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阶级偏见：说说毛泽东时代的农业机械化

秦  明

　　66岁的莫言也开通了公众号，据说是“想跟年轻人聊聊天”，“向年轻人学习”，“使自己不被这个时代，过早地淘汰”：

　　周一的《莫言日记》算是他开通公众号以来第一篇正式的文字。然而，这篇文字怎么看也不像“向年轻人学习”，反而是一如他既往的“伤痕文学”般地控诉起了过去，给年轻人当起了“历史教师爷”：

　　我曾经是一个农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年。

　　我曾经有七八年的时间，面朝黄土背朝天。

　　但受限于低效率的生产资料，那个时候我们付出了很多汗水，但收获却很少。

　　这篇《莫言日记》记述了莫言拜访家乡的“农民”朋友的一段小故事，莫言还体验了一把开收割机的快乐。

　　莫言据此得出结论：

　　今天这样一次短暂的劳动，对我也是很好的教育。

　　对我这个曾经用原始的方式参加过生产的农民来讲，今天所体验的一切是过去我们梦寐以求的。

　　现在我们看到，农业机械化在我的故乡终于实现了，新一代的农民也出现了。

　　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成绩。

　　然而，莫言的这位“农民”朋友可不一般：

　　我的农民朋友杨树林，他是1967年出生的，他在胶州承包了4000多亩土地，用来生产苜蓿和这种做饲料的玉米。

　　他还在东营承包了7000多亩土地，也用来生产这种饲料。

　　同时他还在哈萨克斯坦承包了30万亩土地，也用来生产上等的喂养马牛羊的饲料。

　　不知道莫言的家乡高密有几个这样的“农民”朋友；就怕是放到有五亿农业人口的全中国，这样的“农民”朋友恐怕也不一般。

　　就连莫言自己也承认：

　　这样一个农民，我想在过去也是不可思议的。

　　这样一个“农民”，其实已经算不上“农民”了。放到美国叫做“农场主”，放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里面叫做“农业资本家”，搁解放前就是妥妥的大地主了，差别只是他的土地是“流转的”，只有使用权，暂时还不是“私有占有的”。

　　《聊城晚报》刊登过对莫言大哥管谟贤的专访，管谟贤在访谈中讲起莫言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有一邻居，新中国成立前是村里最大的地主。土改时被扫地出门，逃亡青岛。这家有一子，他从青岛考入山东师院中文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开除公职，发配至老家当农民，管制改造。农闲时，他对莫言说，济南有一个作家，一本小说得了七八千元稿费，一天吃三顿饺子。过去，在北方人的理念里“舒服不如躺着，好吃不如饺子”，饺子是最好吃的东西。十一二岁的莫言自然信以为真，立志当一名作家，过上“一天吃三顿饺子”的日子。

　　与作家柳青把稿费全部捐给公社相比，莫言老家的地主子弟口中的“济南作家”则是拿稿费自己享受了，这样的生活是地主子弟艳羡的，更是莫言艳羡的。

　　入伍当兵、在部队考上大学、成为作家、直至当上作协副主席的莫言，早已过上了这样的地主家庭出身的人都艳羡的生活，实现了阶层跃迁，这对莫言来说是幸运的。

　　然而，高密县河崖公社的绝大部分农民照旧还是农民，照旧还在“地里刨食”，他们是入不了莫言的文字的。

　　站在莫言的视角评价河崖公社的历史变迁、乃至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莫言与谁交朋友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莫言获诺奖后，他的旧居和曾经上小学的地方被翻修打造成了景点：

　　上图给熟悉了城市灯红酒绿、高楼大厦的人以恍如隔世之感，然而，这却是莫言的家乡平安村真实的样子——与八九十年代的平安村并无太大差别，只是多了景区特有的“道路指示牌”：

　　《莫言日记》中“农业机械化”的成果仅仅是被莫言的“农民”朋友享受到了，至于平安村的老农民们，想必是可以去莫言的“农民”朋友承包的农场去“打工”的——《莫言日记》里的偏执描述，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来讲，就叫做“幸存者偏差”。

