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随后，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并调2万干部、10万大军和100个团架子的军队干部迅速挺进东北。彭真、陈云等人9月18日到达沈阳。此后三年，东北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由抗战胜利到东北解放战争进入反攻的重大历史转折，陈云作为东北局重要领导成员，为党和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

确定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抗战胜利后，东北局势纵横捭阖，利益错综复杂，局势变化多端。党中央对东北局的斗争方针有个变化过程。东北局初到东北时，中央和军委指示：“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而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就是要在北满、东满迅速开展工作。重庆谈判后，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交织，局势复杂，毛泽东及党中央为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放弃了过去“分散的方针”，要求东北局“集中主力”，“守住东北大门”，“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

东北局势的变化很快表明，中共“霸占全东北”的可能不存在。1945年11月16日，在美国海空军的协助下，国民党先头部队攻占山海关，随后沿北宁路猛进，连占绥中、兴城、锦西等地。美蒋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向苏联施压，迫使驻东北苏军11月19日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依照条约，把中长路沿线及城市全部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要求东北人民自治军撤出大城市，从而使共产党在东北棋局与国民党的对弈中处于劣势。基于此种情况，11月28日，中央电示东北局：“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中央虽然明确了东北局下一步的工作方向，但对复杂的东北局势及发展趋势和建立东北根据地全方位的工作步骤，尚没有透彻分析和全盘筹划。

1946年，陈云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哈尔滨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右起：陈云、彭真、林彪、刘亚楼

严峻的斗争形势反映出，迅速帮助党中央客观全面认识东北局势，把握发展趋势，准确部署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已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1945年11月下旬，时任中共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和近期到达东北任北满分局委员的高岗、张闻天开会，研究东北局势和对策，并由陈云主持起草、以他们三个人的名义给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在透彻分析复杂的东北局势之后，明确指出：“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我们的基本方针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1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表示完全同意这一意见。

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电，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这封指示电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为东北局的工作指明了方向。陈云等人在电报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及措施，与中央对东北局的工作要求是一致的。

美苏在华利益的冲突和相互制约，促成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议。但蒋介石坚持东北是“接收主权”问题，不包括在停战协定之内，1月13日密令国民党军大举进犯东北解放区。根据形势的变化，1月下旬到5月，党中央指示东北局“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打好“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新的军事部署是配合新的政治斗争，目的是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党在东北取得全局优势创造条件。

东北局坚决执行中央命令，领导东北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四平保卫战及攻占长春和本溪、大洼等战役，使敌人未能进犯我控制下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从而保住了包括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在内的整个北满并联结东满、西满的一部分的大块根据地。因敌军兵力增加，塔子山阵地失守，我方有腹背受敌之危，林彪在请示中央和东北局后，下令东北民主联军5月19日夜撤出四平。5月21日，东北局由长春迁至哈尔滨；次日，东北民主联军放弃长春、吉林，主力部队撤至松花江以北；5月26日，东北局与北满分局合并，中央复电同意。

党中央也对东北局工作进行及时指导。1946年6月3日电示东北局：“实行中央去年十二月对东北工作的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6月16日电告东北局，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委”，以加强统一领导。

从四平撤出的东北民主联军，发挥机动灵活的特长，军事斗争持续不断，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从北满调回4个师加强南满防守，并利用美国协调东北停战，从1946年6月7日起，实际休战4个月。东北局抓此时机，7月3日至11日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前9个月的工作，分析形势，确定任务，统一思想，着力研究落实中央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陈云受东北局委托，会前起草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7月5日上报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同时讨论，于7月7日通过，史称“七七决议”。7月11日，中央批准“七七决议”，毛泽东作部分修改，主要体现在对形势与和战问题的认识方面。

“七七决议”精辟分析东北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深刻揭示了东北斗争的发展趋势。决议认为东北将长期处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中，但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同时指出，目前我方存在三个弱点：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和土改尚在开始阶段；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干部中许多人对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以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客观实际出发，《决议》作出六个方面的部署。第一，总的方针是“以长期艰苦的斗争去取得和平”。方法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争取和平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国际和国内各方助我之力量方能发生作用，才是可靠地取得和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第二，“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方法是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使中央“五四指示”迅速普遍执行。为迅速有效地创建广大根据地，主力兵团要配合地方武装，肃清政治土匪；要调集干部组织工作团，力求半年内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我们进行的是保卫解放区的自卫战，完全正当和必需。反动派向解放区进攻，我们不自卫就灭亡。“东北自卫战的目的是实现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第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作战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要广泛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一般不作阵地战。军队必须协同地方武装进行群众工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充分发扬我军既善于打仗又善于发动群众的光荣传统。第五，适应长期战争和创造根据地的方针，必须在军事、剿匪、民运、土地、财经、后勤、兵工、交通、城市、文化、建党和建政等工作方面，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各种政策。第六，克服干部享乐腐化的厌战情绪，造成干部下乡热潮。

