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想投票风波，谈通信标准与爱国主义
北山浮生
近日，联想2016年底在5G标准方案的投票问题被翻了出来，又掀起舆论热烈讨论。据说，在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举办的有关5G标准的表决会议上，联想集团针对5G标准的Polar短码方案(由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主导)做出了弃权的投票，即联想带着收购的摩托罗拉一起站队了高通，而没有支持中国企业华为，最终导致华为以微弱劣势输了。
这事发生在一年多以前，为何当时没有引起反响，却在现在引起舆论上的轩然大波呢？
事情其实起因于中兴。中兴事件后，网上一片同仇敌忾之声，为中兴的遭遇鸣不平。然后网上突然盛传，当年在争夺5G编码标准的时候，中兴背后捅了华为一刀，把票投给了高通。有人就此借题发挥，中兴是买办企业，落到今天的下场罪有应得。
但很快网友就发现，这完全就是子虚乌有的谣言。中兴一直鼎力支持华为主导的Polar方案。
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样呢？有网友顺着线索，很快查到3GPP举办的一次有关5G标准的会议记录，却发现中兴支持华为，支持高通的中国企业另有其人。
那就是常被戏称为“美帝良心”的联想。
网上流传的一张图
这个外号，来自于联想长期以来的差别化定价策略。
一般的跨国定价差异，通常是因为出于对本国产业竞争的考虑，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使得进口商品比其在原产国售价更高，降低其竞争力。然而联想并没有什么核心技术，因此美国也不用担心它的竞争力，没有必要对其征收保护性关税。
联想作为外来品牌，在美国的竞争力不大，所以要靠低价高配的策略来提高市场占有率；而在中国，对于大多数不关注计算机配置的人，联想作为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民族企业，品质是有保证的，所以不担心销量，为了利润的最大化，所以价格配置可能就不能如国外那么吸引人了。
所以就出现了一家中国企业，产品在中国卖得更贵的奇葩现象。
当然，联想一直自我标榜为一家“国际化企业”。
说它是美帝良心可能有点过于苛刻，但肯定不是中国良心就对了……
因此，联想背后捅刀的说法，与人们长期以来对联想形成的负面看法颇为符合，于是在中美贸易战引发民族主义感情爆棚的当下，引起了口诛笔伐。
然而，联想集团昨日（11日）发布声明宣称：“在3GPP举办的有关5G标准的表决会议上，联想针对5G标准的Polar方案投票（该方案由中国移动、华为等中国企业主导），包括联想旗下的摩托罗拉移动，所投的都是赞成票。”
华为的官方微博也发表声明，2016年11月3GPP会议上，华为及其他55家公司（包括联想和摩托罗拉移动）基于广泛的性能评估和分析比较，联合提出Polar码作为控制信道的编码机制并获得通过，联想及其旗下摩托罗拉移动针对该方案的投票都是赞成票。至此，5G信道编码技术方案完全确定，其中Polar码作为控制信道的编码方案，LDPC码作为数据信道的编码方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3GPP一共进行了三轮投票。1、长码投票，联想两票给高通。结果高通胜，这两票不影响最终结果。2、短码投票，联想两票弃权，导致华为一票之差输给高通。3、控制码投票，联想两票投华为，最终华为取胜，但是联想的票不影响结果。
因此，网上揭露的内容和联想声明的内容都没问题，但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
联想所谓的投华为，其实是控制码，但是大局已定，不需要联想锦上添花了。网友揭露的是短码方案，联想投了弃权票，导致华为一票之差输给高通。华为则可能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团结联想，因为通信标准的争夺是一个长期的博弈，研发做得好只是一方面，通过合纵连横建立统一战线更加重要。
可能有人不理解，为什么通信标准的投票这么重要，难道不是哪个技术好就用哪个吗？
北山曾经干了十余年通信及互联网行业的专利工作，华为、联想以及其他一些通信企业都曾经是服务过的客户，对通信行业也算是比较了解，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要理解什么叫通信。最广义的解释，对象A和对象B通过某种介质实现信息的传递，都可以称为通信。
在通信过程中，发送方需要将信息用特定的编码方式进行编码，码流在介质中传输后，接收方用相应的解码方式将码流翻译成可以理解的信息。
很显然，双方必须对编解码方式达成一致的共识，才可以实现有效的通信，这个共识就是通信标准，否则就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
两个人交谈就是很典型的通信过程。说话的人必须把想法编码成一串语音，通过发射器（嘴巴）发送出去，经过介质（空气）传递到听话者的接收器（耳朵），听话者在头脑里进行解码，将其翻译成一种语言。很显然，在这种通信方式下，语言就是通信标准。如果语音是通过电话传输的，那么还要叠加电话所使用的通信标准，那可以理解为电话机之间沟通的“语言”。
语言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说。理论上说，最好所有人都使用同一种语言，这样大家都可以无碍交流。
