助力金融融入经济社会中的方方面面，不仅促进了经济全面金融化，而且促进了社会金融化。

第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从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信息技术中的网络搜索，通过优化评估效率、便利交易服务等方式降低消费成本，吸引大量消费者进入金融市场。第二，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金融平台化发展，通过移动互联的方式实现了金融活动的现实场景化，将普通人生活中的融资、投资、支付等金融行为集合在一起，并可瞬间完成，实现了金融与个人生活的无缝链接。第三，在上述基础上，与金融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专门独立出来，形成金融科技产业，其对金融行业的产品设计、业务流程、组织体系以及商业模式等产生持续、全面的影响，大大促进了全社会的金融化进程。

(二)技术进步离不开大量金融资本的投资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创新全过程存在的各个环节都对资本有需求，尤其是信息化产业发展带来的较高的技术创新性和风险性，使其对风险资本有更强的依赖性。一方面，发明创造需要越来越多的团队合作以及资金支持，单打独斗的创新概率越来越底，逐渐被市场淘汰；另一方面，由于新技术只有作为资本品为资本家带来利润才能被引入产业进行大规模使用，所以对经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技术进步必然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投资。这一现象使得资本市场逐渐取代银行资本成为产业创新发展的孵化器。

(三)技术进步带来数字资本的金融化

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在金融市场中的广泛应用，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虚拟资本支配生产的重要表现(刘煜、程恩富，2022)。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交易提高了全球金融产品的流转速度，促使各类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导致金融业务越来越复杂，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第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革命带来的网络化经济模式，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使得每个经济主体被整合到网络化生产与交易的情境中，此时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社会化程度更高，其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程度超过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时代的经济模式，被称为数字资本发展模式。第二，数字资本模式中，货币主动参与并主导资本增殖的全过程，在数字技术作用下，以更为虚拟的方式实现资本积累。数字平台的组织模式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克服之前各类资本价值运动的时空障碍，逐渐摆脱了生产过程，实现数字资本虚拟价值在流通中的无限增殖。第三，上述数字资本增殖过程是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对原虚拟资本的再虚拟化，这是数字资本金融化的重要特征，这种再虚拟化使得价值循环进一步脱离实体经济，不需要经过长周期的生产过程，就可实现巨额利润的即时获取。

(四)数字资本金融化强化美元国际地位

在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时代，美元已成为国际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产业资本、金融资本逐渐走向数字化转型，实现技术与金融的密切结合，使得数字资本引领资本主义世界新发展。美元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货币，得益于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发展，其对外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入，更容易取代外围国主权货币行使相关货币职能。

数字技术促使各类产品和服务数字化，并以数据信息的方式存在，这些数据信息被商品化，成为当前资本主义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信息的商品化是数字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主要途径，是数字资本增殖的源泉。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过程，就是数据信息商品金融化的过程，其金融化过程中借助通达全球的信息渠道必然与美元等国际货币发生联系。第二，信息数据商品的金融化，消除了时间与空间障碍，降低了各类要素流动的成本，进一步推动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而且深化了资本在贸易、金融、生产、消费等方面的作用，尤其是提高了这些领域资本的金融化程度，使得美元等国际货币所能衡量和支配的商品种类和数量大增。第三，数字资本发展带来的频繁、大规模交易，增加了美元的使用量，进一步巩固美元的结算地位。比如，投资领域出现了基于数字技术的高频交易、量化投资、智能投顾等金融活动，大大增加了美元在金融市场交易的规模和频率；值得指出的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稳定币等各类数字货币主动与美元挂钩，这就将数字货币的交易叠加到美元上，扩大了美元的计价范围。而计价范围的扩大以及结算地位的上升，又进一步提高美元的储备价值。

五、制度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保障

前文分析可知，商品金融化以及技术金融化都提高了美元国际货币权力，增强了美国通过美元化对全世界的控制力，但是其前提是需要一系列有利于上述金融化的制度安排，可称之为制度金融化。基于金融化的制度设计，是实现全球美元化的重要保障。

(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制度金融化

事实上，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及牙买加体系发展，国际货币呈现多元化态势，美元不再是单一的大宗商品结算货币，美元的国际地位有所削弱。为此，美国又通过制度金融化的方式保持其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此时便进入了全球金融化体系⑧。所谓制度金融化是指一系列保持金融自由开放的体制机制，新自由主义思潮是制度金融化的基础。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垄断资本倡导的意识形态，全球金融化体系是维护该意识形态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是保障美元国际地位的关键。