　　昨天的文章，笔者提到了承德二中的几位女中学生，立志学习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邢燕子和侯隽，主动放弃高考，报名来到塞罕坝林场，希望能成为北大荒梁军一样的女拖拉机手。

　　莫非在莫言眼里，在人民公社开拖拉机不算“农业机械化”，只有在现代农场主的农场开收割机才叫“农业机械化”？

　　河崖公社当时有没有农业机械？这其实从莫言入伍前工作的社队工厂“高密县第五棉油厂（河崖）”可以找到答案。棉油厂的业务就是生产采棉机、脱绒、榨棉籽油、涤棉纺织，至于其他的农业机械就更不用说了。只是这个棉油厂早已从集体财产变成了私人资产。

　　笔者从网上没有找到“高密县志”，只好找来一段同处山东内陆地区的“泰安县志”做参考：

　　同年（1970年）泰安地方小钢铁、小煤炭等基础工业初步兴起；切削、锻压、农机、农电、化肥、农药制造工业开始兴建；轻工、纺织、制纸、制药、水泥、化工原料工业有所发展。全区地方煤矿产量达59.03万吨。各县均建起农机修造厂，112处公社建起农机修配厂，3301个大队建立农机修配组。10个县均建有水泥厂，公社办水泥厂39个。全区化肥厂发展到6家。

　　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就把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作为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方向和必由之路；1953年，农业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各地建立农业机械拖拉机站，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农业机械；1955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速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械的大规模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是和工业原料的需求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自此，毛主席明确确立了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路线。次年，中央提出“整顿提高现有站，有领导、有计划的发展新（拖拉机）站”，“棉区”先一步机械化的方针。

　　在国家的大力投入下，山东省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53年的1.6万马力迅速增长到1957年的5.9万马力；从1954年至1957年，全省相继建立了92691亩机械化农场；从1953年山东试办第一处拖拉机站，到1955年已先后在聊城、潍县、菏泽、莱西等15处建站，中央把从苏联和东欧进口的一批拖拉机分配给了山东，1956年，山东省又新建17个棉区站和5处粮区站。（棉区站后来又逐步配套建立了植棉、采棉、棉油加工、纺织等一整套的机械化设施。）到1957年，山东省已完成机械作业603万标准亩。

　　1958年3月，毛主席主持成都会议，提出农业机械化产品以中小型为主，农业机械制造以地方为主，农业机械的配置以集体为主的“三主方针”，指出“实现农业机械化，主要靠农业合作社自己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机械化事业办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主席指出，“我们要把农业机械卖给公社，这是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出路。”

　　只是在大跃进时期，因为“五风”盛行，1959年农业机械由国营向社营转变过快，大批拖拉机下放到人民公社，而农民自己的机械操作和维护队伍还没真正建立起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图中数据据山东省农业机械化历史统计资料（1953-1979）

　　1961年又进行了调整，加大力度培育社、队农机管理服务组织，到70年代初期才完成了平稳的转换。

　　高密现在归青岛管辖，据青岛地方志载：

　　50～60年代，农机服务组织主要是国营拖拉机站和社营拖拉机站，通过签订作业合同，为农业社代耕等作业服务。1953年，胶县建立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时，仅有农机生产人员14名，拖拉机驾驶员10名。到1969年，全市国营站4处，社营站8个，从事农机生产人员达到1703名，拖拉机驾驶员799名。70年代，农业机械由国营转为集体经营后，社、队农机管理服务组织发展迅速。到1979年，全市建立公社农机管理站158个，社营拖拉机站146个，分别占人民公社总数的98.8%和91.3%，队营农业机械的数量占80%以上；从事农机生产总人数达到57100人，拖拉机驾驶员达到31603人。

