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保护民族经济才是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正确选择！

贾根良

【笔者按：自“中美贸易战”于2018年3月中旬爆发后，已有四家杂志从3月底到前天向我就该主题约稿，但都被我婉拒了。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对于目前所谓的“中美贸易战”，实际上我在2009-2010年发表的大量论文中就提出了我的方案，这就是通过取消出口退税、取消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重走保护民族经济之路，从已“失去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严重弊端的”（对美等）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第二，具有我上述观点的国内学者寥寥无几，我一个人仍继续这么呼吁会有何用呢？第三，我的这种看法必然被扣上反对对外开放的帽子，这样的文章在以前还能发表，现在我写出来了，杂志也不敢发表。

再到后来，我看到有关“中美贸易战”的错误观点满天飞，正在将中国引向错误的道路上，我感到我国在“中美贸易战”中再次丧失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历史机遇已不可避免，心情异常沉重，再加上我的博客从5月10号就发表不了文章了[①]，我就更没有兴趣撰写这类文章了。不过，在前天某杂志约稿的刺激下，下面摘录我在2018年七月初应约撰写的一个内参的部分内容，公布在此，作为一个备忘录，目的只在于避免后人指责中国的新李斯特主义者何以对“中美贸易战”保持沉默，并在文后附上我在八年前（2010）发表的文章《保卫民族产业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以表明我对应对“中美经济战”的基本思路。】

从一开始，美国对华经济战就没有局限于“贸易战”（关税战），目前，其经济战包括制裁中兴公司的科技战（在中国境内首开恶劣的“治外法权”先例），严禁“中国制造2025”企业在美投资以及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等强压策略为美国在华跨国公司控制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产业的高端价值链、瓦解我国企业核心技术创新的努力而进行的投资战；在将来，美国必将对中国发动货币金融战争。美国对华经济战是一种预谋已久的和深远布局的新战略，是美国为了解决自身以逆差战略为核心的全球化在美国导致的危机，对其过去三十多年对华经济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必然之举。

在过去三十多年，美国对中国经济实施的是一种双重战略：通过印刷美元纸片购买中国产品的贸易逆差战略以及通过印刷美元纸片给美国跨国公司提供资金在中国国内市场控制产业价值链高端的战略。其起因就在于，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崩溃后不久，美国惊喜地发现，没有得到黄金和实物支持的美元“意外地”获得了“世界货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通过开动印钞机就可以占有出口国的劳动果实，达到不劳而获并统治世界的目的，所以贸易逆差是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蓄意实施的战略和基本国策。那么，为什么美国要采取贸易逆差战略呢？这是因为，只有通过贸易逆差，美国才能将美元源源不断地注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美国才能通过开动印钞机掠夺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反之，如果美国实行贸易顺差战略，美国产品将源源不断地出口到世界各地，其结果是大量美元回笼，美国不仅必然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这必将导致国际贸易中使用的美元不断减少，试问这将如何实施其美元霸权战略呢？

美元本质上是一种主权货币，但美元的“霸权”地位却赋予了其在国际贸易中“超主权货币”的角色。美元的主权货币和“超主权货币”的双重角色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美国贸易逆差是由美国蓄意的财政赤字和美国跨国公司对别国直接投资共同主导的。由美国财政赤字产生的贸易逆差部分相当于顺差国家向美国缴纳的税收，而由美国跨国公司对别国直接投资带来的贸易逆差则直接对应着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税后利润。国际货币金融史说明，只有在以金银贵金属为超主权货币的国际贸易中，逆差才是国家利益的损失；而在当今主权货币经济体系中，逆差对美国来说是收益，美国利用纸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极其隐蔽地实现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征收税赋并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海外利润攫取。所以说，长期以来，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垄断资本一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中国源源不断地将产品输往美国并换回不断贬值的美元储备才是最大的受害者（贾根良，2010），美国经济战略家和特朗普深知这一点，但却将自己打扮成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这是美国政府的无耻。

然而，既然美国通过开动印钞机购买中国产品就可以不劳而获，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把目标对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发动关税战呢？这是因为，美国长期实行的美元霸权和贸易逆差战略虽使美国垄断资本家和华尔街大获全利，但却损害了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导致了制造业严重空心化、技术创新受损、失业严重、工人和广大中产阶级因遭受工资停滞不前而怨声载道，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危机，如果再继续下去，美国中下层民众迟早会造反。实际上，由于注意到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工资套利活动对美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不利影响，曾经是自由贸易理论宗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早在2004年就在著名的《经济展望》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对其长期信奉的自由贸易信条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如果全球化使大量的美国公民遭受工资降低之苦，那么这就是整个美国的失败，这样的自由贸易就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国际金融危机在十年前爆发后，为了解决美国因实行贸易逆差战略所导致的“去制造业危机”，奥巴马政府在其执政时期就采取了对本土企业减税等吸引制造业回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应对中国中低端制造业竞争、“购买美国货”等政策措施，但收效不大，导致了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的兴起，原因之一就在于奥巴马政府认为，美国是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这种全球化战略的最大受益者，因而不愿意对这种全球化战略进行大调整。

但是，大约是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的2012-2016年，美国经济战略界出现了一股从美国工业史反思美国制造业危机的巨大潮流，以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制造业保护主义理论重新得到推崇，所以，在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3月正式对我国发动经济战之前，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调整实际上已经经过了四、五年的酝酿、筹划和利弊得失的推演。在笔者看来，奥巴马政府之所以没有对贸易逆差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原因就在于美国经济战略家在那时还没有解决对美国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如果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从而减少贸易逆差，那么，支配世界的美元霸权将如何才能继续得到推行？