东北局扩大会议决定，将“七七决议”与1945年12月28日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电，以及1946年5月4日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合订成册，作为东北干部落实中央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战略方针的指导性文件，下发各省学习与贯彻执行。“七七决议”是东北局在经历9个多月的浴血奋斗后，在中央精神指导下，由陈云起草的对东北地区解放斗争，如何从暂时的挫折、弱势中，恢复、积累、壮大自己的力量，走出低谷、转弱为强，以取得彻底胜利的路径与经验的揭示和总结。决议下发后，东北的土改和剿匪卓有成效地推进，根据地迅速建立，并巩固与发展，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云在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战争爆发的历史转变时期，在深刻认识和分析东北面临的形势与任务中，先后起草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两份文献，为中央确定和落实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大决策作出重要贡献，是解放战争中党的历史文献中的重要篇章。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要向陈云同志学习的是，立足现实独立思考，并敢于向中央陈述意见，以利于中央判明情况的担当精神；学习他善于总结经验，把握事物发展趋势，抓住工作要害，能够提出促进实践向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智慧和方法。

创建北满根据地，领导坚持和巩固南满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有南满、北满、西满、东满四大根据地。陈云是北满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是在南满根据地陷入危机，党内对坚守还是暂时放弃，意见不一、举棋难定的关键时刻，拍板决策坚守南满，并领导南满军民英勇斗争，走出危局，取得胜利的关键决策人和主要领导者。

创建北满根据地是党中央在指示东北局，放弃分散方针，实施集中主力、守住东北大门、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方针的同时，布下的一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棋局。1945年11月1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山海关。次日，中央军委指示林彪、彭真，立即布置内线作战，阻止敌军进入沈阳；同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成立中共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16日，山海关被国民党军攻破，当日陈云从沈阳飞至哈尔滨，宣布成立北满分局。随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高岗奉中央之命到达北满，正式组成陈云任书记，高岗、张闻天、李兆麟、张秀山为委员的中共北满分局，管辖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五省。北满是整个东北战场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后方，中央派陈云、高岗、张闻天三个政治局委员在此坐镇，足以反映出北满战略地位的重要。

1947 年，陈云（右）同萧劲光在中共南满分局、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

陈云领导北满分局的工作是开拓性的、也是创造性的。中共北满分局初创时，处境十分艰难，大部分县城被国、伪、匪合流的政治土匪把持。陈云首先积极与东北局沟通谋划，争取到东、南满主力部队部分北调，增强了北满的军事斗争和地方工作力量。接着一方面，集中军事力量剿匪，为建立根据地创造稳定的环境；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反奸清算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创建根据地赢得民心。到1946年4月，“北满六十五个县，我已占五十八个县，农民已经发动者十六个县，宾县、宁安、木兰、方正、通河五县更普遍深入，其余仅在开始”。在民运工作中，陈云根据北满地主武装多，且与土匪勾结，农民如不武装，便不敢斗争的客观情况，提出并实施“经济———武装———再经济”的斗争策略，先通过经济斗争将农民发动起来；然后迅速武装农民，搜缴地主土匪的武装以加强力量；然后再进一步扩大经济斗争，发动群众。这一斗争策略在实践中的良性循环，使北满根据地迅速壮大。陈云的目标是：“必须将北满建设成为全东北的大后方和最巩固的根据地。”

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共北满分局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北满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松散到巩固的历史性蜕变。1946年5月中旬，陈云在北满分局各省工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胸有成竹地说：“北满已成为东北我军的总后方，现在的任务是‘一切为了前线’”，“北满的土匪大部分已消灭”。正是因为有了巩固的北满根据地，东北局及东北民主联军在退出四平战役、处于敌强我弱的危局之时，能够顺利撤至松花江以北，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以利再战。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推进，北满作为后方基地的战略意义和作用日益凸显。