新自由主义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世界性滞胀危机，由美国和英国率先提倡并在全球推广，其核心主张是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全球金融化体系正是以私有制、自由化为基础巩固美元国际地位的(李雪阳、孙立冰，2020)。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金融化体系设计者，认为一国经济制度的“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全面市场化”是该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后简称“三化”机制)。他们指出：一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必须自由化，国内外一视同仁，因此需要取消非关税壁垒、减少关税、简化税则；二是实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政策，以合资、租赁、贩卖股份、全售产权等方式将国有企业等国有资产全部私有化；三是金融部门全面推行市场化改革，主要包括金融部门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提高资本市场开放度、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引入做空机制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三化”机制改革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推行，为美元等主权货币成为吸收全世界劳动价值并支配他国劳动的国际货币扫清障碍，大大提高了美元的国际地位。

(二)“三化”机制促进商品金融化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滞涨，其实质是资本积累矛盾导致的商品以及资本过剩，剩余价值无法在流通领域实现，为此推行了流通领域的金融化，包括商品金融化以及各类生产性资本的金融化，金融垄断资本迅速主导了全球经济。这里的商品金融化主要是指具有典型金融属性的大宗商品。

其一，大宗商品定价由市场化机制决定。商品的价格由本身的价值和市场供求共同决定，价格围绕价值上下变动，未金融化的商品只具有使用价值，其价格波动不大；但是，金融化后的大宗商品，在原有使用价值的基础上衍生出投资价值，此时对其的大部分交易是以投机的方式实现资本增殖，使得原来由现货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大宗商品价格，转变为由期货市场的投资关系决定。据此，美国金融资本家根据金融市场交易规则制定了标准化的期货交易机制，使得在现货市场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完成的交易，在期货市场只需几秒钟，大大提高了资本运行速度，提高了资本利润率。当然，不管是现货交易还是期货交易，都是美国金融资本家制定的规则，完成资本循环的货币必须是美元。

其二，大宗商品价格国际传导由市场化机制决定。在资本自由流动规则下，大宗商品价格的国际传导由汇率市场化机制决定。汇率市场化机制，取消了各国对本币与美元等国际货币之间兑换比例的控制，增大了国际金融市场中商品期货价格的波动程度，一方面便于金融资本以投机方式实现利润，另一方面使得发达国家金融资本能够随时通过金融市场进入他国获取剩余价值。这就提高了美元国际市场交易的频次，增加了国际市场交易的规模。

(三)“三化”机制促进技术金融化

技术发展过程中，如果资本大规模介入，能给参与创新的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予以有效保障，就会吸引更多的劳动进入创新领域，从而提高了技术创新成功的概率。但创新不是资本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获取利润。因此，信息化技术创新的成果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加速资本流通实现利润，尤其是用于金融交易的即时通讯技术，实现了不到1秒钟就能完成一笔金融交易的高效率，大大促进了各类商品以及资本的金融化。当资本金融化后，资本只要在金融领域不断循环，就能不停地获取利润，实现增殖。在“三化”政策之下，通过对技术进行设计包装、估值等方式将其标准化，以路演的方式进行销售，最后成为可在金融市场上自由交易的金融产品。此时技术成为金融资本循环的中介，以风险资本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并不期待“长远”技术产业化带来的利润，而是通过质押、抵押、股权转让等方式获取即时利润。技术金融化推进了金融领域的全面发展，大大促进了经济金融化进程，扩大了美元等国际货币的可支配领域。

(四)“三化”机制促进金融全球化与全球美元化

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础，全球贸易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人才市场等要素市场的自由开放，是国内不同市场之间、国际不同市场之间相互联通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信息技术的应用消除了各市场之间的物理距离障碍，金融资本的空间转移成本大幅度下降，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空间无限扩大，所到之处尽收当地劳动生产带来的利润。于是，全球化的发展使得金融资本的集聚与垄断能够以获取全球范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为目标。因此，全球化促成了美元的全球循环，形成了以信用美元为基础的全球金融化货币体系，该体系通过美元化的方式实现美元霸权。具体来看，国际市场美元循环过程为：

美联储发行美元，各国通过本国货币兑换或销售商品等方式获取美元，此时美元行使国际货币职能，并通过这种方式直接支配各国的货币、金融化的商品和技术；各国经济主体获取美元后，通过购买美元资产(主要是债券),使美元流回美国，供美国人民在国际商品市场上购买商品进行消费，此时美元行使主权货币职能；最终形成了美国国内少数货币政策主导者只需印刷美元就可以获得全球商品的局面(如图1所示)。这只是美元霸权的部分表现，作为美国的主权货币，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随意改变美元的价值，这就是所谓的美联储货币政策。