由于笔者在2008年开始就对美国保护主义崛起的历史和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美国学派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一直密切关注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所以，在特朗普宣誓就职前的前五天（2017年1月16日），笔者在博文中就写到，特朗普上台后将在实体经济方面推行逆全球化（保护主义）但在金融方面将继续实行（自由化的）全球化政策，在“特朗普新政”的三大政纲——贸易保护、内部改善(基础设施大建设)和美元霸权——中，前两者就来自美国学派，而美元霸权则是适应当代美国国情仍继续采用的掠夺别国的战略工具。通过对美国经济战迄今为止所有措施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些措施不仅印证了笔者2017年1月做出上述预测的正确性，而且也说明美国经济战略家终于解决了困扰他们的理论问题：在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推行美元霸权战略，从而导致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变革。

美国对华经济新战略具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在保护美国制造业特别是智能工业化制高点的本土市场的同时，试图通过强化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等达到支配中国市场的目的；其二是为了在对华贸易逆差减少的情况下继续在中国推行美元霸权战略，为此，美国正在从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为主的战略转变为通过贸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资输出美元并重的战略，并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以后者为主，这是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变革，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对美国实施金融开放。

但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我国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思路都不可能打赢这场经济战争，反而将大大推迟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甚至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美国对中国发动的是全面经济战争，包括关税战、金融战、投资战、科技战和知识产权战等诸多方面，但我国迎战只在关税战方面（将“中美贸易战”错误地理解为只是关税战），而在其它方面则完全缺乏迎战的考虑。

其次，根本不了解特朗普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转变和核心，抱残守缺，采取了“凡是特朗普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的教条主义，在外资和金融等一系列政策上采取了有助于美国发动对华经济战的措施。历史上经济战的制胜法宝历来是保护本国市场并打开对方市场，特别是美国贸易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保护美国智能工业化国内市场的同时，通过中国对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教条的迷信，驱动其智能工业化产品大量占领中国市场并通过直接投资彻底摧毁我国建立智能经济价值链高端和掌控核心技术的可能，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国面对美国严禁“中国制造2025”产品和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却更加没有限制地对美国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敞开了大门。

再次，教条主义地对待全球化，忘了中国的古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视自由贸易为真理，将外资看作是民族经济发展的福音，看不到保护民族经济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世界大势，反而继续实行对民族经济不利的政策。美国需要价值链低端，这是美国实施保护主义的理由；而中国需要价值链高端，更需要通过关税保护和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保护民族经济。

最后，被美国的宣传所迷惑，误将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经济战看作是阻止中国崛起，而没有认识到美国真正的目的是将中国拖入依附型经济的深渊。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次贸易战反映出我国对美国贸易依附的巨大危害，中兴事件反映出对美国的技术依附，但鲜有人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金融依附，笔者早就指出，中国经济已是美国经济的附庸，带有明显的依附型经济的特征，学者们都错误地过高估计了中国经济，没有认识到这种依附型经济潜在的致命危机。

目前我国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思路仍错误将保护主义看作是闭关锁国。读读历史，人们就会发现，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在高关税保护之下发生的，现在，美国正在通过保护主义推动第三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英美国家的这种保护主义算不算闭关锁国？英美发动前两次工业革命都是在保护主义大墙之下进行的，这正是中国未来崛起之所需。即使加入了WTO，美国也没有要求中国毫无限制地引进外资和实施金融开放，而我国却一直主动地这样做，将来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怪谁呢？

应对中美经济战只和美国打关税战无济于事，必须针对美元霸权和美国的投资保护主义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我国比美国更需要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如果不是美国发起对我国的经济战，我国似乎没有理由采取对美针锋相对的措施，既然美国高举关税保护、禁止中国在美投资等保护主义大旗，那么，我国就可以完全有正当理由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禁止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成立新公司，禁止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针对美国对中兴公司的制裁，对美国在华跨国公司采取对等制裁措施，对占据我国高端价值链和垄断我国市场的美国企业礼送出国，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待时机成熟后，重走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保护主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中国迫切需要从对美国的贸易依附、技术依附和金融依附中摆脱出来，而美国对我国发动的经济战恰好提供了这种重大历史机遇，中美经济战正是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大好时机。我国已经错过了十年前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历史机遇，我国绝不应该再错过这次机会，否则，将大大推迟中国经济崛起的进程，甚至导致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空前的危机，低端产品出口的大量过剩遭到了许多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任意宰割，日益暴露出它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严重损害和失去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严重弊端。在历史上，历来都是发达国家捍卫自由贸易而欠发达国家吁求保护主义。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采取针对我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之时，我国却成了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自以为大力支持自由贸易符合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利益。但实际上，这种信念的形成是由于不了解历史而被比较优势理论所欺骗的结果。凯恩斯曾有言，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自由贸易使我国越来越陷入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最需要保护主义的实际上是中国而非什么别的国家，中国亟需发展战略的大变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本文首先从英美经济崛起的历史经验讨论保护主义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之路的必然性，然后从党中央近年来有关建设创新型国家、城乡统筹、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战略构想入手，深入探讨为什么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是落实党中央这些战略部署的唯一选择。最后，论文提出了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

