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重庆饮料厂厂长李培全，看到了一条新闻：

国家医药总局发了个报告，全国积压在库的中药白芍，每年报损达4亿元。中央因此做了个批示，要求对中药开发利用进行研究。

当时的重庆饮料厂，固定资产只有159万元，但李培全还是决定赌上一把。

李培全有个主意，用闲置的中药材，研制中国人自己的可乐。

此时的重庆饮料厂有两个车间，一个生产汽水，一个生产饴糖。虽然名为饮料厂，实际上每年只能生产100万瓶汽水，每瓶售价8分钱，年产值不超过10万元。厂里主要的利润来源，主要靠给糖果厂提供半成品的饴糖。

1980年前后的中国，正是改革文学实行的时候，“乔厂长”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文学形象，推着许多厂长经理，努力找到让厂子突飞猛进的灵感。

在北京喝过一次可口可乐后，李培全始终对那股味道不能忘怀。因此，看到新闻后，他立刻想到——既然可口可乐是药剂师搞出来的配方产品，那么是不是可以用白芍来搞可乐研发？

在全国八个肩负白芍研究课题任务的研究所中，李培全迅速和四川省中药研究所取得联系，两家单位达成协议，成立科研生产联合体，由研究所负责药理研究，重庆饮料厂负责生产饮料。

李培全向科研组提出了三个目标：一是利用国产中药，真正具有经得起检验的保健作用；二是口感和风味上，必须达到国际可乐型饮料的标准；三是全部选用国产原料，才不会受制于人。

耗费130万元经费和整整一年时间，历经4个阶段的毒理和保健功能试验，1981年12月，研发小组终于以白芍为主料，配以地黄、当归等11味中草药，配制出了既有保健功能又符合国际标准的新可乐饮料。

当时全国上下都处于经济改革的热潮中，四川省领导亲自将新可乐定名为“天府可乐”，还批了160万元贷款作为支持。

为了展现民族情结，李培全又去求了著名书画家周伯溪先生，为天府可乐亲笔题字。

1982年，在通过了重庆市科委组织的知名中医药专家和食品饮料领域权威人士的最终鉴定后，天府可乐作为中国第一个国产可乐品牌，正式投产问世。

天府可乐一经投放市场，就在国内饮料市场掀起了一场可乐风暴，引得后来少林可乐、黄山可乐、西湖可乐等众多“地方可乐”相继涌现。

同行间反应热烈，可到了市场上却又是另一种景象。上市初期，天府可乐的销量差强人意，市场反应很是一般，远没能达到研发时一炮而红的预期。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可乐这种饮料其实相当陌生。1979年，可口可乐重新进入中国，老百姓在这之前经历了30年的断代。可口可乐回归后，初期也只能在特定景点卖给在华的外国游客，所以大多数中国人根本没喝过可乐。

好在李培全还有另一手准备，他同时主导厂子研发的巧克力香槟和芸香汽水，大受消费者喜爱，利润丰厚。打开市场前，天府可乐都是靠着这两样产品的“输血”，才得以延命。

不过很快，让李培全信心大振的信号终于出现了。

1982年4月，天府可乐收获了来自美国《华侨日报》的不吝夸奖。“这种饮料经过1.8万外国游客品尝鉴定，被认为既像可口可乐，又具有中国特色，它在中国会供不应求”。李培全看到报道后欣喜若狂，认为这代表，天府可乐的味道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从1982年开始，天府可乐共揽获各市、省、部、国家级奖项多达14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对重庆饮料厂开创中药型可乐贡献的奖励和肯定。

1984年，原轻工部对市面上的可乐做了“产品质量评议”。当时可口可乐的评分，比天府可乐还低0.52，其余的全球六大可乐评分更是低于天府可乐。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天府可乐的销量逐渐有了起色，很快走红川渝，成为了地方名饮。

1985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视察重庆，在尝过天府可乐后大加赞赏。

回京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经过严格审验，将这款俘获了领导人味蕾的地方特产，定为了国宴唯一可乐型饮料。

“一代名饮，天府可乐”就此冲出川渝、风靡全国，品牌声誉达到鼎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国民饮料。李培全也乘势将企业更名为重庆天府可乐饮料工业公司。