蒋介石在兵力准备充足后，于1946年10月，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其战略计划是：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最后占领全东北。南满根据地在东北创建最早。我军撤出四平、长春后，在南满仍保住了以临江为中心的长白山根据地，敌后还有靠近旅大，本溪和新宾一带，柳河、辉南、东丰、梅河口一带三块游击根据地，牵制着敌人力量，威胁其后方，使其不能贸然北犯，成为保护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在内的整个北满和东满、西满根据地的屏障。这是南满根据地特殊的战略地位。对于国民党来说，拿下南满根据地，不仅可以解除其牵制力量，使北进霸占东北无后顾之忧，还可割断东北与华北根据地海上的联系。

10月19日，国民党军10万兵力，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不足4万人，敌我力量悬殊。到11月下旬，我南满军民已被挤压在临江、长白、濛江、抚松四县。这个地区十分狭小，一条大山（长白山）、两条大沟（一通长白、一通抚松）占据大部分土地；人烟稀少，只有23万余人；山地荒芜，物资馈乏，大部分是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武器弹药及生活物资供给困难；地势上，背靠鸭绿江，正面是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蒋介石就是企图将我军挤压此处，冻死、饿死、困死，然后转兵北犯，实现“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计划。

这是东北解放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军情万急，南满军区领导层对部队行动方针意见不一。10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萧劲光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希望东北局派一位领导同志去南满主持工作。陈云自告奋勇赴南满。会议认为，赴南满的领导人，威信要高，要具有深思熟虑、耐心说服的能力，陈云比较合适。东北局决定，成立中共南满分局，由陈云任书记兼南满军区（亦称辽东军区）政委，得到中央坚定支持。为加强南满军事领导力量，东北局任命萧劲光为分局副书记、南满军区司令员，同陈云一起赴南满。

11月下旬，陈云等到达南满军区所在地临江时，局势已十分危急。主力部队三、四纵已做好在必要时开过松花江，与北满部队会合的准备。陈云临危不乱，与萧劲光深入部队，同各级干部交谈，深入了解情况，反复考虑南满该不该坚持和怎样坚持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思索，确定了南满必须坚持，南满能够坚持，并以战求存的方针。

12月11日，萧劲光在临江七道江主持南满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提出坚持南满的斗争方针及军事部署。会议讨论两三天，各抒己见，相持不下，仍议而未决。此时国民党军两个师已向我梅河口、辑安进犯，形势严峻。坚持南满事关大局，斗争艰难，必须统一认识。萧劲光请陈云到会决断。12月13日晚，陈云冒着风雪赶到七道江，先同与会者个别交换意见，直到深夜。

位于黑龙江省宾县的中共北满分局旧址

此前经过近半个月的调查研究，陈云已心有定数，自信在胸，12月14日在会上“三槌定音”。第一槌敲定，坚持南满。第二槌敲定，坚守南满的作战方案。第三槌敲定，深入敌后的兵力和补给。陈云对坚持南满利弊得失的透彻分析，对南满作战方案的断然决定和完善，对部队补给和兵力部署的周密考虑，使南满军区领导层心服口服，统一了认识，坚定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陈云坚持南满的决断，强而有力地统一全军指战员意志的能力，对挽救南满危局有着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全军指战员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经过“四保临江”、夏季攻势战役和北满部队“三下江南”战役的配合，打垮了猖狂进攻南满的敌人。历史证明，坚持南满，是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棋局中的关键一招，为赢得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南满战事稍平稳后，陈云着力抓了两件事情。一是指导南满党的建设，二是领导南满土地改革。这两件大事，进一步促进了军事斗争的胜利和南满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1947年8月，陈云（前排右二）在通化同南满分局、辽东军区领导人合影

出任东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1946年6月，东北局会议确定，由陈云分管财政、经济与后勤工作。东北局具体分工后，陈云有了新的领导平台，除参与东北解放战争全局谋略外，将主要精力投入领导东北财经工作和党政军全方位的后勤供给，为东北财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从物质上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了准备和贡献。1946年8月，陈云出任东北财经办事处主任；10月出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后，仍负责东北财办事务。这一时期是东北解放战争由困境到打开发展局面最艰难的时期。陈云从三个方面拓展了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局面，基本保障了军需和民用。