一、保护主义：大国崛起的秘诀及其历史经验

在历史上，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如现在的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无一不是通过保护主义而崛起的。例如，英国通过保护主义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不仅击败了荷兰和西班牙而崛起，而且也造就了对世界近代史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产业革命。据历史记载，英国国王乔治一世1721年在英国议会开幕时经人授意的开幕词就概括了英国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③]但是，在其早期历史上，英国却是输出原材料和农产品，输入制成品，这是一种在经济上处于他国殖民地的地位。因此，英国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从15世纪末开始，就孜孜不倦地展开了长达三百多年的保护主义探求：1485年，亨利七世推出了大力支持羊毛工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1587年完全禁止羊毛出口；1651年通过航海法案；1672年通过谷物法；1699年通过“羊毛法案”禁止进口殖民地的羊毛制品；挤跨爱尔兰具有竞争力的羊毛工业；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1721年，英国首相沃波尔以提升制造业为目标，推行明确的重商主义政策改革。1760年至1830是英国产业革命时期，虽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倡自由贸易，但是1815年英国仍通过了新的谷物法，提高了对农业的保护力度，一直到1846年，当英国产业革命已经完成相当一段时间后，英国才通过取消《谷物法》，开始了维护其工业绝对领先地位的贸易自由化进程：1849年废除《航海法》，1860年取消所有贸易和关税限制，并把自由贸易打造成自由、民主和和平的化身，劝说落后国家也实行自由贸易。

但是，美国人很容易地就识破了英国人的伎俩。美国早期保护主义代表人物雷蒙德在1820年就指出，英国并不是靠亚当·斯密的方案致富的，而他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让别的国家来遵循这一方案，“这就很好地揭示了他们的目的，即鼓吹亚当·斯密理论体系的作用好让别的国家上当，而他们自己是绝不会被自己所欺骗的”。[④]针对英国人有关自由贸易的劝说，当时的美国人回答说，“……自由贸易是一个理想，美国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公开宣扬真正的世界主义原则。这将是当美国人口上亿而且海上到处都有美国船只的时候；此时美国的工业已经臻于完善，纽约和费城分别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中心和制造业城市；此时地球上再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与美国这颗巨星抗衡，然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在包括陆地和海洋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公开地宣扬自由贸易”。[⑤]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实行了世所罕见的高关税保护主义政策，正如托马斯·K·麦格劳写到的，“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国会中那些旨在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常常获得胜利。因此美国经济是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步入成年期的”。[⑥]

美国经济在1894年就崛起了，但其高关税保护主义却又继续实行了四、五十年，只是在其工农业帝国的稳固地位无法被其他国家所撼动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才开始大力推行自由贸易，乃至到最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2001年5月7日的讲演中把自由贸易神话成了“在道德上也是势在必行的”，该总统虚伪地宣称，“当我们为市场开放进行谈判时，我们正在为世界上的穷人提供新的希望。当我们推动贸易开放的时候，我们正在推动政治自由。”[⑦]但是，就在美国向其他国家不遗余力地推销自由贸易的同时，谁人不知美国一直仍在搞贸易保护主义？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由于迷信自由贸易主义的教条，成了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这不禁使笔者想起了19世纪初一个类似的故事，当时英国试图向法国、美国和德国推行坎宁-赫斯启森自由贸易制度，法国和德国的自由党党员们，尤其是主张博爱的世界主义者都表示热烈欢迎，为此兴奋到了极点，但美国时任高级法院院长的鲍尔文先生却一眼就看穿了英国人的两面派手法，他尖锐地指出，“这个制度同英国多数的产品一样，是专供出口的，不是为国内消费而设的”。[⑧]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当今美国的真实写照！

那么，为什么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需要保护主义，而不要被发达国家所欺骗呢？19世纪美国学派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资本替代劳动甚至替代土地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国际竞争就是由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所塑造的。如果使用机器的一国的资本生产率是另一国体力劳动生产率的几十倍甚或上百倍，那么，即使是该国的工资水平比另一国高几倍甚至几十倍，那么它所生产的产品的单位成本以及产品价格仍然可以比另一国更低，因此，正是高生产率的资本使得该国的高工资劳动力在价格上可以比另一国的低工资劳动力更廉价。由于生产率收益超过工资收益，所以在该国，利润和工资可以共同提高，而工资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刺激资本的替代，从而将进一步提高资本生产率，而且由于高工资，劳动者可以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操纵和建造生产率更高的资本货物，从而该国可以在高生产率与高工资率之间形成一种正反馈的良性循环。但是，当高生产率的领先国家的劳动和资本与低生产率的落后国家的劳动和资本在自由贸易状况下进行竞争时，高效率的必将淘汰低效率的，落后国家的劳动及其资本在国际竞争中将日益变成无用的废弃物，从而陷入一种低生产率与低工资率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为了阻断这种恶性循环，落后国家就必须对工业资本投资（在现代就是高端产业）实施关税保护。