从1985年到1988年，天府可乐迎来了一个辉煌的新高度。

曾在厂供销科工作的职工杜金亮回忆，来厂区拉可乐的货车，从大门口排到一公里外。各地经销商追着李培全批条要可乐，各个车间24小时三班倒的生产都不够。

在高峰时期，曾经每年往北京地区发送的天府可乐，要装满120个火车皮。

如此的需求激增，自然需要提前做好产能储备。

当时的汽水全是玻璃瓶，受限于生产和灌装工艺，无法长途运输，国内饮料市场因此出现了“一城一汽水”的奇特景象。

为了扩大销售范围，李培全学习了可口可乐的先进生产模式，在全国各地建起了灌装厂。由重庆总公司提供原浆，然后在当地分装销售。

事实上，在天府可乐还没正式投入市场前，李培全就筹划起了分厂的建设。最初是米易县和南充市，之后又把分厂开出了四川。

到1988年，天府可乐已经在27个省市自治区，组建了102家饮料生产合作企业，6家科研、机械制造和原料基地等合作单位，形成了拥有108个成员单位的庞大研销网络。

西到新疆，南到海南，除西藏和港澳台之外，颠峰时期天府可乐的工厂几乎覆盖了全国。

李培全又果断贷款，从美国、法国、意大利、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等地，引进7条先进易拉罐生产线。让工厂的生产效率指数级上涨，从最初的每分钟30瓶，很快升到500瓶，最后每分钟能灌装上千瓶。

鼎盛时期，天府可乐年产量能达6万多吨，相当于1亿多瓶。

将分厂开遍全国的同时，李培全还带领公司，将天府可乐的商业版图大胆向海外扩张。

1990年，天府可乐在莫斯科建起了灌装厂。日本风间株式会社主动代理，让天府的产品一举打入可乐型饮料的“老家”美国，甚至在美国世贸大厦设立了分公司，专销天府可乐。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饮料想要卖出国门，需要透过政府公司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只有得到中粮的批准才能出口创汇。

当时“八大汽水厂”的其他7家，都安耽于割据一方，成功打入国际市场的国产碳酸饮料品牌，唯有天府可乐。

最辉煌的几年，天府将产品远销到了美国、日本、前苏联、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最鼎盛的1988年，天府可乐的产销量在全国饮料企业中的排名跃居前五，而在国产可乐这个细分市场里，则独占了75%的市场份额，是当仁不让的第一。

节节攀升的销量，给公司带来了超3亿元的年产值，6000多万的年利税和1000万元的纯利润。凭借高额的产值，天府可乐在“八大汽水厂”中攀至第二，成了仅次于崂山汽水的饮料公司。

随着天府可乐的兴盛，1986年，李培全也被全国总工会授予了“五一”劳动奖章，和“立志改革者”光荣称号。

1988年，经原轻工业部和国家工商局批准，李培全将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成为全国迄今为止，唯一冠名“中国”的饮料企业。

自此，天府可乐集团，成为了当时中国食品饮料行业的绝对强者。

李培全也因为，仅用8年时间，就把当初固定资产只有100多万元的小作坊，经营成了全国知名企业，成了外界啧啧称赞的著名企业家。

然而在盛名和风光下，李培全却感到莫名焦虑。在一次与记者的闲谈中，他突然提到：“我现在觉得再往前迈一步已经很难，被一张无形的网网住了。”

事实证明，李培全的焦虑和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

事实上，从1986年，天府可乐就开始掉进了一些麻烦中，例如，四川省卫生部门认为，天府可乐里加入中药白芍，违反食品卫生法，造成80万瓶天府可乐被退货、销毁。

同时，国营体制的短板开始显现。国营体质下，企业资金、管理、人员的调动存在诸多束缚和不科学。天府可乐也深受其害，虽然身为厂长，但李培全手中权力有限，对这些弊端无可奈何。

这些问题如同水下暗礁，只要潮水的急进猛涨一日不停，就一日不会暴露。但更让李培全担忧的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开始积极引入外资。许多行业都出现了重外资轻国资的现象。

在他看来，天府可乐真正的敌人，其实是那些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的外国巨头。

1989年，正是天府可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当时，为调整国内通胀和投资过热的现象，国家下达宏观调控，让全国经济瞬间变得寒气逼人。

天府可乐的业绩也深受打击，全国销量断崖式下跌。这一年，李培全发往北京的产品数量，从前一年的120个车皮，陡然降到30个，缩水七成以上。

同一时期，中国本土汽水品牌的销量全部由盛转衰，而外来的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市占率却越来越大。

看着自己一手创立的品牌，市场占有率被“外来者”一点点蚕食，李培全心如刀绞，却毫无还手之力。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中国重入“关贸总协定”，竟成了天府可乐的催命符。

