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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麒元:从深房理事件谈中国资本流向及税制完善的重要性

作者:卢麒元   来源:Global U公众号  

从深房理事件谈中国资本流向及税制完善的重要性

卢麒元

  一  深房理事件的逻辑和应对办法

  深房理事件表达了中国一个特定阶层金融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他们是通过个人集资来购买或者用炒作房地产的方式来谋取利益。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事情需要跨越,第一,需要一个类似于非法集资的模式将一笔资金集中;第二,要跨越目前类似于像深圳这种大城市限购的整个措施,就需要一整套应对穿越这个措施的方法;第三是他形成一个风潮,因为深圳的房价炒作到现在,其实已经超出了党和政府“房住不炒”的基本底线。他能穿越,不是单纯一个深房理能够做到的。这只是现在这个思潮的一部分或者是这个非法集资行为的冰山一角。这个事情绝不止于深房理,它只是被挑破了,参与的大家伙们肯定还比他大,比他多。

  这个事件大家通过新闻都已经很了解了。这里要讨论的是它的底层逻辑。这个底层逻辑就是老百姓真的认为通货膨胀没有结束,或者货币超发所导致的中国房价上涨的历史周期没有结束,或者对货币发行没有信心。房价是一个金融现象,是国家财政金融治理的一个结果。如果认为用行政手段、用限购措施可以管理和控制市场上某一个商品的价格,这在某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可能有意义,但长期而言一定会失败。所以老百姓认为目前的这种管控是没有办法阻挡一个历史趋势的。他们只是创造性的使用了金融创新、制度创新来获取当中的一部分利润。

  事实上,很多体制内甚至包括一些从事地产开发的人,早在去年就认为“房住不炒”是没有意义的,有些人可能还参与了政策制定。他们认为,本质上现在存量的人民币M2已经是美国、欧洲、日本的总和。它如果不表达为商品的恶性通货膨胀必然表达为房价的进一步上涨。这是一个目前尚且无解的矛盾,所以深房理只是深刻的认识了这个底层逻辑,并且把它化为行动的其中的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伙人。

  这件事情本身揭示出了好多事情,也提醒了中央及各级政府如何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当然处理底层逻辑就是处理货币发行的问题,或者是处理财政问题,比如说直接税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地方政府能够做到的。分两方面说,一是要解决核心问题还是要解决货币存量,因为货币走到哪里都必然带动资产价格或者商品价格的上涨;同时必须考虑使用财政手段,财政手段就是通过税收来强制解决财产价格,或是解决资产收益的转移支付。这两条腿如果都能走到了,都能按时间节点比如说在2022年二十大之前能够做到,那么“房住不炒”就能够做到,并且中国的经济应该能够稳固下来。

  二  中国资本的三种流动方式

  货币不仅仅是总量问题,还有结构性问题。应该非常忧心地注意到,现在东北经济非常不好,现在轮到山东。山东的人才正在流失,90%的大学毕业生离开山东。资本流失就是原来存留于山东的产业资本迅速抽走,加入到了南方特别是深圳的炒楼行业。我国的资本积累率,全国在下降,并表达为一些核心城市的房价上涨。资本的如此流动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忧虑,现在东北化问题或者是东北病,不仅传到了山东,已经开始传到了华中地区。中央最近已经不是振兴东北和山东,是要振兴华中经济了。中国的福地,长江的中下游部分的经济也开始出现了衰退和萧条的迹象,也就是说这个区域的产业资本也开始退出。(编者注:资本积累率主要是用来衡量扩大再生产的投入比例。即企业每年创造的价值或利润,重新投在生产、扩大、研发等领域的比例。1953—1978年中国的资本积累率平均达到29.5%。学界经常将其和资本增长率混淆。)

  现在出现了三种资本流向非常值得高度警觉。第一个就是产业资本不断退出实体产业,而生成以房地产为核心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的金融化是第一个担心。

  第二个是区域上的流动,北方资本在迅速南下。可以看东北的房价,就是资本外泄后的一个效果。深圳的房价在涨、青岛的房价在跌,最具代表性的是青岛、威海和烟台。那么美丽的地方,房价上不去了,开始出现下跌。实际上在区域上,整个东北、华北、华中地区都在迅速的东北化,得了东北病。什么叫东北病?就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整个治理出了状况,这个地方的结构容不下产业资本,所以产业资本开始南下,全国的产业资本在迅速的金融化。北方——东北、华北、甚至华中地区资本正在南下。

  第三,中国的高端资本正在外逃。比特币是资本外逃的最核心的工具,而且是合法工具。中国的资本外逃具有三重特征:第一个它不仅仅是换汇的问题,还有洗黑的问题,黑灰洗白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就是黑灰洗白。以前管控较松的时候主要是通过香港的房地产,小资金是通过铜锣湾。为什么那么多表店、表行?有人买表吗?他是今天买完表明天退表,买表的时候刷国内的银行卡,退款的时候换成港币,到汇丰银行存款,中间大概有个手续费。买楼也是这样,十几套二十几套的买房子,都是这样的。香港管控不严的时候是这样洗的,现在管控严了就变成比特币这样的方式。其实国家过去对比特币的纵容也表达了对金融管控方面的一种疏漏。

  2012年到2018年有3万亿美元离开中国,很多人说中国经济再也不能维持高速增长了,因为中国体量太大了。这是什么逻辑?我国的经济下来是因为资本积累率下来了。中国基本资本积累率从1949年一直到1978年都维持在10%以上,其中大跃进时期资本积累率是40%!那时候基本上是在不吃不喝搞建设,基本资本积累率高必然带动经济高增长。但是到2012年的之后,资本积累率狂降,直到趋近于零!到了2018年甚至是负值,怎能不是GDP保8保6呢?如果资本积累率继续狂降,就不能放任资本大规模外逃,否则经济增长就不是保8保6、保5保4的问题。没有资本投入、没有投资增长,经济增长动力何在?