历史经验说明，保护主义而非自由贸易不仅是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其经济崛起的必由之路。但在过去三十年中，由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有预谋地推进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保护主义经济学和保护主义发展政策遭到极大贬斥，被华盛顿共识宣布为非法。在这种欺骗性思潮的影响下，自由贸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被看成了发展中国家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在中国，自由贸易已经普遍地被看作是正义的化身，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经济学论文都在讨论中国如何推进自由贸易，即使中国大豆产业的生存岌岌可危，即使中国国内市场被外国产品大量占领，即使中国产品遭到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上许多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围追堵截，也没有人敢说要拿起保护主义的武器，捍卫中国的民族产业和保护中国的国内市场。究其原因就是人们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欺骗太深，已经把保护主义看作是落后的代名词，认为在保护主义的壁垒之下建立的企业依赖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不思进取和缺乏竞争，根本无法承受国际竞争；认为保护主义无法解决技术进步问题，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才能达到“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这些看法不仅存在着基本的逻辑混乱，而且也与英美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

我们这里仅以美国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当美国在1815年之后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遭到了自由贸易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保护起来的市场在工业产品上肯定是价高质次的，消费者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更严重的是欧洲对美国工业高关税将进行报复，使其农产品出口遭遇重大困难；而美国通过保护成长起来的工业将无法面对国际竞争，因此，当时许多人曾预言美国经济必将崩溃。但事实上保护主义不仅没有保护落后和破坏自由竞争，反而造成了过度竞争。在当时，与美国高关税保护相映照的国内政策是自由放任，布莱恩就此曾有如下评论，“正是由于同时享受了自由贸易(作者的意思是指国内自由竞争)和关税保护，才促成了美国史无前例的繁荣和惊人的发展”。[⑨]当时著名的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亨利·凯里坚信，只要通过保护排斥了国外的竞争，市场机制在国内就会带来理想的结果，但他没有想到国内的过度竞争有可能摧毁美国经济[⑩]：19世纪70-90年代剧烈的竞争和快速的技术进步使许多企业来不及收回固定资本投资而陷入破产的境地，因此，高关税保护下的自由竞争在当时遭到了因政策建议而得到美国政府多次嘉奖的威尔斯的坚决反对。[11]这种过度竞争的情况在当时同样是保护主义的德国也出现了：德国在1879年开始提高关税保护率，在经济崛起时期依赖关税和卡特尔实行“对外竞争、对内合作”[12]，“德国工业家和银行家们大多视卡特尔为避免企业间‘毁灭性竞争’而创造出的‘必需品’”。[13]

美国实施高度保护主义的结果如何呢？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在国际上使许多国家难以招架，以至于1901-1902年在欧洲出现了大量的图书，第一次向人们拉响了警惕“美国化”的警钟。[14]我们知道，英国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但到了1875 年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美国与英国和德国却成了共同的领导者，而到了1908年开始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时，美国却成了唯一的领导者。这种成功的经验以不可否认的事实证伪了中国新自由主义者的命题：保护主义阻碍了技术创新，否决了目前在中国仍有很大影响的“市场换技术”的论调和政策。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美国在科技落后和高度保护主义的闭关锁国情况下，造就了自主创新的辉煌？这主要归功于六个重要的因素：保护主义的基本国策、以收入均等为特征的广阔国内市场规模、政府支持、土生土长的国家技术群体、组织创新和装备工业的后来居上。[15]其中，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是美国实施高度保护主义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规模小，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将受到严重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对当时的美国是不存在的，对目前的中国更是不存在的。但是，中国需要保护主义并不是因为这个理由。

二、为什么保护主义和内向型经济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唯一选择？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我国以国际经济大循环经济战略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所存在着的致命弊端：由于模块化生产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了“担水劈柴”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受到了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根源。[16]在已经发表的其他论文中，作者也已经指出，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美元霸权蓄意剥夺我国经济的战略安排。令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战略无意间竟然与美元霸权的战略意图相吻合，美好的初衷竟然使该战略成为一条中国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这岂不令人悲叹！

幸运的是，新世纪伊始，党中央就已经意识到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存在的严重问题，相继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创新型国家、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布局。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胡锦涛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在这种思想指导下，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人民日报发表政论文章，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中国 20世纪以来曾有过的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及30年前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作是我国第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17]但是，目前的中国经济学界由于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和新自由主义影响太深，因而难以对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进行深刻反思，更不用说认识到最需要保护主义的实际上是中国而非什么别的国家？笔者将从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包括解决“三农”问题）、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等战略构想以及应对美元霸权问题入手，对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为什么不仅是实现党中央战略构想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唯一选择加论证。[18]

第一，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离不开保护主义。我们知道，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但许多人并不了解，高端产业和各产业的高端环节是科技进步的载体、是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其主要表现就在于这些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的落后，落后国家如果要自主创新，它就必须扶植和保护这些产业；而由于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它就只能在国内为其创造市场，否则，没有市场，这些产业将如何发展？而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外有境外高端产品的出口对本国市场的巨大冲击，内有本国政府大量引入的强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不公平竞争，如果高端产业和各产业高端环节的民族企业连自己本土的市场都无法保有，他们怎能还有技术进步的动力？因此，为了降低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系统性风险，为其创新收益提供可靠的预期，落后国家就必须对高端产业和各产业高端环节的民族企业和国内市场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在历史上，落后国家为了保护民族企业和国内市场，主要采取了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措施。人们已经了解到关税保护的作用，但对英国和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史实并不了解。实际上，英国的商业以前完全掌握在外国人尤其是汉撒商人的手中，甚至使用的货币也是汉撒同盟的，当时的英国人把汉撒商人称作“东方人”，英镑（“sterling”或“pond sterling”）就是从“东方人”（Easterling）这个字眼而来的，这种情况比当今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国内流通美元的情况还要严重，英国崛起是在清除掉外国商人和金融家对本国经济的这种支配后才开始的。美国的经济崛起也是在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实现的，正如利普西指出的，“美国在19世纪许多行业技术落后于欧洲国家，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行业中基本没有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是开发优势技术的天然渠道”。[19]实际上，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如果容许发达国家的高端产业和各产业高端环节的企业在东道国没有限制的生产，这与这些企业通过出口产品到东道国打败东道国企业有何差别？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保护主义，英国和美国崛起了，而拉丁美洲在战后却半途而废的重要原因。

