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有趣。
蒋经国和陈云在上海先后做了什么事？那就是抑制物价、整顿金融秩序。
“蒋经国做不到的事情，陈云做到了”，是因为蒋经国比陈云的个人能力差吗？或许有这个因素吧，但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另外一个问题入手——有人说，毛主席不如陈云懂经济，事实真的如此吗？
1965年6月18日，陈云在给毛主席的信中，承认了自己对农村形势估计的错误：
“在1962年，我对农业恢复速度的估计：粮食方面……需要八年时间。经济作物的恢复更要迟些。现在事实上三年就恢复了。这完全证明了我的估计是完全错的。1962年7月初，我曾向你提出…..用从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它关系到农业方面的集体经济与小农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三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参见：《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下卷第1146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
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反映了当时关于中国农业发展方向是“合”（集体化），还是“分”（单干）的争论。
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始于80年代初。而在毛泽东时代的30年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亿吨，提高到1979年的3.3亿吨，人均粮食从209公斤增加到340.5公斤；而到第二个30年结束的2009年，人均粮食产量也只增加到397.7公斤。毛主席1958年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而土壤改良、种子改良、化肥生产线建设、水利建设以及遍布全国各个农村农业科研站在毛泽东时代业已完成，第二个30年的粮食增产，与毛泽东时代的这些积累也密不可分。
所以，只要不是眼瞎或者心盲心，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时代的农业集体化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农业生产是完全成功的。
当然，如果在60年代初就选择了分的路子是不是一定不能成功呢？这个也不见得，假设那时就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西方先进的种业技术、化肥生产技术进来之后，也能解决相应的问题，农业增产问题或许同样能解决。但是，代价是我们的种子、化肥甚至是水利，就完全控制在外资手中，就像今天的印度；相应的代价是全国一盘棋的局面先从农村瓦解，农业生产无法支撑工业化，外资商品很快占领中国的广大市场，自己的工业品刚刚起步就要面临西方企业的冲击，根本没有成长的机会；更进一步的代价就是农民还没有摆脱贫困、甚至是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村就要迅速地两极分化。
这就是毛主席在1965年同张平化谈话时所讲出的担忧：
所以，单就农业生产来讲，“分”的路不见得就是走不通，关键是不能只看粮食产量，更主要的是看站在谁的立场，看的有多远（5年还是50年），胸怀什么样的格局（走依附道路还是独立自主道路）。
从这些关键问题的争论以及后来的历史检验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和陈云同志相比，究竟谁更懂得中国，谁更懂经济！
当然，笔者并非要据此证明毛主席是“天才”；能力之外，更关键是立场问题。而论人民立场，陈云与毛主席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与蒋经国比，那就强太多了。
蒋经国年轻时留学苏联，受过共产主义的熏陶，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的重分土地也是蒋经国主导的，这一点某种程度上与他老子甚至有一定的对立。但他最终还是没能与自己所处的阶级决裂、彻底站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
正是因为这一点，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和金融整顿就有着很强的阶级调和味道了。
蒋经国在上海搞整顿，首先是强制冻结物价，然后以行政命令强行收取民间黄金与外汇，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控制了黄金和外汇，就可以控制金融。
然而，当时上海的实物生产、运输、销售，全部控制在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手中。黄金不能当饭吃，老百姓还是要吃饭穿衣的；物价是暂时冻结了，老百姓拿着金圆券却买不到东西，一是生产跟不上，二是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
为了打击囤积行为，蒋经国开始了“打老虎”行动，不遵政令的资本家被收押入狱以至枪毙。然而，大老虎的总后台正是蒋介石所倚重的四大家族。当打虎打到蒋经国自己的表兄孔令侃头上，宋美龄就拉着蒋介石亲自出面，蒋经国也只好黯然退场……
另一方面，蒋经国强制以金圆券兑换黄金，客观上却帮助了官僚金融资本从民间搜刮财富，以废纸将老百姓手中的黄金抢劫到金融资本手中，以反腐败的名义制造了另一场更大的腐败。
蒋经国的反腐和金融整顿，一开始就没有做好触动资产阶级利益的准备，失败是必然的。换句话说，如果反腐能解决腐败，怎么会有革命呢？
而陈云在上海打击投机、平抑物价的背景却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成功，人民已经掌握国家政权。陈云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实物生产、流通的上游已经控制在人民政权手中，集中全国的力量，保证上海的供应；更是毫不犹豫地打击奸商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
陈云雷厉风行的手段，得益于他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和大风大浪的考验，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主持我党经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蒋经国所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一点是，蒋经国背后依靠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而陈云背后依靠的却是毛主席和新生的人民政权。陈云指挥的我党同上海资本家打这场经济仗，毛主席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场较量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新中国成立初始，为了打击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进行的违法活动，预防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下，政府机关里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滋长、干部腐化变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然而，这些预防举措毕竟是被动的，治标不治本。1953年开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得以确立，资本家的投机违法也就逐渐失去了土壤；公有制下劳动人民真正掌握了国家权力，干部腐败变质的空间，也就被压缩到极致，这才出现了一个风清气正的毛泽东时代。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假设把陈云放到1948年的上海，再“有能力”的他恐怕也是无力回天的；相反，如果蒋经国能够“背叛”自己的家庭和阶级，“投诚”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未必不会有一番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