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个全面”思想统领下的伟大部署
张文木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围绕“两个一百年” 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全面”“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一带一路”等的宏伟构想和布局，对于增强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有深远的意义的。
一、从《论十大关系》到“四个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境界
2013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2015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全面辩证梳理了“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读这篇讲话，使人感受到闪烁其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认识论，既有全面论又有重点论。全面的本质是平衡和协调，重点是在动态平衡中向本土、向国家的经济基础即工业和农业及其劳动者阶层倾斜，使它们在改革的进程中获得更充分的发展，使国家的政治基础在改革后不是萎缩而是更加强大，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和发展中更加完善，更加充满活力。
这里，让我想起1956年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针对当时充斥中国经济理论界唯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道路马首是瞻的倾向，提出平衡、协调、全面地发展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讲话是对存在于当时的盲目崇拜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纠偏。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说：
【我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论十大关系》发表后，中国人对经济发展道路的认识自中国革命以来再次回归到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来。
2016年是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发表六十周年。一个甲子过来，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巨大变革，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与六十年前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盲目崇拜苏联的教训相似，今天我们在取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盲目崇拜西方，一切以西方马首是瞻、全盘向西方靠拢的思潮。无疑，经济和技术学习西方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进步，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一些核心利益上，中国与西方日显其差异甚至出现尖锐的斗争，这时那些盲目学习西方，要在中国搞“全盘西化”的思潮就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阻力和反动，而纠正这种认识偏颇，让全党的思想和认识论再次回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轨道，是完全必要的。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思想的提出，与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一样，具有极深刻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划时代意义。可以说，“四个全面”是引领未来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纲，只有抓住了这个总纲，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其他论述的理解才有纲举目张的效果。
二、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在“四个全面”挈领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内对外两大布署，这就是“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一带一路”的论述。同样，这两大布局可视为在“四个全面”统领下支撑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支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不能脱离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是共产党员，坚守着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因此，只有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而不是仅仅站在狭隘的经济政策及其制定者角度，才能正确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全面”及其论述中体现的远大思想。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四个全面”思想在中国国内最基本的农村及城乡关系问题上的延伸。它要解决的是长期困扰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城乡二元结构瓶颈因素。其重点并不单纯地在于所谓GDP的提升，而在于在新形势下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在新的调整的基础上加速我们现代化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说：
【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也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三大差别”的思想寻找答案。马克思恩格斯在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由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和对立已经消失。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是以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以其他社会（比如今人所谓“全球化”）为目标的；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三大差别只能不断缩小而不能继续扩大。“统筹城乡关系”，本质上是调整生产关系，其核心是限制并减少目前已出现的两极分化的现实；“城乡发展一体化”重点在于借助社会主义杠杆限制和阻止因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而带来农村贫困和衰落的趋势。这个思路也可从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中找到解释：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
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改革未有穷期，但改革要分阶段。邓小平同志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待和论述改革的。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邓小平同志说的用社会主义制度的杠杆“够避免两极分化”的阶段。解决问题的手段只能靠改革，但这时改革内容已与改革开放之初大为不同，那时发展的瓶颈是生产力不足，现在则是表现为生产关系即日益严重的地区发展和城乡发展及居民收入两极分化问题。通过调整城乡生产关系，“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这种调整了的关系一定是更加完善和巩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其他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邓小平同志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被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全党工作的日程表上，这是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邓小平同志晚年嘱托的郑重承诺、担当和落实。邓小平同志说：
【“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点在农村，因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农村，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城乡发展不平衡既是中国国情，也是中国一代一代改革家面临的世纪性的课题。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写下这样的批注：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毛泽东在这里谈的也是《论十大关系》中的中国发展的平衡性问题、邓小平和目前习近平谈的也是全面和平衡发展问题。当然，平衡是有方向的，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平衡的方向是缩小“三大差别”，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问题。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平衡”是为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为劳动阶级提供一个休整期，其方向是阻止一次次革命。邓小平同志曾设想中国农业发展的平衡性的解决需要若干从不平衡达到新的平衡的阶段。他说：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两年后，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他又再次强调，
【“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
需要说明的是，邓小平所说的“废除人民公社”只是说废除了这种曾对稳定和发展中国农村起了巨大作用的公有制形式而不是公有制本身，在农村就是集体所有制。至于未来在农业的第二次飞跃中的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小平同志没有这一时期的实践，当然也不可能作出回答，但小平同志告诉我们，它至少要能包含集约化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对“两个飞跃”提出的“集体化”和“集约化”的标准，他说：“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这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农业的发展道路，是要在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是一致的。“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这个方向在我们国家始终是社会主义方向。
邓小平说的中国农业的“两个飞跃”是对他南方讲话中提出两个阶段的改革任务在农业领域的引申。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向全党吹响了开始农业“第二次飞跃”伟大征程的进军号角，其意义不亚于一场新的革命。