第二，保护主义是中国民族产业和工人阶级共同的利益之所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资本家资本积累的扩大、工人工资的提高和政府税收的提高能否同时发生？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鼻祖之一李嘉图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他们看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的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所失。李嘉图认为，社会总产品是一个确定的量，由于工资和利润是按相反方向变化的：工资上涨，利润就下降，反之亦然。所以，如果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进行分割，就必然表现为这两个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而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人口密集的落后国家具有低工资的竞争力，如果落后国家提高工人工资，发达国家的贸易利得就会减少。因此，在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凯里看来，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是一个挑动阶级斗争和民族仇恨的经济学体系。

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李嘉图经济学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其理论是以报酬递减为基础的，他们的经济学体系根本就无法处理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报酬递增问题，也无法处理科技进步的收益在国家之间和社会各阶级之间公平分配的问题。在美国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看来，正是由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高创新率和高水平进入壁垒所产生的高附加值创造了可以由资本家、劳工和政府共同分享的生产率增益，资本家资本积累的扩大、工人工资的提高和政府税收的提高才有可能同时发生，一方的增加没有必要导致另一方的减少。一国能否抓住这些高质量的生产活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由于高端产业和各产业的高端环节是科技进步的载体，因此，如果一国把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及其创新收益拱手让渡给发达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在利润、工资和税收之间相互倾轧，这就是目前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是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所谓低工资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才造成了今天社会不和谐的局面。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中国就必须对高端产业和各产业的高端环节进行保护，只有把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创新收益完全控制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国家才有基础通过调节利润、工资和税收的关系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保护主义是中国民族产业和工人阶级共同的利益之所在。

第三，保护主义是城乡统筹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成功的农业仅存在于工业也取得成功的地区。工业由于技术创新的机会窗口大，其创新活动所产生的“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农民通过收入分配的系统协同效应分享了工业技术创新的收益，这是为什么凡在工业发达的地方，农民也比工业不发达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的原因；同样，发达国家理发师的实际工资为什么5倍于生产率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同行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发达国家工业创新的收益为其理发师的高收入提供了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产业分工的深化，产业创新的机会窗口都聚集在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低端环节基本上都成为“技术死胡同”，即使是信息高技术产业也不例外，正如富士康高科技血汗工厂在中国没有产生技术扩散所证明的。由于我国通过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导致我国工业完全被挤压到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虽然工业增长速度很高，但这是一种“无技术的工业化”。“无技术的工业化”使技术创新的成果几乎全部被发达国家所攫取，我国城市部门（工业和服务业）的收入提高和政府税收增加就成为无源之水。[20]如果城市部门收入停滞不前，对农产品（特别是对高附加值农产品）的需求就不会增加；如果政府无法通过税收的形式分享技术创新的收益，它就无法像目前的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对农业的大幅度补贴和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民分享工业技术创新的收益。由此可见，中国“三农”问题的根子在于中国“无技术的工业化”，在于自由贸易的全球化，我国只有通过保护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了“无技术的工业化”问题，城乡统筹和“三农”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第四，只有在保护主义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是以消耗大量资源并造成环境污染为特征的，因此，我国通过利用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引进外资加入到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是有目共睹的。众所周知，目前我国80%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绝大部分森林已经消失；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据报道，在我国引进外资最多和“世界工厂”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虽然在面积不大的区域内创造了我国30%的对外贸易额，但代价是深受污染之痛，且持续已久。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珠江三角洲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受重金属污染，且其中10%属于严重超标，这直接导致当地叶菜类蔬菜的污染情况十分严重。[21]自由贸易还导致了我国大量自然资源被破坏性的开发并通过廉价出口流入发达国家，稀土只不过一个较突出的例子而已。因此，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我国就必须大幅度压缩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显而易见，如果不通过保护主义措施扶植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民族企业并保护其国内市场，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五，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是解决美元霸权问题的根本办法。在美元霸权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没有成本地印刷美元无偿地占有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政府就蓄意地通过新自由主义大肆诋毁内向型经济，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推荐为我国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我国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美国才能不劳而获地通过印刷美元纸币换取我国的出口品。同时，美国政府又迫使我国把出口获得的大量美元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并通过滥发美元等使这些美元储备不断贬值，最终失去经济价值，从而使我国深陷“美元陷阱”之中。我国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于实体经济，显而易见，如果中国的进出口保持长期的动态平衡，我国就不会积累这么多的美元储备，也不会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没有终结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在纸币经济的时代，无论是储备货币多元化还是不切合实际的建立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都无法解决美元霸权问题。要解决美元霸权问题，就必须破除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的迷信，就必须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从历史经验角度来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不适合大国经济，更不适合于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追赶。美国的经济崛起就是通过保护主义和典型的内向型经济实现的，这是一条值得我国效仿的发展道路。