  通过上文可以看出资本的三个流动:一是资本在迅速的由产业资本变成金融资本;第二是由北方向南方流动;第三是国内高端资本向国外走。以前通过买足球队、买海外资产、通过香港“洗脚”,后来主要是通过比特币,最近甚至通过“一带一路”计划。

  三  以四种直接税为例,建立系统的税制防止资本外逃

  国内有好多资本借助“一带一路”出了海。当然应该鼓励开放,要允许中国的国有企业或者私营机构到海外进行投资,但是最起码应该在建立税政结构之后才大开国门。

  比如说直接税,直接税里主要的遗产税,不用把遗产税变成人头税,所有针对资产的征税都是累进的,有起点的,起征点可以高,可以少征,但不能没有。

  比如赠与税,赠与税里边有很大的问题,遗产和赠与这两个税需要划一个底线,比如说遗产税10个亿起征,赠与税1个亿征。

  第二个是离境税,离境税是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的,就是资本如果要出境,就要声明是干什么的?无论是旅游、读书还是投资,必须留下一部分钱,因为这是在中国大陆赚的钱。比如去巴西投一个工厂,或者是买一个住宅,或者是投一个医院,这些资金在离境之前要个税补了。离境税对外出投资人是个保护,说明在国内是合法收入。中国差不多是全世界唯一没有离境税的国家。国家外汇管制,但是还没有开征离境税。前些日子闹出笑话,某富豪在美国出了丑闻被捉到,回来后可能老婆要跟他离婚,但是他个人账上只有6块钱,因为全部做了离岸信托。

  中国的富豪早料定早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全都是离岸信托。这意味着他的钱早已经离境了,他的股权、他的钱全部是海外资产。他做错了,杀人放火得来的黑的灰的,都拿不回来,追不了。是否他们完税了?里边是否包含了离岸信托的资产?是否包含可能是他从银行借的钱,也有可能是别人的财产,没有直接税就很难防范这些现象。

  直接税的第三个部分是房产税。房产税不能理解它成人头税,所有的资产类税都有起点,有免征额,70%以上的是免征的。即便是30%征税也是8级累进的,可以把免征额房产面积设高一点,但不能没有!如果起点太低,对住10平米的人和住1万平米的人来说不公平。

  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高额的房产税,德国5年就收一遍,但起征点高,德国人不会买500平米的房子,每五年一次收税,五年后房子相当于就交给政府了。美国是12年,时间长一点,美国的房产税有5种,英国是7种,中央也收地方也收。

  针对资产的苛税形成财富的不间断的水平转移,形成共享。这恰恰是马克思准备写《资本论》第三卷最核心的内容。马克思本意不同意共产,虽然他写了《共产党宣言》。阅读马克思晚年的书信,可以知道他有多痛苦。他认为在特定的时间是无法共产的,但是可以做到共享。社会主义不是共产而是共享。公有,公——大公无私的公。公有不是共有,更不是形成部分官僚垄断。其实在《资本论》第三卷和第四卷的讨论上面,其实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今天发生的金融现象恰恰是因为对制度、对理论的理解和制度设计上出了不够完善。(编者注:《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根据他生前的手稿和书信整理而成。由于整个资本论完成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学界对第三卷的解读差异很大,与第一卷相比有很多被认为矛盾的地方。)

  在直接税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税,叫数据税。数据资产是谁的?如果是人民的、我的数据、你的数据,它的财产权是大家的,那就应该收数据税。这回针对蚂蚁金服的事情,它涉及到财产主权的问题,如果这个财产是国家的,那么国家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个财产的收益呢?如果是人民的,国家应该如何转移支付给人民呢?但这个财产无论如何不是那个机构的。如果你承认那个财产是机构的,那就没有数据税。在西方,比如法国、德国对这个问题基本上讨论清楚了。他们的经济学家、重要的思想家都已经把这个事情讨论完了,就是这个东西属于国民财产。人民数据当然是人民,是社会财产,是国民财产,国家有权利代表人民争取一个数据税,所以西方开始对苹果、谷歌、亚马逊开始征税。中国现在对直接税的讨论在数据税这儿讨论不下去了,但这个事情要解决。蚂蚁的事情已经警示,今后资产的主体将会变成数据,就是完成了新的工业革命,资产的资本的载体再也不是砖头而是数据。那么数据变成了载体的话,针对数据的税收是什么,怎样收?它应该占整个税赋总体的结构和比例是什么?这都需要来思考,当然这是后话。

  总之,深房理的事情既表达了管理上的问题,也表达了深层逻辑上的问题。

  (本文根据国仁全球大学B站视频字幕转录,未经讲者审定。字幕校对:邢致铭,孙丽艳;编辑:李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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