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之病，不是穷病，而是新自由主义之病

李达希

一篇疫苗文章刷屏朋友圈。该文结尾一句“穷病真的是没法治的？”不敢苟同，这不是穷病，而是富病，是新自由主义干扰中国改革之病！

一、病从何来？

这次疫苗事件的核心主角是长春长生以及它的董事长高俊芳。1992年，长春长生成立，高俊芳辞去处长职位，出任该公司副总经理，次年出任董事长，并兼任总经理。1996年，长春长生母公司长春高新上市，高俊芳又晋级为长春高新副董事长。长春高新国有色彩浓厚，其创立之初是一家由职工参与发起设立的国有企业。也就是说作为长春高新控股的子公司长春长生一开始也是国有企业。

这一属性一直到2003年发生改变。当年12月，长春高新董事会通过决议，拟全部转让公司持有的长春长生59.68%的股权，每股转让价格为2.4元。股权受让方之一是时任长春高新副董事长、长春长生董事长兼总经理高俊芳，她受让长春长生1734万股股权，占总股本的的34.68%，转让金额为4161.6万元。（注1，澎湃新闻的报道）而在此前疫苗事件的两个配角韩刚君已经买下了长生的30%的股权。这样一来二人就获得了长生的绝对控股权，长生也就由一家国有企业“华丽转身”为私营企业了。

由于长春长生当时卓越的盈利能力和高速成长性，导致求购者趋之若骛，云南、河北、四川等全国各地的企业纷纷前来洽谈收购事宜，并报出了相当诱人的条件。其中云大科技、福尔生物出价3元/股，结果反而未中，此为不合理。更不合理的还有，长春高新2001年和2002年年报显示，作为国企高管，高俊芳年薪先后为5.98万元、8.4万元（含税），而收购长春长生1734万股股权需支付4161.6万元，如此大一笔股权收购款从何而来？（注2）

长春长生出让价就低不就高，当时就引起普遍的质疑。2002年，长春高新净利润737万元，扣掉长春长生净利润2634万元，其他业务实为亏损。长春高新不顾业绩亏损的压力，敢于以8000万元不到的价格卖掉利润奶牛。在外人看来，确实匪夷所思。（注3）

根据《财经天下周刊》的报道：

【中国证券报曾认为高俊芳自买长生生物或存违规。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其中对管理层收购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经营管理者不得参与转让国有产权的决策，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经营管理者筹集收购国有产权的资金，要执行《贷款通则》的有关规定，不得向包括本企业在内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借款，不得以这些企业的国有产权或实物资产作标的物为融资提供保证、抵押、质押、贴现等”。】（注4）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事后看来，长生生物的收购案在当时却颇为“符合潮流”。当时正是中国国内新自由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的时刻，国有企业“冰棍论”、“低效论”、“一卖就灵论”大行其道。

二、病症爆发

此后，长生生物演变成高俊芳、张友奎（夫）、张洺豪（子）一家人的家族企业，业务逐步扩大，同时具备生产病毒疫苗、细菌疫苗，成为国内流感疫苗前三甲之一。

2015年7月，凭借国内首批自主研发流感疫苗、人用狂犬疫苗（Vero 细胞）、甲肝减毒活疫苗的光环，长生生物借壳江苏连云港的上市公司黄海机械，成功登陆国内资本市场。

根据借壳方案，十年前8000万元买进的资产，作价55亿元，100%置入上市公司，置出原有4亿元资产，差额51亿元，由上市公司向长生生物股东定增股份购买。交易完成后，高俊芳、张友奎、张洺豪家族合计持股33.70%，成为实际控制人。2017年《胡润百富榜》显示，高俊芳的身家达到51亿，排在大陆的第820位。

实际上，对于长生生物的“高成长”，一直质疑不断。2016、2017两年，长生生物营收分别为10.17亿元、15.53亿元，研发投入4300万元、1.22亿元，占比4%、8%，远低于行业龙头沃森生物同期53%、50%的研发占比。高增长、低研发投入，不成比例。而与研发投入相反的则是销售费用，长生生物2017年销售费用为5.83亿元，也就是说25个销售人员每人的销售费用是2330万元，是康泰生物的4倍，是成大生物的47倍。

2017年11月，原国家食药监总局通报，长生生物25.26万支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要求立即停止使用不合格产品，责令上报2批次不合格疫苗出厂检验结果。“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即疫苗没有免疫效果。长生生物随即公告，虽然百白破疫苗可能影响免疫效果，但对人体安全性没有影响；问题疫苗销售收入只占83万元，对生产经营毫无影响。

2018年7月11日，长生生物内部的一名员工实名举报疫苗生产存在造假。国家药监局马上对长生生物进行飞行检查，发现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

三、病因何在？

疫苗事件发生以后，许多舆论并未将问题对准造假的疫苗生产企业，而是拼命指责政府监管不力。更为搞笑的是有些自由派经济学家也一并跳出来指责政府监管不严才导致企业造假。而当初指责政府管得太多，疯狂鼓吹“自由市场”、“一卖就灵”、“守夜人政府”、“戒除毒瘾一样戒除政府管制”，鼓吹国企私有化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他们。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破坏，某些政府部门当然有监管责任，但是从理论上看，政府的监管永远不可能滴水不漏，这是由市场的本质决定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政府不可能完全了解企业的所有行为，如果要对所有企业的所有行为进行监管是不可能的，因此监管只可能是对关键企业关键环节进行抽检。