三、从坦赞铁路到“一带一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一带一路”是在“四个全面”思想统领下在国际领域引申和部署。如果说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路解决的是国内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那么，“一带一路”的对外目标则要推动国际社会的人类公平正义和减小世界因南北差距过大产生的“因发展而不能发展”的困境。这是马克思主义“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和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在21世纪的不同的表述方式，但内核是一样的。
“一带一路”倡议向世界宣布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国际观，提出了中国人对当前国际问题的总看法，这也是我们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对外开放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
读了这些讲话再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有了一种在新的形势下与世界人民、尤其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可从毛泽东思想及中国人民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找到源头和解释。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对外援助中坚决摒弃帝国主义模式：政治当先，利在其次。新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援非项目坦赞铁路，可谓这种对外开放世界观的生动体现。
1896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与沙俄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允许俄国修筑东清铁路。同年9月，中俄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规定俄国对拟建中的东清铁路有建筑权和经营权，并委派华俄道胜银行承办；铁路股票名义上属中俄两国商民（中国出资500万两白银入股，与华俄道胜银行合伙来经营）；八十年为限，期满后 铁路及其财产全归中国；自通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有权“给价收回”铁路。合同还规定，中国提供筑路地皮，“不纳地价”；铁路的宽度（宽轨）、行车规章与俄国国内的铁路相同；俄国有权免费运兵；俄国利用该铁路运往俄国的货物一概免税等等，使中国在铁路地段的主权丧失殆尽。1897年12月16日，沙俄利用清政府的财政困难，答应向中国借款，条件是将中俄在东北的“合同”向蒙古扩大，俄政府要求签订一项条约，规定：第一，只有俄国才有权在满洲和蒙古修建铁路和在这两个地区经营工矿企业；第二，中东铁路公司有权修筑一条通往黄海、通到营口（靠近辽河口）以东的任一港口的支线；第三，俄国可以在它任意选定的港湾修建港口，一切悬挂俄国国旗的船只均有权驶入。 1898年3月27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张荫桓与沙俄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在北京签订此约共9款。主要内容是：
（1）清政府允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期满前可由两国相商是否展限延长；
（2）租借地内地方行政由俄国主掌，中国不得在此驻军；
（3）租借地以北设立“中立区”，其行政由中国官员管理，中国军队经俄国同意后始得入内；
（4）沙俄可由中东路某站（后选定哈尔滨）修一支线至旅顺、大连；
（5）旅顺口仅由中俄两国船只使用，他国军舰与商船不得入内。
同年5月7日，清政府代表许景澄同沙俄代表莫拉维诺夫在彼得堡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共6款。主要内容是：
（1）清政府不得将中东铁路支线所经地区的铁路权让与他国；
（2）不经俄国同意，清政府不得将“中立区”及沿海口岸让与他国，亦不得将“中立区”内的铁路、开矿及其他工商利益让与他国。
此后，旅大地区成为沙俄的殖民地，东北三省成为其势力范围。1898年8月中东铁路破土动工，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部三线。北部干线（满洲里到绥芬河）和南满支线（宽城子至旅顺）及其他支线，全长2500多公里。 1903年7月14日，铁路全线通车。
不可否认，当年俄国同意修建中东铁路出发点也有帮助中国的成分，由于俄国人采用的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思维方式，很难处理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结果落下的一大堆埋怨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时期。朝鲜战争后，尽管俄国人极不情愿地离开中国东北，但其沙文主义思维继续损害着俄中的关系。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写信给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由中方出资3000万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卢布，用4年时间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6月7日，毛泽东读到彭德怀于6月5日提交的报告后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6月28日，苏联又希望借用中国沿太平洋海岸线，提议“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明确告诉尤金大使：“这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斯大林的东西”，也是沙皇的“东西”。 毛泽东这时生气的是，中国刚结束的俄国霸占中国辽东的历史，你赫鲁晓夫怎么又学着沙俄搞起新的“华俄道胜银行”来了？毛泽东对尤金动情地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对外援助中坚决摒弃了帝国主义模式，我们不能再让其他国家的人民再经受中国人曾受到的屈辱：政治当先，利在其次。新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援非项目坦赞铁路，可谓是毛泽东经援思想的生动体现。
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它们迫切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回头支持政治上的独立。赞比亚是一个内陆国家，作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铜矿产地，却苦于没有出海口而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因此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线。坦赞两国政府曾联合向世界银行申请援建坦赞铁路，但被婉拒；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访问苏联时，请求苏联政府帮助，再度遭拒。1965年，中国开始考虑接受坦桑尼亚向中国提出的请求，决定帮助坦赞两国修建这条铁路。周恩来对方毅说：
【“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 “我们这种无私的援助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的。”】
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
【“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的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
1975年10月22日，铁路全线开始试运营；1976年7月23日，铁路全线正式运行。铁路跨越东非大裂谷，其“艰苦程度无法用笔墨描述”。中国“为修建这条铁路投入劳动力共有十多万人，中国派出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在施工高峰时最多达1.6万人。有六十多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一百多名坦、赞工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76年7月14日，总投资9.88人民币”，“由于施工过程中工程量增加和物价、工资上涨等原因，超过了原定贷款的1.06亿人民币，经过友好协商，中国政府同意无偿承担超出部分的费用。”铁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其营运。
如果比较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建并由此与中国结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东铁路，和毛泽东时期中国人不图回报无私为非洲兄弟修建并由此与非洲结下友谊的坦赞铁路，我们就能体会出其中的得失之道及毛泽东为新中国的深远布局。中东铁路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产物，而坦赞铁路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前者为一点小利而失中国，后者不图小利而赢得世代友谊。友谊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而软实力则是支撑硬实力的核心要素。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今天我们也得主要靠第三世界即今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把中国再次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必须记住中国的朋友主要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当然还有第二世界。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问题时要求中国外交“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秉承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用对外开放的思想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这样一个大战略为中国宣示一个新的世界观，未来，世界怎样看中国，中国又将如何表现，这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问题，而是战略与政治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国际实践的成功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毛主席当年提出的“三个世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都是结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对国际问题的总看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把这些思想有机统一起来，将两个大局更具体化，鲜明化，哲学化，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在社会主义国家获得巨大发展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和探索，其目的在于摸索出一条不同于英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国家发展和民族繁荣的道路，并通过“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向21世纪的国际社会显示出社会主义对于人类未来的巨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