1.畅通内外贸易。突出举措是解除粮禁，让粮食自由流动，畅通内外贸易。陈云高度重视吉林地区与朝鲜的贸易往来。1946年11月，在肩负重任、急赴南满、途经图们、时间紧迫的情况下，陈云布置东财办，每月发运2500吨粮食给北朝鲜等事宜；就设立图们办事处的性质与任务请示东北局；赶赴平壤，会见金日成。陈云通过贸易巩固、加强与朝鲜的联系，是很有远见的部署。这一招既利于坚持南满斗争，也利于整个东北解放区财经实力和后勤力量的加强。

2.早筹财政金融良策。东北各省发行的地方钞票有两亿元。随着东北解放区的扩大，货币如果不统一，对东北解放区的财经稳定和发展不利。陈云未雨绸缪，1946年9月，提出用煤或东北票逐步收回地方票，以实现东北地区的货币统一。1947年3月南满局势稳定后，陈云根据南满辽东票和北满东北票（亦称流通券）的流通情况，在南满提出停发停印辽东票，辽东全部开支“均由东北财办处统筹统支”的要求。7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取得胜利，东北解放区扩大了16万平方公里，东、西、南、北满连成一片。在此基础上，陈云及时提出，不仅辽东，全东北都要统筹统支，并电令东财办作好准备。陈云将财政金融政策与东北解放区扩大同步谋划，甚至早谋，且善谋，对巩固军事斗争成果，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均产生重要作用。

3.高度重视生产自救和春耕生产。1947年春，南满战事稳定后，在陈云领导下，南满分局采取了部队及机关生产自给，积极帮助农民春耕生产，正确引导土改及战勤，不妨碍或少妨碍春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使南满实现了以发展生产充实财政、供应自给的目的。

主政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

1948年1月5日，陈云从临江回到哈尔滨。5月31日，东北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负责。6月，陈云开始主政东财委工作，集中精力解决东北解放区面临的较为突出的三大社会经济问题。

1.妥善处理新接收企业中职员与工人的矛盾。这是当时东北社会经济恢复与稳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1948年1月，陈云初到哈尔滨，尚在病休期间，鹤岗煤矿发生打击职员“左”的错误。2月底东北局召开东北职工工作会议，陈云抱病出席并讲话，初步阐述了接收敌伪企业后，如何正确处理工人与把头、职员之间的矛盾问题。陈云主政东财委后，对这个问题进一步研究，8月1日，为东北局起草了《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对如何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全面精辟地提出指导性意见。陈云将接收企业中的职员分为五种情况，相应提出不同的对策；指出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被接收而变为人民企业后，工人与职员之间矛盾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应是“流血斗争”，而应采取批评、团结的态度。旧的管理人员有思想和作风上的毛病，但其专门技能或业务管理知识，无论目前或将来，对经济建设和人民企业都需要，共产党员必须用心向他们学习这些知识和技能；同时必须注意提拔优秀的工人、职员，把他们培养成为新的生产、业务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人民企业内必须建立新的严格的管理制度，培养代表人民和国家的管理人员，以组织生产和业务。陈云为东北局起草的这份《决定》，对东北解放区敌伪企业的接收和管理，有着重要指导作用。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敌伪企业的接收成为全局性问题，《决定》中提出的政策思想具有普遍指导意义。1948年8月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陈云起草的这份《决定》，对全国解放区敌伪企业的接收与管理产生广泛影响。

1948年8月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由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

2.稳定物价。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部队人数增加，军费扩大，货币发行量随之增加。1947年南、北满粮食歉收，求过于供；公家存粮有限，调剂能力弱，又限制商贩携带50斤以上的粮食，缩小了社会调剂力量，粮食南贵北贱，最高时相差7倍，造成东北物价波动。陈云为稳定市场，一方面控制粮食、布、盐等主要物资，以增强公家对市场供需的调剂能力。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开粮禁。1948年7月10日，由东财委发布命令：解放区境内，一切粮食，皆得自由流通，不得加以封锁或干涉；铁路取消运输证制度。如有故意封锁或干涉，当事人可控告，各级政府即依侵犯人民财产论处。此令发出后，缺粮和余粮区的粮食自然形成比较合理的价格。政府注意控制主要物资，以贮备力量调剂市场；民间解除粮禁，以市场机制促成合理价格形成。两项措施共同发力，抑制住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搅乱市场的乱象。