《圣经·创世纪》中说，大洪水之后，上帝以彩虹与地上的人们定下约定，不再用大洪水毁灭大地。但是有人怀疑，万一上帝啥时候发怒了，再来一次大洪水咋办？我们不能把子孙后代寄托在彩虹上啊？于是他们决定造一座通天塔。上帝看到人们这样齐心协力，统一强大，心想：如果人类真的修成宏伟的通天塔，那以后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一定得想办法阻止他们。于是他悄悄地离开天国来到人间，改变并区别开了人类的语言，使他们因为语言不通而分散在各处，那座塔于是半途而废。
巴别塔
与天主教长期作对的共济会，则在其《共济会宪章》中有另一种解释：
世界上第一个吸血鬼该隐的后代尝试窥探神之领域（自然科学），上帝震怒，降下洪水毁灭人类（按照这逻辑，理科生统统都要遭雷劈）。大洪水退去后人类迎来复兴时代，但大多数人类十分愚昧，只有石工（Mason）仍旧掌握着自然科学和几何学的秘密。
根据这些知识，他们知晓了人只不过是神的“不完善的复制品”。石工们发现如果通过自身努力，就可以克服人类自身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缺陷，从而回归神的领域。石工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巴比伦，开始建造一座名为巴别塔（Turris Babel）的通天塔。上帝看到人类如此团结，担心他们会变得无所不能，于是搅乱了他们的语言，石工们变得语言不通而无法合作，荒废了造塔的工程，并散布到世界各地。
共济会宪章
无论是哪种说法，都强调了人类语言相通的重要性。通信标准也是一样，理论上说，最好大家都用同一种通信标准，这样所有的通信网络就可以互联互通，多好！
但是（凡事就怕这个但是），理论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
就像语言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难以统一一样，通信标准就是信息时代通信设备之间通行的“语言”，涉及到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
中国境内之所以沟通无碍，还要归功于两千年前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强力推行“书同文”；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大力提倡普通话。
在世界没有天下大同之前，统一通信标准难上加难。
我们现在所说的通信，通常是指无线通信技术。通信网络是信息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通信标准除了涉及数以万亿的经济利益，其主导权可以看做是通信领域的主权，凡是有追求的大国都对此誓死捍卫，不容有失。
早在2g时代，就有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采用时分多址技术）和CDMA（码分多址）两套标准，分别被欧洲和美国主导。另外日本还有一个PDC标准，仅在日本使用，中国当时仅是旁观者。
到了3g时代，日本被踢出局，中国加入进来，呈现CDMA2000，WCDMA和TD-SCDMA三足鼎立之势。
在提出TD-SCDMA标准时，中国的决策层内部争论得非常厉害，90%都持怀疑态度。怀疑者通常的观点是，国际标准从来都是外国人的天下，搞移动通信标准，成本非常高，难度非常大，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先例，能否玩得起这个游戏？
在当时，这种质疑的声音非常强大，也非常有道理，似乎难以反驳。
时任邮电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顶住巨大压力，最终拍板：“中国发展移动通信事业不能永远靠国外的技术，总得有个第一次。第一次可能不会成功，但会留下宝贵的经验。我支持他们把TD-SCDMA提到国际上去。如果真失败了，我们也看作是一次胜利，一次中国人敢于创新的尝试，也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宋直元
就这样，中国开始了制定自主通信标准勇敢的尝试。
这三种标准中，欧洲主导的WCDMA占据优势。美国不甘心劣势，又弄了一个WiMax标准出来。WCDMA最成熟，而WiMax技术效果更好，但遭到了欧洲厂商的一致抵制，没有推广开。
WCDMA优势太大，劣势的美国联吴抗魏，拉拢中国一起对抗欧洲。中国说我也有自己的标准，美国想，总比中国倒向欧洲强啊，就支持中国提出了TD-SCDMA，成为3g三大标准之一。
美欧都觊觎中国的市场，以当时中国的情况，根本没有底气拒绝，于是强行让底子最好的中国移动上马中国标准，WCDMA和CDMA2000分别分配给联通和电信。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成为三种通信标准缠斗的战场。
联合国筹备过程中，原本只有美苏英三个常任理事国，这是雅尔塔会议的格局。美国坚持把中国加入作为常任理事国。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蒋介石说了算，那么中国这一票永远都会支持美国。苏联为了对抗美国的优势，提议把法国也加入进来。英国对此表示抗议，但是无效。
中国参与3g标准与中国入常一样，本质上都是大国博弈的棋子。相同的是，中国不满足永远作为棋子，而是谋求棋手的地位。
诚然，在技术上，TD-SCDMA不如WCDMA和CDMA2000成熟，在产业化方面也不算特别成功，在用户体验方面更是差强人意，但毕竟没有本质差距。中移动等一批通信企业以失去部分用户和移动3G用户上网体验差一些为代价，壮大了我国通信产业，为中国参与国际通信标准制定跨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欧洲从2g的GSM转移到3g的WCDMA，实际上是技术难题暂时难以攻克，放弃了原先的时分多址，转移到码分多址路线。