三、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

综上所述，保护主义和内向型经济是实现党中央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应对美元霸权问题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最后将不得不面临的抉择。如果仍然继续沿袭以自由贸易、利用廉价劳动力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依赖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不仅不可能崛起，而且将会在依附型经济中越陷越深。目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的重要原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就是发展战略的大转型，越早一点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就多一点主动权；越是拖延，中国经济所积累的内外部矛盾就越难以收拾。我国亟需尽早做出战略规划，[22]经过若干年调整和准备[23]，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可能实现最终的崛起。据此，本文提出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24]

第一，抓住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要把资本货物工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工业在国际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作为奋斗目标。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高端产业、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是科技进步的载体，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它创造了可以由企业家、劳工和政府共同分享的生产率增益，是社会各阶级利益和谐赖以实现的基础。一旦一个国家丧失了对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国家将不仅在自主创新上举步维艰，而且它也将丧失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使其生产率增益普惠于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的行业以及提高全体国民公共福利的机会。在历史上，德国、美国和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够沦为外国的殖民地，反而却相继崛起，其原因就在于通过幼稚工业保护大力发展他们当时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目前，我国民族企业在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上根本就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仍需要通过保护主义措施对这些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加以扶植和支持，具体地说需要采取以下第二和第三点论述的保护主义。

第二，提高关税保护水平，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农产品技术，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保护我国高质量生产活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关税保护程度，但我国目前的关税水平是9.9%，而全球的关税总水平却是39%，这样的关税水平太低，不仅无法保护我国高质量生产活动，而且也无法保护我国大豆生产等许多传统产业。因此，我国应该与WTO重新谈判，大幅度提高关税保护水平，如果达不到目的，即使退出WTO，也是没有什么可惜的。但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则是要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拒绝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农产品技术。因为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虽然可以使我国低端产品的外销得到扩大，但大量的外国高端产品将严重冲击国内高端产业，使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受到严重限制。而如果不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我国还可以在WTO框架下有一定空间，使用产业政策支持民族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支持自主创新产品的发展。目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问题正在加紧研究，预计在2012年完成研究工作并付诸实施。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在高端产业处于劣势，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将进一步加重我国“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格局，特别是日本不怀好意地建议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应该实施零关税政策，其目的就是彻底摧垮中国的高端产业，造成我国对日本经济结构的彻底依附。如果日本能够达到这种目的，这无异于现代版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通过战争没有达到的目的将通过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而得以实现。我国具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国内市场应该为民族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保留市场，完全没有必要与日本和韩国搞什么自由贸易区。

第三，停止引进外资和回购外资企业。笔者曾撰文讨论了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十大危害：它是中国深陷美元陷阱、人民币被迫升值和中国经济“自我剥夺”的罪魁祸首，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内需产业和内地经济的发展，最终将使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为泡影；并成为寻租、滋生庞大买办利益集团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强大力量。它加快了通过掌控产业价值链垄断和支配中国经济的进程，因而成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破坏和谐社会的隐蔽性杀手，并通过挤占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成为催生中国泡沫经济的重要因素。外资不仅加剧了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且它还通过直接投资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直接掠夺我国自然资源和金融财产，并最终将造成这样一种可怕的前景：即使中国保护本国市场也主要保护的是外资企业，从而使外资支配中国经济的格局永久化。所谓缺乏资金、转移技术和“搅局”中国经济等引进外资的所有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误国误民之论，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已是百害而无一利。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必须停止引进外资并回购外资企业；而对那些我国政府没有回购的外资企业，也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促使其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5]

第四，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其目的是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国内市场。由于我国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不可能有较大的国外市场，我国只有抓住国内市场为其发展创造条件，而这种市场只能来自其他产业特别是低端产业的需求。但是，近十几年来，由于我国放弃了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片面地强调融入全球化，结果是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致使我国深陷对外国低端产品市场依赖的陷阱，并造成我国对外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而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高端产品则大量地依赖进口，严重地冲击了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民族产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严重下降，而且形成了“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这种在新的国际分工形势下对发达国家经济依赖的格局。因此，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市场，我国需要重新强调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原则，大力压缩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和低端产业的产能规模，为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环节的发展腾出空间，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原先用于出口的低端制造业提供新的市场，而且他们也能与农业之间形成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内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26]

第五，大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使之成为我国高端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弥补国内市场对民族高端产业的需求不足，从而使之成为推动我国高端产业发展的补充推动力，并使之成为我国有保证的原材料来源地。美国在其经济崛起过程中，为了避免当时发达的英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掠夺和压迫，美国通过高关税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经济隔离开来，但却大力发展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当或比其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特别是把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作为其高端产品的市场，从而在国外创造了对本国高端产品的新的需求，为其弱小的高端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美国的这种历史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仿效。对外贸易对一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一国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推动国民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产业升级，这不仅可以加强本国经济的独立自主，而且还可以使外国经济对本国的技术、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和产业产生依赖，从而对外国经济产生支配性的影响，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现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向“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的转变，从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这就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因此，把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作为我国高端产品的市场不仅为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还为我国获取国外资源提供了财力保障，因为对于我国来说，只有通过高端产品出口的不断增长，才能有不断增长的财力交换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自然资源。