3.为东北解放区财经统一管理奠定基础。东北解放战争头两年，党集中力量于战争和土改，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财经管理经验明显不足。1948年8月，陈云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此后，陈云着力从三个方面探索财经管理途径，初步奠定东北解放区财经统一的基础。

一是加强生产的计划性。东北解放区计划工作的基础，是陈云领导东财委建立的。陈云主政东财委后即提出，经济部门要有计划局，每个业务部门要设立计划机构。1949年8月，陈云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中，把“加强工业的计划性”，提到解放区工作中的“第一位”；要求“一切国营、公营企业，都能经过调查研究和全盘筹划，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东北局相应决定，1948年必须制订1949年工业生产计划，如果可能则进一步拟定1949年及1950年两年的生产计划。为实现这个目标，9月1日，陈云起草同李富春联名给东北各省、市、县负责人的信，对调查国营、公营、公私合营及私营企业的生产情况作出统一部署。

1948年8月，陈云在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上作报告

二是改善国营、公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东北特别是哈尔滨与上海不同，公营企业比较集中，到1948年大的企业均被我方接管。从东北经济结构的特点出发，陈云多次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公营企业搞好；总的“司令机关”财经委员会，要聘请专家做顾问，以便统一调度、集中合理使用机器和技术人员。陈云较为系统地提出改善国营、公营经营管理的指导性意见，主要是贯彻企业化管理原则和实行管理民主化；重视和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工人实行交叉累进工资制，评定标准主要是按照职务、能力、技术和劳动强度，反对平均主义；要提倡国营和公营企业中的劳动竞赛和劳动英雄运动，但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和个人锦标主义的倾向。这些要求成为东北解放区国营、公营企业管理的重要指导方针。

三是在财政金融方面作出统一部署。1948年东北局财政开支中，军费占66%至70%，经济、文化建设只占10%。8月，陈云在东北局例会上提出，要把经济、文化投资摆在重要位置，看得长远，打大算盘。并提出投资要排序：首先是国营经济，其次是合作经济，再次是私营经济。在金融方面，陈云领导东财委，努力促进东北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同时在收复区对蒋伪票采取统一排斥政策，将其向蒋管区挤，以促蒋管区金融物价更加波动，并减少解放区蒋伪票带来的负担，扩大我方货币市场，以益于市场物价稳定。

沈阳解放后，军管会制定的纪律指示

谋略应对辽沈大决战的财经工作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决战时期。会议要求，必须大量从国民党方面和国统区获取战争所需人力、物力资源，同时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以应对大决战带来的财政压力。9月12日，辽沈战役拉开序幕。陈云根据中央及东北局统一部署，9月9日、12日接连召开东财委会议，研究配合辽沈决战的财政、军需和后方生产问题。10月8日、11日，陈云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连续作报告，阐述了在战略决战态势下，应对东北财政重负的政策措施。

陈云指出，全力保障战略大决战的胜利，是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减少财政开支的“办法不是裁兵，而是减后充前、苦后充前”，也就是“减少后方，充实前方，后方苦一点，前方好一点。再苦几年”。稳定物价不能简单放在经济范围看，因为现在是军事第一，但要避免以往错误，开放粮禁，粮价要统一规定，要掌握一定数量的物资。

陈云分国营与省营工业，提出对东北工业发展与计划性的要求。如东北国营工业中，最大最完整的是铁路，铁路运输必须统一。目前办工业的方针应是：提高轻工业的质量与数量；重点恢复重工业与军工业，中心是军火生产；钢铁、铜、化学工业、汽车零件制造、电器材料等工业项目要搞起来。缺乏计划性是工业管理中最严重的问题。计划要有全局性，上下统一，工农业生产、财政、贸易、运输、金融要配套；完成计划要具备原料和材料、技术、资金、运输四个方面的条件。企业内，不仅要强调发动工人、改造职员，还要强调科学技术。现在工业部门中管理生产的同志，要努力熟悉业务，减少事故，提高质量，避免浪费，降低成本；在工业管理业务和技术上，要学习苏联。我们技术干部的真正来源是现在经过思想改造的产业界旧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全国有几十万；我们还要聘请专家和培养自己的专家，办好哈尔滨工业大学。