由于欧洲通信技术积累十分深厚，WCDMA在3g时代仍然占据主流，但是却无法绕开美国高通公司在CDMA技术上积累的大量专利（回忆一下，2g时代美国坚持CDMA，从而确立了技术优势），因此无论是WCDMA还是CDMA2000，通信设备都必须缴纳数额不菲专利授权费用（俗称“高通税”）。而中国的TD-SCDMA却无需缴纳高通税，因此当时移动的手机相对来说都便宜一些。
高通的霸王行为引起了中欧通信厂商的众怒，导致在4g通信标准制定中，中欧厂商的指导思想就是去高通化，时分技术又成为主流，使高通在4g时代跌下神坛，中欧通信厂商联手上位。
发改委之所以“敢于”对高通提起反垄断，底牌之一也是中国通信产业已经从3g时代的参与者，成为4g时代的规则制定者，而高通在4g时代却早已不复在3g时代的辉煌。
在产业实力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之时，在技术实力上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旧时代的不平等协议理所当然地应当被抛弃，行政力量的“干预”仅仅是加速这一过程，并为通信终端厂商与高通达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新协议保驾护航。
这与国家综合实力发生变化，必然发生霸权交替一样，通信领域与国际政治一样，一切以实力说话。
在从3g到4g演进的过程中，华为、华三（原来是华为和3com合资，如今是惠普旗下的公司）、中兴、大唐（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TD-SCDMA的提出者）、鼎桥（华为与西门子合资）、普天（前身为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和大唐一样是央企）以及北邮都投入了大量研发工作，当然投入精力最多，做得最好的是华为。
除了华为比较有决心有追求，也确实是因为华为很早就卷入与跨国公司的专利诉讼，认识到掌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本人曾处理过大量华为的通信专利，从早期稍微优化一下信令流程，改个码字，到后来不断涌现基础标准专利，华为的进步有目共睹。
因此到了4g时代，中国厂商从不起眼的跟班，一跃变成了制定标准的主要参与者，虽然仍然是实力较弱的一方。
至于联想，在倪光南院士任联想总工程师时，联想也是技术流。不过，随着倪光南和柳传志技工贸、贸工技之争，在倪光南的出走后联想走上了贸工技之路。此后，联想的专利主要就是电源优化、主板设计，机箱外形什么的。
倪光南
以上提到的公司，除了中兴我没有直接接触之外，其他的公司（包括联想）都打过交道，可以说亲历了我国通信行业从弱到强的过程。
有人说，选择哪一个通信标准，完全是厂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作出的选择，无需牵扯爱国的问题。
诚然，公司的基本追求是盈利，商场如战场，同一个国家的厂家也经常打得你死我活，比如华为和中兴之间互掐得就挺狠。
但是，企业同样是讲政治的，特别是通信行业这种关系到国家根本命脉的行业，政治性尤其鲜明。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统一规划，3g标准哪来中国的一杯羹？如果没有前瞻性的产业布局，靠单一企业单打独斗，取得今天的成绩无疑是痴人说梦。
我国将5g列入《中国制造2025》和“十三五”规划，并专门成立IMT2020（5g）推进组；三大运营商5G试点布局全球领先，华为、中兴等通信主设备商5g端到端解决方案具有很高的成熟度；5g射频前端塑料天线振子、线路板（PCB）、高频覆铜板（CCL）、陶瓷介质滤波器、5g终端芯片、5g高速光模块等已掌握核心技术，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准备度高。
到了5g时代，欧洲基本也就是旁观者了，就剩下中美博弈。
恐怕也正是因为中国在5g技术上具有较大优势，使得美国产生了恐惧，悍然发动贸易战，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全方位打压。
通信领域的博弈过程，与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演进过程也是类似的。最初是G7主导，其实就是美欧再加一个日本。后来中国加入进来拉了几个金砖国家，成为G20。再后来就是中美欧三家博弈，其他国家边上等着出结果。到现在，基本就是中美两家谈。谈好了，其他国家只有接受这一个选项。
欧美口头上自由市场挂在嘴边，但实际上一直有《瓦格纳协定》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前述通信标准的博弈过程，与中美欧之间的外交博弈也差不了多少了，甚至可以说两者几乎是同步的。
华为想进入美国市场，尝试多年都不行，这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美国总统一声令下，美国各公司整齐划一地对中兴进行封锁，这时候就不说政府干预市场了？
所以说，中国有些人不是被忽悠傻了就别有用心，这世界上哪有纯粹的自由市场？美国处心积虑地防着中国崛起，打压中国的技术进步，中国的厂商就应该团结一心，结成统一战线，国家利益应当高于企业利益。
当年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共在日寇面前，还知道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呢！如今连这点觉悟都没有？