拿长生百日破疫苗来说，该批疫苗是依照国际通行做法抽检过的。因为按照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疫苗生产企业必须对每一批上市疫苗安全性、有效性等进行全部项目检验，自检合格后报中检院签发上市。按照相关规定，中检院对企业报请批签发的疫苗，逐批进行安全性指标检验，对效价有效性指标按国际通行做法随机抽取5%进行检验。如果每一支疫苗、每一个检测项在批签发时都检，可能检测完，疫苗的有效期已经过半。因此，对于已经通过药监部门批准，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的产品，一般都是采取抽检的方式。

正因为是抽检，为了利润最大化的私营企业当然有充分的动机去造假。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引述过：“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何况是在疫苗这样暴利的行业，造假就能降低成本，就能获得更大的利润。大连金港安迪公司2008年的疫苗造假，正是基于成本原因。当时，金港安迪违规添加核酸物质作为佐剂，这使得狂犬疫苗“在有效成分低于国家标准的情况下，能获得等同于合格疫苗的免疫效果，为企业降低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成本”。

而且狂犬疫苗“监管难度最大”。

难题之一，在于疫苗企业能轻易“甩锅”，逃避责任。暴露后预防措施中，注射狂犬疫苗仅是其中之一，即便问题疫苗导致出现致死病例，也无法完全确认就是疫苗的问题。

难题之二，在于疫苗产品质量稳定性差。受外界温度影响，狂犬疫苗的抗原活性在2-8摄氏度的保存温度之外“呈递减状态”，造成部分有效期内的疫苗达不到标准要求。

难题之三，在于疫苗合格检测时间长。按照WHO推荐的中国药典收载的标准检测方法，检测疫苗合格与否的时间长达两个月。

难题之四，在于市场需求量大，造假情况时有发生。在狂犬病高发地区，疫苗常常供不应求，因此假疫苗时常混迹其中。

因此这次长生生物狂犬疫苗造假只能靠内部员工举报才能检查出来。

有人说，造假疫苗，犹如杀人，良心何安？对不起，“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这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希望的完全排斥政府监管、自由放任的资本逐利的逻辑。

四、何以治病？

有自由派经济学家借口疫苗事件鼓吹完全用进口疫苗替代国产疫苗，这是舍本逐末，用远水来救近火的想法。当年抨击政府管得太多，鼓吹国企私有化、“一卖就灵”的也是他们，如今私有化卖了之后出了问题，却又将问题归咎于政府管的太少的也是他们。今天鼓吹用外国进口疫苗完全替代国产疫苗的是他们，明天外国进口疫苗出了问题怕是要呼吁从外星人那里进口了吧？

国产疫苗实际上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强制接种的免费疫苗(一类疫苗)，另一种是自费疫苗(即二类疫苗)，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此次涉事的长生生物的疫苗，既包含属于二类疫苗的狂犬病疫苗，也有属于一类疫苗的百白破疫苗。这样重大的、普遍的基础卫生领域，如果把生产大权主要交给私人乃至国外资本，将这个行业变成牟取暴利的行业，能让人放心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指示，无疑为我们眼下破解此次疫苗风波中凸显的卫生领域困局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6年8月19日至20日，在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不断完善制度、扩展服务、提高质量，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要坚持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让全体人民公平获得。要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要有所为，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市场要有活力。】

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可以看出，在疫苗注射这一涉及全民基本医疗卫生安全的领域，应当着重凸显其公益性质，而决不能将其视为追逐利润增长的对象。而对疫苗这样的涉及人数众多、影响广泛、同时又要充分凸显其公益性质的行业，只有交给以负责任的、不以追求利润为唯一宗旨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来主导生产，才能够便于政府监督管理，能够明确责任追责到人，才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真正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因此，疫苗生产行业一定要纠正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误导干扰所造成的种种乱象，切切实实回到以社会主义公益化、公有化医疗卫生路线上来，为人民群众基本卫生健康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不仅是理论的论证，更是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的。

对照以往的经验笔者有一种预感，在这次群情激奋的舆情大潮冲击中，一定不乏借机呼吁中国开放疫苗市场、引入外资疫苗企业或进口疫苗的声音。对这种调子，一定要格外提防。远的不说，十年前，正是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有媒体在利益团体支持下，借中国人对食品安全的顾虑，无限夸大中国奶粉产业的问题，调转问责风险，把对按照资本逻辑办事枉顾人民生命健康的企业的监管问题，引导成对整个中国乳制品行业的不信任。通过三鹿奶粉事件大大打击中国的民族复制品产业，造成的结果是外国乳制品行业大举进军中国，外国奶粉占据消费市场主流。在打垮中国的民族奶粉产业的同时，也让全体国民共同承担外国高价奶粉的代价。

我们对新自由主义误导下的私人资本造成的问题疫苗高度重视、非常愤慨，希望政府能有效追责问责。但是，我们也深知，只有切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切实恢复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在基本医疗卫生事业领域及医药行业，让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才能真正积累和研发出核心技术，才能在医疗卫生事业上真正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从体制源头上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尽可能杜绝问题疫苗提供解决之道。

为此，眼下一定要地方新自由主义及其境外资本金主借机调转舆论方向、鼓吹引入外资疫苗企业或者进口国外疫苗的主张。殷鉴不远，决不能让三鹿奶粉后中国民族乳业无辜中枪的悲剧再度上演！

注1：据新浪新闻，澎湃新闻：

http://news.sina.com.cn/c/nd/2018-07-22/doc-ihfqtahi9806358.shtml

注2：据凤凰财经，财经天下周刊：

http://finance.ifeng.com/a/20180719/16396595_0.shtml

注3：据新浪新闻：

http://news.sina.com.cn/c/zj/2018-07-16/doc-ihfkffak7804027.shtml

注4：据凤凰财经，财经天下周刊：

http://finance.ifeng.com/a/20180719/16396595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