　　1971年-1980年，山东省的农业机械化水平飞速发展，年均增长率维持在20%：

　　1979年以后，由于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农村经济体制改变，国家对农业机械化的投资基本停止，农村集体投资逐步减少，80年代以后以农民个人投资为主。上表中1980~1981年度，山东省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率从上一年的18.5%，锐减到3.5%。

　　数据来源：《山东省农机志》，1990

　　其后，山东省的农业机械化发展速度便停滞下来，直到90年代，农民自购的小型拖拉机才开始急剧增长：

　　数据来源：1982-1993年《山东省农业机械化历史统计资料》

　　在包产到户最初的几年，小型农业机械的总数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笔者出生于豫南的农村，在笔者儿时的记忆里，80年代分田单干时期竟然出现把生产队的柴油机、拖拉机、脱粒机、抽水机拆解，甚至锯成小块废铁给各家平分的荒诞历史。

　　1979年，全国机耕面积6.33亿亩，此前保持着年均增长2500万亩机耕面积的速度；可是，1983年，全国机耕面积却下降到5.03亿亩。分田到户的碎片化的土地已经无法再使用大型收割机械，而生产队被解散以后，农民个体也完全不具备购买农业机械的财力，1982年起，全国联合收割机产量由6000台一下子降到1000余台。

　　据农业部2016年12月的消息，我国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65%，主要农作物的耕作环节以及小麦、水稻的收获环节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毛主席“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愿望似乎已经实现，然而，深入观察就不难发现，国产农机大多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低端市场，高端农业机械市场几乎被国外巨头垄断，技术差距在30年～40年。

　　每到收割时节，公路上都可以见到大批的货车拉着久保田的履带式收割机，从东部出发，驰骋于中西部的农业大省。得益这些专业化的小型个体专业收割队，保证了我国农作物收割环节机械化的基本实现。日本企业生产的久保田在我国被称作“水田之王”，一直处于霸主地位。这两年沃德和中联生产的同类产品虽然在数量上一直在追赶久保田，但因为其乡镇企业的出身，自主研发、制造能力极差，产品质量远不及久保田，因而也难以撼动久保田的霸主地位。

　　农业专家臧云鹏在他的《一号问题：中国农业真相》一书中介绍了他的调研情况：“在我参观过的食品加工企业中，95%以上的设备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在北大荒有一个占地数万平米的农机交易大厅，琳琅满目地堆满了进口农机：约翰·迪尔、纽荷兰、爱科、道依茨·法尔、久保田……如果从里面还能找到国产货的话，那就只有小个头的‘东方红’牌拖拉机了。”

　　今年三月，“新疆棉”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新疆采棉机市场的霸主是约翰·迪尔等美国公司，2018年以后国产采棉机才开始崛起，据说数量已经超过进口采棉机，但大型采棉机还很难涉足，主要是小型采棉机，稳定性、可靠性还存在很大问题。事实上，中国在70年代已经在自研大型采棉机，只是分田单干以后失去了用武之地，也就中止了。

　　笔者不知道《莫言日记》里，莫言开的收割机是哪家生产的，不过随着美国的极限施压和中国资本的崛起，国产替代似乎也是早晚的事，无非晚了四十年；但是，这已非全民所有制的基础，莫言开的收割机肯定不是公社农民自己生产的。

　　笔者不知道这样的“农业机械化”是不是毛主席当年想要的“农业机械化”。而毛泽东时代的“农业机械化”毕竟是一个新生的婴儿、蹒跚学步，只能伴随着新中国从零开始、艰苦奋斗的工业化一步步成长起来，这样的“新生儿”被莫言彻底地无视，以至于他的文字里只剩下“饥饿”、“贫穷”、“暗无天日”——这就是今日能够选择“农场主”做朋友的莫言刻骨的“阶级偏见”。

　　作为一个年轻时代读过莫言文字的、已经步入中年的过来人，笔者希望年轻的朋友在读《莫言日记》的时候，去完整地了解一下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不要被莫言的偏见遮蔽了双眼，毕竟大多数年轻人是没有资格跟农场主做朋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