图1 全球金融化体系下的美元循环过程

六、美国利益至上货币政策的危害及去美元化措施

(一)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美元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

在“三化”机制作用下，美联储通过加息的方式调整货币政策对世界各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和1997年分别发生的墨西哥货币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及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而且，2015年开始的美元加息引起大量资本流出，导致阿根廷等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如表1所示)。

美元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根本原因就是其以“三化”机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地位。当美国以降低通货膨胀缓解劳资矛盾为由加息时，全球以美元衡量的资产收益率上升，负债方面表现为成本上升，于是国际市场中的美元缺乏者减少美元融资或归还美元贷款，美元富余者转变投资方向增加对美元资产(比如美元国债)的购买，这些经济行为都导致美元流回美国，加剧资本集聚和集中，巩固金融资本家垄断地位；在外围国家中表现为资本外逃，严重者爆发金融危机，即货币贬值、各类资产暴跌，经济衰退，人民普遍遭受损失。当国内劳资矛盾暂时缓解，金融资本利润率实现，美国开始实施以降息为标志的量化宽松，大量印刷投放美元以满足国际市场对国际货币的需求，此时金融资本家能以极低价格兼并或收购外围国优质资产，频繁投机之后，又会导致外围国出现资产泡沫或负债过多。从历史上看，上述过程是周期往复的，其最终结果是外围国家由劳动创造的价值，逐渐被转移到以美国为中心的少数国家的金融资本家手中。

2022年，美联储又开始加息，至12月底已加息7次，加息幅度已达4.25%,此次加息背景是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带来的美国高通货膨胀，但是新兴经济体也存在高通胀、高债务的情况，资本流出形势更加严峻。美国只关注美元的主权货币职能，而不顾其应该行使的国际货币职能，高频率、大幅度的加息，将给外围国家带来灾难，同时必将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据统计，在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影响下，全球有超过90个经济体的金融管理部门实施了加息政策，加息总次数超过300次，这些大幅度加息导致资金成本上升，是经济衰退的开始，意味着未来很多国家可能出现危机。其中，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阿根廷，2022年全年加息9次，利率高达75%,居民生活困苦不堪。阿根廷曾经是人均GDP很高的国家，但其从私有化、唯自由化、唯市场化机制改革开始直到现在，还反复处在经济金融危机或社会动乱之中，成为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新兴市场国家应用的牺牲品。

(二)外围国家去美元化的建议

除了货币政策调整的危害，2022年底美国联邦债务已接近31.4万亿美元，即将到达其债务上限，占GDP比重达122%,而且30多年来，美元购买力水平已经下降超过60%。鉴于此，全球已有40个国家开始了“去美元化”进程，比如有不少国家或地区以区块链技术或者货币互换等方式绕开美元进行交易、结算。但是美元化代表着美国支配世界的权力，因此去美元化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认为相关国家从以下方面着手，能够有效推动去美元化进程。

1.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发展以降低对美元及其资产的依赖

一是合理配置国际储备，有条件的国家尽可能多地储备黄金，改善国际储备结构，削弱美国黄金垄断地位，同时尽快减持过多的美元债券，多元化配置国际资产。二是增持除美元之外的国际货币或较大潜力的新兴经济体货币，从而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三是与关系紧密的贸易伙伴签订常备互换协议，提高本币在贸易和金融中使用比重，以增强本国贸易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四是积极构建新的货币支付体系，在现有欧盟INSTEX、中国CIPS以及金砖五国BRICS Pay等支付体系的基础上，联合、改进或新建国际支付体系，形成能与SWIFT竞争的支付体系，以保证支付的独立性和安全性。

2.专注发展实体经济以扭转技术金融化趋势

技术金融化，尤其数字金融资本的形成与发展，是美元未来强化自身国际地位的关键，各国应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该发展趋势。首先，加强政府监管，减少或约束市场对纯粹金融技术的投资，引导资本从事生产技术的研发；其次，确保本国创新或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用来发展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防止其成为在金融领域投机的金融工具；最后，规范以数字平台为代表的数字资本的发展，约束数字平台运营中的金融化行为，防止高度垄断且易被美国控制的数字金融资本的形成。

