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用伪善言辞掩盖资本剥削关系的真相

——《论〈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及其现实指导价值》之六

何干强

（三）认识方法的片面性

片面性，就是认识事物如同盲人摸象，以偏概全。《资本论》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认识方法的片面性。主要有以下表现。

1.片面地考察劳动。《资本论》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对劳动具有二重性做过事实上的区分，但是，“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各种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1]这种把劳动的质和量分割开来的片面性，使古典经济学家不能把生产商品的劳动理解为具体有用劳动和抽象人类劳动的统一，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不能理解雇佣劳动者的活劳动提供的“自然恩惠”，即为资本家创造包括剩余价值的新价值的同时，又能为资本家保存旧价值。[2]

2.片面地考察资本主义工厂。马克思以尤尔博士为例，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方面把工厂描写成各种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机器体系”，另一方面，又把工厂描写成这些工人都“从属于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马克思指出，“这两种说法绝不是相同的。在前一种说法中，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表现为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表现为客体；在后一种说法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从属于中心动力。第一种说法适用于机器体系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第二种说法表明了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从而表明了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3]

3.片面地考察资本主义积累。积累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化。马克思揭示出，资本家要进行扩大再生产，就要在剩余价值中扣除自己的个人消费，再将余额用于追加投资，变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可是，可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积累理论却不考虑追加不变资本，具有的极大片面性。马克思深刻指出，“李嘉图和一切以后的经济学家追随亚·斯密一再重复地说，‘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这就大错特错了。根据这种看法，所有转化为资本的剩余物质都要成为可变资本了。”[4]

4.片面地考察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运动。资产阶级经济学考察资本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企业资本的运动），片面性尤为明显。如重商主义体系把货币资本循环G—W…P…W¢—G¢，肯定为单个资本运动唯一的形式，由此出发，把资本增值看成是循环过程的目的，从而片面重视生产消费，甚至认为资本家个人消费只应该和工人一样。[5]而古典经济学则用生产资本的循环的形式P…W¢—G¢—W…P来考察产业资本循环过程；[6]由此出发，往往忽视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把生产本身说成是过程的目的，好像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多地生产和尽可能便宜的生产。[7]《资本论》则全面深刻地揭示出，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运动是产业资本依次进行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的统一，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是同一产业资本进行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W¢—G¢—W…P…W¢）三种循环形式的统一。综合考察这些方面，才能全面认识单个产业资本运动的增殖目的和运动机制，并明白单个资本不可能孤立地运动，而必然要与自身循环之外的其他资本发生相互联系。

5.片面地考察资本周转机制。《资本论》揭示出，“企业所需资本的一部分不仅不断交替地通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种形式，而且这一资本的不同部分不断地同时分担这三种形式，尽管这些部分的相对量是不断变化的” [8]；特别是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存在的部分，这对理解资本主义信贷制度的物质基础十分必要，在企业实践中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考察产业资本的周转，却具有很大片面性。尤其不懂产业资本在循环和周转中同时并存和不断交替着三种形式，其中包括货币资本形式。针对这种片面性，马克思指出，“对于周转这个机制根本一窍不通的经济学家，总是忽视这一要点：生产要不间断地进行，产业资本就始终只能有一部分实际上加入生产过程。当一部分处在生产期间的时候，另一部分必须总是处在流通期间。换句话说，资本的一部分，只有在另一部分脱离真正的生产而处于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形式的条件下，才能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忽视这一点，也就完全忽视了货币资本的意义和作用。”[9]

6.片面地考察社会再生产。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辨证方法，坚持劳动二重性的基本原理，从社会总产品∑(c＋v＋m)出发，考察社会再生产，揭示出各生产部门的产品价值之间，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两方面，必须形成一定的相互补偿的比例关系，并遵循社会再生产中的货币流回规律，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运动的客观规律。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社会再生产，却贯彻“斯密教条”，丢掉了社会总不变资本∑c的补偿问题；缺乏劳动二重性观点，只关注与各种收入的流通有关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关系，这是一种极大的片面性。

7.片面地考察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提高社会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降低资本的利润率；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有存在多种提高利润率的因素，这两方面的同时作用，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表现为一种趋势，而不是直线性下降。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却弄不清有阻止利润率下降的经济因素的同时存在，存在严重的片面性。例如，国际贸易对国内平均利润率的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可以从国外买回便宜的不变资本要素，降低不变资本价值，也可以使可变资本转化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提高剩余价值率，由此而提高企业利润率，可以使生产规模扩大，加速积累；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也加速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即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从而加速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却忽视了对外贸易对利润率影响的二重作用，只看到进行对外贸易的“特别有利的部门的利润会迅速下降到一般水平”，却看不到对外贸易可以提高利润率，成为阻止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因素之一。[10]这就表现出明显的片面性。