第六，严格限制乃至禁止原材料和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把资源型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为了打破我国深陷对外部资源严重依赖和深陷本国资源廉价出口的陷阱，我国需要尽快建立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而且还应该当机立断，逐步停止我国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将全部资源型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为了避免我国外汇储备的贬值，许多学者提出了运用外汇储备购买境外矿物、燃料和农业资源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之投入所需的储备，但与其这样做，还不如停止我国不可再生资源的廉价出口。其次，目前我国已是自然资源进口大国，未来50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我国面临着过去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没有遭遇到的空前资源压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靠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我国不可能走这条道路，所以禁止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就显得尤为重要。再次，由于我国没有核心技术和产业落后，在外资控制产业价值链的情况下，使用我国自然资源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实际上也是为他人做嫁衣，也是在将我国宝贵的自然资源财富拱手让给外国消费者。最后，我国自然资源行业中的外资企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只有把资源型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我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资企业掠夺性开发和出口我国自然资源的混乱局面。[27]

第七，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潜在的科技优势而非廉价劳动力，这为中国开发这种最丰富的要素禀赋并崛起为世界科技创新第一大国创造了别国难以匹敌的优势。我国人口众多的优势在哪里？是在于廉价劳动力（实际上也就是贫困劳动力）这种所谓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还是在于人力资本和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科技创新的潜力？林毅夫所提倡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李嘉图理论一样是一种极其静态的理论，它假定所有国家的劳动力都具有相同的生产率，完全排除了美国学派有关科技进步对国家间工资成本变动的决定性影响：高工资国家的高资本生产率是使该国高工资劳动力比低工资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还要低廉，因而成为其国际竞争力的基础；[28]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说学还完全忘记了目前发达国家的这种高资本生产率在历史上都是通过保护主义措施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目前的经济学文献已经对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许多批判，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论最大的错误在于它只把劳动力看作是一种成本要素，并假定它与自然资源一样是一种没有能动性和没有创造力的呆滞性的生产要素，这与人的知识、技术和创造力是世界经济发展推动力的历史完全不符。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在国际上申请的发明专利还赶不上韩国；英国只有6000万人口，却在航空等五六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难道中国拿出6000万人口专门从事科技产业，还超不过英国和韩国？！原因何在？发展战略的错误是第一位的，我国之所以急需高度保护并大力发展以技术和知识密集为特征的高端产业、各产业的高端环节和资本货物工业，其目的就是为了开发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本禀赋，把我国从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型经济中解救出来，否则，中国高等教育就没有出路，中华民族就没有出路。

第八，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特征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要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为引擎。按照演化经济学的看法，国民财富的增进主要表现为本国普通国民实际工资的增长，也就是内需的增长，这不仅是衡量国富国穷的根本标准，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正如杨格指出的，分工也就是经济发展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29]也就是普罗大众的实际工资。因此，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占国民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以及中产阶级实际工资的提高就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它给企业提供了更大的投资和获利机会，而实际工资的提高又迫使企业不得不通过技术进步应对工资成本的上升，因此，在实际工资提高和技术进步之间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但我国目前以廉价劳动力所谓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如果使用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来粗略地衡量国民收入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美国是71%，世界平均值大约在55%左右，而中国只有35%。中国10亿工人农民收入太低，这是我国内需长期无法启动和外贸依存度高居不下的根本原因。不言而喻，按照演化经济学的看法，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是以本国占有全部或者绝大部分技术创新租金为基础的。因为有人把拉丁美洲各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看作是拉美陷阱的表现之一，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拉丁美洲之所以出现所谓的“福利赶超”，其成因也不在于樊纲等人所说的理由，[30]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外资通过控制拉丁美洲各国的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不仅占有了全部技术创新租金，而且也攫取了额外的利润，因此断绝了拉丁美洲各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改善国民福利，其表面现象必然呈现为“福利赶超”。

第九，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以开发中西部为重点，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如果说小国没有外贸，就不能实现规模经济，那么，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从人口上来说，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对外贸易并不重要。通过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的国内经济大循环，这样无与伦比的大市场为我国实现高端产业、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国内市场，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反对与日本和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理由。而且，我国地域广阔，任何一省的人口规模都比北欧国家大得多，但北欧诸国在某种制造业上都有自己在国际上领先的地位，瑞士还在金融业上具有国际竞争力地位，北欧诸国的专业化经验值得我们在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上加以借鉴。但是，由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和锁定，虽然10年前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状况根本就无法改观。因此，我国只有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掉头向内，通过东部和中西部的国内经济大循环，西部大开发战略才能取得成功，工业中心才能实现向中西部转移，这对于解决我国东西部之间日益加剧的交通、收入分配、产业布局、社会问题（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等）和国家经济安全等诸多矛盾具有重大意义。

第十，内部改善：以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需要我国在国内流通体制、基础设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等内部环境的改善上痛下苦功。到过发达国家的许多人都会发现，中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外比国内不仅便宜许多，而且质量也好的多，相对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这种现象是极其不正常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呢？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美元霸权是其重要原因。[31]但是，为什么许多企业无视国内庞大的市场规模而偏爱出口呢？原因就在于国内市场的严重分割。