东北省营工业约占国营的十分之一，与私营的比重差不多。主要作用是供给财政（菜金、办公、杂支），民需和公需较少；主要任务是保持供给，扩大民需、公需，提高指导管理上的助手作用。省营经济要注意避免盲目性，提高计划性；承认过渡性，力争比较长期性；避免不合理的拆大补小、拆东补西。要注意加强干部教育，关心工人。因为“人的思想不改变，就会浪费机器、原料，如改变就能够合理地使用。人在工业中起决定作用”。

陈云在辽沈决战进行中，给东北局高级干部作的这篇财经工作大报告，透彻分析了东北财经情况，明确了战时财经工作配合军事斗争的方针及政策，同时初步明确东北全境解放后，在财经特别是工业经济恢复与发展方面的要点和思路。按照陈云的筹谋，东财委不仅从容应对了辽沈决战的财政压力，并开始为东北全境解放后的工业建设准备条件。

1948年10月下旬，辽沈决战临近胜利，沈阳接收迫在眉睫。沈阳将是共产党接收的首个特大城市，是工作重心转移的开局，也是社会诸多方面对共产党是否有治理国家能力的关键考量，至关紧要！

东北局高度重视。10月26日攻克锦州的当晚，东北局召集紧急会议，研究确定了陈云提出的接管方针：先稳下来，一切旧机构、财产、人员、档案原封不动，待情况弄清后，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指挥下，按系统对口接收。次日东北局常委会议决定，委派陈云作为东北局全权代表，负责接管沈阳的工作；组成以陈云为主任，伍修权、陶铸为副主任的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10月29日，陈云率接管沈阳的干部离开哈尔滨，乘火车南下。在火车上陈云主持召开军管会会议，再次强调：“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把沈阳的接管工作做好，使城市不受破坏，迅速恢复生产，可以有力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并可为接管关内即将解放的各大城市提供经验。接好管好沈阳，对建设东北、支援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11月2日沈阳解放，陈云率领4000干部进入城市。沈阳接管要解决两大难点。一是怎样接收得快而完整。陈云领导军管会严格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16字方针有条不紊地接收，既防止了乱，又保证了快；11月5日即顺利接管敌方在沈阳的军、政、警、财经、后勤、铁路等系统；完成清查资财，保管档案，职员复工，登记留用，保护工厂，恢复生产等事宜。二是接收后如何迅速恢复秩序。陈云领导军管会抓了五个关键问题：（1）迅速恢复电力供应。（2）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稳定市场，正常开业。（3）收缴敌警察枪支，留用大多数人，让其徒手为民服务。（4）利用报纸，传播政策，安定人心。（5）妥善解决公教职工的工资，保障市民基本生活。另外，迅速处理俘虏和疏散弹药，以消除城市安全隐患等。这些措施共同发力，沈阳很快恢复正常秩序，社会安定，生产恢复。

陈云总结了接管沈阳的经验，于11月28日电报东北局，同时提出一项重要建议：“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

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总结与建议受到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均圈阅了陈云的电报，并于12月14日以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前委转发，为随后党的大城市顺利接管提供重要借鉴。自1948年接收沈阳后，党陆续接管不少大城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创造出许多接管城市的经验，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显现出接管沈阳的基本经验与方法。

谋划东北全境解放后的财经工作

东北全境解放后，陈云及时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整合思考全东北特别是城市财经工作的推进，提出新的工作方针及重点任务。1948年11月23日，陈云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今后总的任务就是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地方的具体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要把工业摆在第一位。同时，补充兵源，制造炮弹。”在陈云领导下，东财委的工作很快步入东北全境解放后的新阶段。为使东北事实上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陈云集中精力抓了三方面工作。