国际政治中美之间的国家博弈，通信行业就是最前沿的战场。
说完通信标准，我们再说说联想。联想创立的很早，曾经是中国民族高科技企业的象征。然而创立得早，是优势也是劣势。
在谈到大航海时代国家崛起的规律时，北山曾说过，葡萄牙西班牙是第一批，靠挖矿崛起，相当于煤老板，荷兰是第二批，靠倒卖商品崛起，相当于国际倒爷；英国是第三批，容易赚的快钱都被别人赚完了，只好下苦功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造别人都没有的新产品，相当于华为这样的制造业公司。
联想由于起步得早，基本就是走向了荷兰式的倒爷路线。
在九十年代，中国基本没有什么高科技企业，联想把国外生产的各种计算机零部件组装起来卖到国内，就可以发大财，还何必废那么大力气自主研发呢？于是联想赶走了倪光南，靠扩大规模倒卖，躺着挣钱。
这完全是被眼前的短期利益蒙蔽，愚蠢地倒退！
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最后一次发奋图强，实行清末新政，在北京前门兴建了“京师劝工陈列所”，作为官办的工艺局产品展销场，承担民族工商业的展示功能，其含义“劝人勉力、振兴实业、提倡国货。”
前门劝业场
在内忧外患的岁月里，“劝业”二字寄托了一个时代实业图强的希望。它第一次给老百姓树立了“国货”的概念，从北京劝业场当年的盛景中，可以看出当年人们对于中国制造的殷切希望。此后，天津、成都、武汉相继兴建了名为劝业场的商场，都是以鼓励国货为意。
天津劝业场
1933年，北平国货陈列馆宣传《中国国货暂定标准》，曾将国货分为七等，第一等是 “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本国原料、国人工作”，而其中第六等为：“国人股本、借用外款、国人经营、大部分外国原料、外国技师”。从中可以看出政府鼓励民族资本发展，鼓励工业生产，但并不排斥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
当时，“国货”的概念已包括“鼓励发明、提倡专利技术”内涵，并具有“中外合资”理念。不少民族产业纷纷打出了“自信中国造”的旗帜，很多人更是直接放言：“买的不是国货，而是对于中国制造的信心。”
百年之前的中国民族企业家，都知道中国弱就弱在技不如人。无数人抱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前赴后继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在此基础上消化创新，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比如说，我国近代的化学家侯德榜先生与范旭东先生，带领永利公司，在制碱技术和市场被外国公司严密垄断下，进行一系列艰苦的技术攻关，终于在1926年生产出质量更好的国产纯碱。在此基础上，侯德榜又经过长时间艰苦研发，在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开发出可以同时生产纯碱和氯化铵的联合制碱法，开创了世界制碱工业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侯德榜又研发出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化肥生产技术，为中国解决粮食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
范旭东和侯德榜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师，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至于当时流行的在国外镀金，搬运国外政经法哲概念回国卖弄，名为“大师”实为“文化买办”的一批沽名钓誉者，就只能是呵呵了。
联想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成长起来的大企业，利用先发优势赚得盆满钵满，本来拥有巨大的优势和便利条件，能够成长为中国ICT行业的领军者，标准制定者，却被唾手可得的利润迷住了双眼，满足于做一个倒爷。
说白了，联想就是利用国内和国外的技术差距，躺着赚钱。
中国人前赴后继，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奋斗一百余年，不就是为了民族复兴，国家崛起吗？连顽固的慈禧太后最后都知道，国家振兴离不开自主研发。在如今中国崛起到紧要关头，联想却在关键时刻不向着自己人，胳膊肘往外拐，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
说得不好听一点，这与一百年那些在中国卖洋货的买办们，成为列强欺压中国的帮凶的那批人，有什么本质区别？
近代买办群体
好在列强还是那些列强，中国却已经不是中国了！
随着中国一批坚持自主研发的企业纷纷崛起，国内国外的技术差距迅速缩小，买办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不思进取的联想节节败退，市值不断缩水，甚至刚刚被香港恒生指数中移除。
倪柳二人的路线之争，实际上已经决定了联想今天的命运。
联想的决策者们，应该去前门的劝业场门前，站在那里好好反思，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说不定还可以抢救一下。
否则，那句广告词中“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就成了一句大笑话。
我看失去了以后，中国将会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