造成国内市场分割的因素很多，本文只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1）国内流通体制严重不畅的沉疴。据报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外销困难，国内一些营销商从外贸企业采购到一些产品，上市后被抢购一空。但是，“即使是金融危机到来的今日，出口转内销也是外贸工厂的下乘之选”，[32]原因就在于国内营销商“没有止境的货款拖欠”和超市向供货商收取的高额“合作费”等；（2）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等部门作为暴力行业，大幅度提高了商品流通成本，严重地阻碍了国内分工和区际贸易的发展，以至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作家魏城吃惊地发现：从中国大陆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基础设施之所以称为公用事业，其作用是为了降低生产和经商的成本，因此许多国家严格限制收费高速公路的发展，但在我国，90%以上的高速公路都是收费公路，即便把全世界高速公路收费里程都加起来，也仅仅相当于中国高速公路收费里程的四分之一。据《山西日报》和《中国公路网》报道，山西省高速公路全程约2千公里，2008年收取通行费达到87.16亿元，每公里一年收费超过400万，堪称是举世罕见的暴利产业，地方官员的第二银行。连审计署署长都惊呼，中国高速公路变成了高价公路，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公路已不再是公路，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私路。[33]收费高速公路滋生了严重的挥霍和腐败，“中国交通系统的腐败是中国社会一个巨大毒瘤，其中高速公路的腐败由于体制痼疾更为触目。”[34] 至于中央地方分权体制和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指标所导致的国内市场分割已是有目共睹的现象。

我们搞了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国内市场的统一问题至今仍然困难重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许多时候都是为了与全球化接轨并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服务的，而出口导向型经济在许多方面却助长了国内市场的分割。然而，一旦我们惊异地发现，出口导向型经济竟然是一条通向贫困之路之时，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上难道就不需要一种大变革吗？从对外开放转向启动内需的国内经济体制：内部改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攻坚点。

注释：

[①] 前几天偶然发现能发出文章了，今天一天又成了“网络繁忙，请稍后再试”。

﹡本文根据作者2009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广东商学院、广州农业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和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17次会议上的讲演稿《国内经济大循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破解美元霸权的战略抉择》第三部分内容整理而成。该讲演稿的第一部分已经以《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批判》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4期;第二部分的部分内容已经分别以《美国学派与美国的工业化：经验教训与启示》和《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与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2期和《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二部分的另外内容也将以《为保护主义经济崛起之路辩护：经济史的新解读》在2011年发表。（注：该文没有发表）

[②]原载于《当代财经》，2010（12），原先脚注中标注为笔者将发表的文章，现在改为了后来正式发表的期刊，并做了说明。

[③][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④][美]Raymond, Daniel, Thoughts on Political Economy.Baltimore, Fielding Lucas Jr., 1820, p.134.

[⑤][挪]埃里克·S.赖纳特、[中]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12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⑥][美]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34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⑦][美]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第二版前言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⑧][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70页。

[⑨][美]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45-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⑩]亨利·凯里也没有料想到自由放任会在19世纪末导致美国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见拙文《美国学派与美国的工业化——经验教训与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2)。

[11][美]迈克尔•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64-65页；71-7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12][美]钱德勒：《大企业与国民财富》，14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3][美]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166页。

[14][美]纳尔逊：《经济增长的源泉》，275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迈克尔•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71页。

[15]贾根良：《美国经济崛起时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教学与研究，2011（8）。

[16]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4）。

[17]任仲平：《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民日报，2010-3-1。

[18]笔者在拙文《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中论述了自由贸易和我国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是造成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严重落后和城市化程度严重滞后的主要根源，它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和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要根源。我国要解决这些问题，同样离不开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但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就不再讨论这些问题。

[19][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49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0]由于技术创新成果绝大部分被跨国公司所攫取，所以我国各级政府就无法通过来自工商业税收的增加分享这种技术创新的收益，因此，不得不愈来愈靠出卖土地获取财政收入，从而成为房价越来越高的重要推手，这是我国土地财政得以产生的重要根源。

[21]叶铁桥、陈安庆：《IT业重金属污染爆发》，中国青年报，2010-5-31。

[22]贾根良：《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5)。

[23]若干年的调整和准备至关重要，否则，就像对重症病人施以猛药一样，很可能病人就会被治死。

[24]有关金融体系如何通过主权信贷为保护主义的工业化和技术创新提供廉价融资以及农业发展等问题由于需要很大篇幅才能说的比较清楚，所以本书暂不讨论在这些方面的战略方针（但笔者已经发表的文章和博文对此早做出了讨论）。

[25]贾根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正视外资的十大危害》，《管理学刊》，2012（2），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012（4）。

[26]笔者在2010年之后发表了数篇论文对此进行讨论，请见拙文：《国内经济一体化：扩大内需战略的必由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2（2）；《扩大进口战略的隐忧与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新论》，《当代经济研究》，2012（12），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际贸易研究》2013（3）全文转载；《国内经济一体化：内需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清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1），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卷2013（12）全文转载。

[27]贾根良、刘琳：《禁止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回购资源型外资企业》，《经济纵横》，2011（2）。

[28]贾根良：《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与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0(3)。

[29]贾根良：《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226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30]樊纲、张晓晶：《“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拉美的教训》，《管理世界》，2008( 9).

[31]潘宁：《中国物价为何比美国高？》，《读者》，2010(17)。

[32]王思璟：《.打破行业“潜规则”：外贸工厂转投国内零售商》，21世纪经济报道，2009-4-1。

[33]张宏良.令人毛骨悚然的收费站图——被官权切成碎片的当今中国[EB/OL]，

http://www.imaozedong.com,2009-9-28.

[34]陈超、方舟子：《“镇妖塔”身后的高速公路挥霍纪录》，文摘周报，2009-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