1.促进和加强东北境内与关外财经及外贸的统一管理。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已领导东北铁路、金融等方面基本实现统一管理。东北全境解放后，与关内经济联系增多，任务加重，实现与关内首先是华北财经规制的衔接和统一，是财经工作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1949年1月4日，陈云向中央提出，占领平津后，关外与华北的铁路将通运，铁路管理与调度要统一，以免贻误军运和浪费运力。平津占领前，对此要先作准备。1月19日，陈云等又向中央财政经济部（以下简称“中财部”）建议，用人民币迅速收回关外的东北票和长城票。两种货币收回后，关内外货币停止兑换，物资交流由两地贸易机关统一办理，直接结算，不经过货币媒介。随后，陈云领导在山海关设立了人民银行与东北银行联合兑换所。接着，他又向中财部建议：华北与东北之间的货物流通，一般应相互承认税票，不再征税，但对东北已实行的专卖烟、酒和禁止入口的美制奢侈品，要相互禁止输入；建议禁止猪鬃、马尾、毛皮自由出口，统交商业部外销，内地仍准自由买卖，责成各地公司、商店大量收购其产品，以保证集中出口换回所需物资。3月，东财委发出通知：要求东北各部门出关，赴华北各大私营工厂，如启新、永利、久大、北洋、恒源、华新等采购大批物品时，须经华北贸易总局统一办理。陈云向中财部的积极建议、在东北及时部署的财经统一管理措施，使解放战争在全国迅速推进的同时，财经工作能逐步统一、走向全国，从而对加速解放战争进程，促进收复区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为东北重工业建设的起步创造条件。东北是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全境解放后，陈云即把东北重工业建设问题提上日程，努力为东北工业的恢复与建设的起步创造条件。陈云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谋划聘请苏联专家。1949年1月，陈云主持东财委拟定向苏联聘请各类专家328名的清单，获中央支持，也得到苏方同意。陈云认为，恢复东北重工业，需聘请苏联专家、补充现有设备、增加投资三项条件，其中最迫切的是专家。没有专家，不仅鞍山、本溪难以大复工，“目前究竟缺少哪些机器也开不出清单”，“东北局或财委工业部同志，都全是外行”。另一方面是谋划工作重点和思路。东北重工业盘子很大，恢复与建设头绪多，人力、资金、经验都缺乏。怎么起步？陈云首先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东北局应当从现在起就有意识地把经济工作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加强领导力量。工作从三个方面起步：要拿出必要的工业投资，每月不能少于3000亿至3500亿元；要拿出铁路运输的具体计划；要拼命搞东北没有的原材料，如硫磺、铜圈等。经济计划眼下不可能订得很细，但1949年钢产量大约7万至10万吨，木材产量300万至350万立方米的数字要确定。随后，陈云同李富春、张闻天、叶季壮共同敲定建立东北机器制造工业一系列重要事宜。

搞工业，陈云技术上是外行，东财委其他人也没经验，起步极其不易，这是共产党最初领导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陈云之所以能够初步提出和敲定东北工业恢复重点和一些重大事宜，重要原因是，1949年第一季度他先后赴东北各地广泛和深入调查研究了企业状况及发展前景和市场供应、交通运输、职工工资、人民生活等社会经济情况。深入的调查研究，加上多年革命斗争历练出的领导能力，以及积累起来的财经工作经验，使陈云能够集思广益，作出正确判断，在千头万绪、情况复杂、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领着大家趟出一条路子来。

3.指导拟订1949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东北的1949年经济计划草案是陈云领导东财委拟订的。这个计划是东北经济恢复与建设的开端，十分重要。陈云自主持东财委工作后，就下力研究在东北国营和省营经济中建立计划经济的问题，并向各省作了广泛调查。1949年4月，东财委将1949年经济计划草案提交东北局；4月22日和5月3日、4日东北局连续开会讨论，陈云就计划着重说明六个问题。一是明确1949年东北经济计划有较大可靠性。经过努力，克服困难，能够实现。二是争取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60%至70%，不超过100%。三是加强计划经济机构。东北要成立总会计局，作为政府的总账房。四是明确1950年的努力方向是为工业投资寻找来源。五是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抓住自己的要害问题。铁路的要害是日装车辆和车辆周转率；工业部门的要害是产量、质量、成本的定额；商业部门的要害是对农副产品与工业原料的收购和产品的推销；银行的要害是对资金的集中。六是继续试验用九种物价计算物价指数的办法。

这是陈云在东财委工作期间的最后奉献。此前中央已决定，调陈云回中央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待东北局对1949年东北经济计划讨论后，5月9日，陈云即赶往北平赴任。陈云担任东财委主任不足一年，无负党的重托！在东北历史大变局中，陈云以成熟的政治智慧和敏锐的财经眼光，抓住了当时社会经济中突出的矛盾与问题，使东北经济在社会变革的阵痛中，有条不紊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陈云对东北财经工作的领导实践，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政策高效，有力配合了东北全境解放和解放战争向全国推进的斗争全局，同时为东北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打下基础，也为新中国的财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来源：《世纪风采》2021年第11期和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