8.片面地考察地租。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李嘉图研究地租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他没有研究绝对地租，只研究了级差地租，这显然是片面的；而且李嘉图和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级差地租，也具有片面性，即把这种研究建立在片面的假定上，认为“级差地租必然是以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或农业肥力越来越下降为前提的”；马克思揭示出，“在耕种越来越好的土地时，能产生级差地租。当较好土地代替以前的较坏土地而处于最低等级时，也能产生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可以和农业的进步结合在一起。它的条件只是土地等级的不同。在涉及生产率的发展时，级差地租的前提就是：土地总面积的绝对肥力的提高，不会消除这种等级的不同，而是使它或者扩大，或者不变，或者只是缩小。”[11]实际上，在经济思想史上，只有马克思才对地租作出了全面的科学研究，揭示出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地租形式及其本质关系。

（四）掩盖经济本质的虚伪性

虚伪性就是弄虚作假，掩盖事物的真实性。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往往用伪善的言辞掩盖资本剥削关系的真相。这有诸多表现。

1.把资本主义社会夸耀为自由、平等、人人有所有权、互利互惠的社会。马克思生动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自由贸易论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描述：“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12]其实，“这些观点、概念和标准”，都是从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得出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13]而资本主义本质的社会关系却是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

2.用“节欲”论掩盖开辟突然致富的源泉。庸俗经济学宣扬资本家的发财致富是靠节制个人消费带来的，用“节欲”论来掩盖资本家阶级对剥削的贪欲。其实，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家阶级的挥霍享受与发财致富往往并行不悖。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深刻地揭露，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14]

3.把加强剥削吹嘘为工厂的法制化管理。资产阶级经济学吹嘘资本主义工厂的法制化管理是高尚的成就，然而这种管理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资本家加强剥削的手段。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一幅资本主义讽刺画。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且工厂的莱喀古士们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许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15] 资本家利用私人立法管理工厂，其实是有意让工人犯法，例如，工人如果迟到10分钟，工厂主即扣除工人一天工资的1/4,所以让工人犯法对资本家更有利。

4.用小私有制法权观念和所有权观念掩盖资本剥削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总是用各人都有私有财产、相互平等交换的小私有制的法权观念和所有权观念，来掩盖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把小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为一谈。但是，一旦离开宗主国到殖民地去，这种理论的虚伪性就彻底暴露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5章“现代殖民理论”，深刻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应用于殖民地的经济政策，正是强行清除小生产私有制的原始积累手段，是运用国家权力用超经济手段，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扫除障碍。历史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消灭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以劳动者的生产资料被剥夺为前提的。[16]

5.把资本主义的信贷关系鼓吹为天然正义原则。正义是一个美好的概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用正义来装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例如英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詹姆斯·威廉·吉尔巴特（1794—1863）鼓吹“一个用借款来谋取利润的人，应该把一部分利润付给贷放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天然正义的原则”；对此，马克思指出，“同吉尔巴特一起说什么自然正义，这是荒谬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17]这告诉我们，根据唯物史观，经济观中的正义原则作为一种真实观念，不能主观臆造，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它只能是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相一致的观念。否则，就是空洞的、虚伪的说教。

（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2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未完，待续）

注释：

[1]《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注（31）。

[2] 参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3]《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2—483页。

[4]《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0页。

[5]《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6]《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7]《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8]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

[9]《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

[10] 参见《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266页。

[11]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页。

[12]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13] 耶·边沁，是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宣扬个人的利益是一切行动的动力，各个人正确理解的利益，就是社会的利益。所以，他的名字被视为“互利互惠”。参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书后“注释”167，第915页。

[14]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5页。

[15]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8—489页。引文中的“分权制”，指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提出的，国家权力应分成立法、行政、私法三种相互独立发挥作用的权力，以便相互制衡。由此，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学鼓吹“三权分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所谓“三权分立”，本质是一种通过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制度，加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统治形式。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权力是人民民主的权力，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来行使，并受到人民广泛监督，国体和政体都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因而国家机构决不能照搬“三权分立”。引文中的“莱喀古士”，是传说中的一位立法者，这里用来比喻工厂主。

[16] 参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6—887页。

[17]《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及注（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