1993年，原轻工部官员判断，未来国家势必进一步放开市场。只知安逸生存环境的国产饮料，一旦对上在国际市场披荆斩棘的外资巨头，势必无法抵挡“两乐”的降维打击。

于是他们决定“利用外资改造国企”，并用行政命令要求“八大厂”与“两乐”合资。

也是在这一年，李培全遭到了针对他本人的“审查”，虽然没有查出任何问题，但在第二年，他却以退休的方式，实际上丧失了对天府可乐的控制力。

1994年，天府可乐与百事可乐达成合作协议，合资建立重庆百事天府饮料公司。

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合资。

合资公司成立之初，百事以现金出资1070万美元，天府则将厂房、设备、土地等优质资产，折价730万美元投入合资公司，双方持股比例60:40。

百事还从原天府集团的1100多名工人中，精挑细选了430名骨干，天府则负责带着“挑剩下”的700多名职工和6000多万元债务，靠上级部门的接济救助艰难度日。

双方约定，未来合资公司的生产中，天府可乐的产量不得低于50%。

可实际上，合资第一年天府可乐产量还占到了74%，第二年51%，第三年则骤降到25%，到2006年完全卖给百事可乐前，居然就剩0.5%。

合资前，天府可乐年年盈利，每年光利税就有几千万。合资后，且在债务剥离的情况下，却开始连年亏损。从第一年的1280万元连亏三年，直亏到5000万元之巨。

合资十二年，天府方面没分到一分利，反而连本带利负债1.4亿多元，连续八年被重庆市评为特困企业。

面对这种明显的不正常亏损，合资公司董事长邹振黄，曾多次抗议。然而在董事会中，百事有4票，而天府只有2票，根本没有话语权。

虽然当时已经离开，可李培全心里，其实一直惦念天府可乐。

“我心想回去看看他们到底把天府可乐弄成什么样了，看看老员工怎么样了”。合资公司再三邀请下，李培全曾答应作为顾问回归，然而结果却令他很是失望。“百事不仅不怎么生产天府可乐，对老员工也不好，我老是跟他们吵，之后就不得不走人”。

终于，天府可乐身陷债务泥潭，在2006年将所持全部股权作价1.3亿元卖给了百事。至此，百事控股94.4%，天府可乐彻底被外资吃干抹净。

在这场本该共赢的合作中，天府可乐失去了配方，失去了品牌，失去了销量，而百事不止得到了天府可乐的销售渠道和生产线，还成功消灭了天府可乐的品牌影响力。

与天府可乐的遭遇如出一辙，当时国内八大汽水厂，其余7家先后，被“两乐”以合资并购等方式吞吃入腹，最终近乎团灭。

多年之后，已经赋闲在家的李培全提起此事，仍然愤懑不已：

“刚刚对外开放，我们天真地以为外资企业是来帮助壮大发展的，没有料到人家是来占领市场和消灭民族品牌的。”

“这里是我的伤心地，历经八年研发，白白地被人家弄没了！”

2010年，李培全再次回到了天府可乐集团，在早已破败荒废的厂房前，他一边捡起瓶盖一边感伤。

2008年，将要被迫进入破产程序的天府可乐，以当初合资时，“天府”的品牌及技术秘密未作价入股为由，跟百事打起了维权官司。

此时的李培全，已经70多岁，且早已退休多年，却仍旧时时关注天府可乐。准备在天府可乐需要他的时候，及时尽一份力。

得知官司的消息后，他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不顾年迈，四处奔走呼号，联系很多已经离开多年的老员工、老技术人员提供证据、证词。

审判期间，法院内每天都聚集了80多名，自发前来旁听的天府老职工。他们都在热切盼望索回品牌，重振天府可乐。

“本来心都死了，现在好像又有激情了，看到大家都这么努力，我也有劲儿了。”李培全百感交集，他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人。

终于，在2010年，天府集团重新夺回了天府可乐的配方和生产工艺。2013年，又要回了商标使用权。

2016年3月，在李培全的殷切盼望下，天府可乐在经历了20多年的沉寂后，正式宣布重出江湖。

天府可乐复活，本应为李培全的人生画上了最后圆满的一笔。然而复出后的天府可乐，却在市场竞争中经营惨淡，始终不能恢复昔日荣光。

2018年，业绩始终没有半点起色的天府集团，进行了混有制改革，天府可乐（重庆）饮品有限公司成立。

然而仅在一年之后，李培全便因病去世，他最大的遗憾，当属始终没能亲眼见证天府可乐重回巅峰。

李培全曾说，他将天府集团当成自己的孩子，自己真的为这个“孩子”，操了一辈子的心。

晚年的李培全单眼失明，赋闲在家，却依然将天府可乐的发展挂在心头。

他坚持每天写小楷，练习书法的本子上工工整整地，写的都是他担任天府可乐厂长和总经理期间的总结与思考，认为这些能帮到后来的管理者。

他甚至经常拿自己的“伤心事”，警醒那些与他接触的企业管理者，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忘记“民族品牌必须要自立自强，警惕外资并购中的风险！”

参考资料

[1]《快乐水40年》左页

[2]《李培全：艰难“索回”天府可乐》经济参考报

[3]《天府可乐销量暴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趣文库

[4]《天府可乐，经历了20多年风雨，荣誉归来！致敬李培全！》重庆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