3.充分认识到绝对“三化”改革对一国产生的危害

全球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首先要关注国内经济的过度私有化问题，扩大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才可以有效控制对国外资本的依赖。其次，实施适度对外自由化政策，积极进行产业调整，通过降低外向型产业规模，降低经济对外依存度；实施外汇管制政策，限制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非正常资本流动。最后，关系国家命脉的行业不应完全市场化，应由政府直接管控，作为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石。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全球金融化体系，减缓了美元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的冲击。

(三)中国去美元化的启示

按照广义的美元化概念，我国也是被美元化的国家(比如持有巨额美元债券等),鉴于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以及美国频繁制裁中国企业事件，去美元化是我国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的战略选择。根据美元化形成机制以及去美元化国家的经验，我国去美元化需要关注三个方面：

1.国家掌握金融权力是去美元化的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储备了大量美元外汇，从而不得不放弃部分货币发行权以及资产定价权，此时再将多数金融资产私有化，极易被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资本控制，严重威胁我国国家金融安全。首先，从阿根廷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教训中认清新自由主义“三化”改革的本质，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放在改革开放中首要考虑的位置。其次，金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民经济命脉，金融权力不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金融改革发展中应确保金融系统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从而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对金融资产的监督管理。最后，民营金融机构或企业富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灵活性，是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的重要力量，因而可通过加强引导和有效监管，实现其与国有金融机构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成为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力量。

2.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去美元化的坚实基础

去美元化有损美国金融资本家根本利益，只有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应对来自美国各方面的压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去美元化。首先，防范国内经济“脱实向虚”。商品、技术等在流通领域的金融化提高了利润率，但是并没有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这种脱实向虚的经济低质量发展，便于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资本的劫掠。其次，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源动力，而人才是实现技术创新的根本，长期来看可继续以多种方式支持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人才培养；短期来看可号召全球顶尖科技华人回国，或者积极招揽全球各国(包括俄罗斯、欧盟，甚至斯里兰卡等)优秀外籍科技人才来华生活，从事顶尖科技研发。最后，推动高科技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有相互促进效应，但二者都服务于实体经济，才能促进高质量发展。比如通过设立产业基金、培养企业管理者等方式，支持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量子通信等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终端、远程医疗、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实体产业发展，让新产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

3.人民币国际化是去美元化的重要途径

其一，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业务计价和结算中的比重。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和西方金融理论都指出，主权货币不适合长期充当国际中心货币，因而人民币国际化应聚焦于人民币在国际业务中的计价和结算职能(刘伟、程恩富，2020),可通过在“一带一路”等区域推行数字人民币交易，形成数字人民币区域化网络，从而作为构建数字人民币国际结算体系的先行区，然后在其他相关区域推行。其二，审慎对待资本账户开放。⑨人民币国际化必然涉及到一定程度的资本账户开放，而资本账户开放意味着进入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化体系，该过程须实施审慎、渐进的开放政策。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国际、国内政策调整或经济波动所导致的国际资本频繁进出可能被几倍、几十倍地放大，如果其中主要是投机资本，将对一国经济产生重大冲击，因此可适当采取征收托宾税、缴纳无偿准备金等措施限制投机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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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些国家包括波兰、克罗地亚、土耳其、埃及、匈牙利、智利、墨西哥、以色列、白俄罗斯、秘鲁、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

②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等国家。

③本刊记者.货币权力体系的发展与当代历史进程——访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鲁品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2):19-28.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

⑤1974年美国以保障沙特安全为由与其签署“不可动摇协议”,以此换取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将美元作为石油定价和贸易结算的唯一货币。

⑥大规模大宗商品的期货化,是全球金融化体系形成的标志。能源作为重要的大宗商品,其期货始于20世纪70年代,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可见大规模商品金融化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即华盛顿共识形成前后。从后文分析可知全球金融化体系的形成以商品金融化为基础,以新自由主义制度为保证。

⑦商品金融化是在商品本身使用价值的基础上,挖掘出其可能的投资、融资等额外具备金融特性的功能。这些额外功能可类比货币,同时具备稀缺性、存储性与流动性的商品均可金融化,但无法再生的、稀缺性强的、流动性高的、方便存储的商品,金融属性更强。这些商品主要是与工业化密切相关的原油、有色金属、农产品、铁矿石、煤炭等全球需求量大的商品,即大宗商品。

⑧全球金融化体系与其他货币体系的关键区别在于,其改变了传统流通领域中一国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分割的局面,打通了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并通过一系列国际制度安排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形成了商品—金融—美元—商品的闭环体系。

⑨程恩富,孙业霞.“三元悖论”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新考量[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3(05):1-7.

（本文原载《上海经济研究》2023年第2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