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今腐败现象实质、根源及克服途径

郝贵生

中国当代社会腐败现象极其严重。反腐败也确实是我们党当前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将在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一个重点就是反腐败问题。但中国当今腐败问题的实质、根源等问题人们的认识是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文章主题是说明济南中院此次审判薄熙来案全过程体现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文章结尾谈到中国当代腐败的实质、根源和克服途径问题。文章说：“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反腐败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用制度约束权力，使权力正确规范地行使；在法治框架下查处腐败，使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这是我们党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根本方向。”“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我们就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就能从源头上、根本上遏制特权思想、预防权力腐败、维护法律尊严。”应该说，这种观点代表了官方和相当多的学者的见解,其带有极大的片面性。笔者这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中国当代的腐败现象，且同各位网友切磋，也望批评指正！

中国当今腐败现象的实质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本质是现象的根据，本质决定现象，本质总是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自己的存在；现象从特定的方面表现事物的本质，其存在和变化，归根结底依赖于本质。认识事物，不仅认识事物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是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不可能真正找到产生现象的社会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承认中国当前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这几乎是中国当前各个阶层的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的客观事实。但中国腐败现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认识并不完全相同 。一些人谈论腐败问题，只是就腐败现象谈腐败，甚至把腐败现象与腐败人物割裂开来。还有些人把中国当前的腐败现象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腐败现象等同起来，认为社会腐败现象是人类社会生活和世界各国共同存在的问题，有共同的根源和共同的根治方法。一些人发表文章，希望把西方某些国家、新加坡、香港等地区的反腐经验、制度、方法简单照搬过来。笔者反对上述认识和方法。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强调要认识腐败的实质是对的，但认为腐败的实质就是“权力的滥用”是错误的。一是“权力的滥用”仍然是现象，而不是本质。二是这种认识是延续西方学者以普适价值理论对腐败现象的解释，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认为，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是社会生活中永恒对立的范畴。不仅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上述对立，剥削阶级国家中也存在上述对立。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实质是社会生活中一切错误、丑恶、邪恶现象发展的顶峰。中国当前腐败现象也是中国当前社会丑恶、邪恶现象发展的顶峰和极端表现，其对社会的腐蚀和破坏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唯物史观还认为，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对立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表现是不完全相同的。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确也存在腐败现象。它们与中国当前的腐败现象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本质是不相同的。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国家的性质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整个统治阶级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但剥削阶级成员相互之间也必须有他们共同遵守的权力运行规则。他们腐败现象的重要表现也确实是“权力的滥用”，但这种“权力滥用”的实质是腐败分子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运行规则的破坏，是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相互对立。这些国家反腐败的实质也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成员维护还是破坏他们自身权力运行规则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也是利益的斗争，也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有时也是很激烈的，但归根结底还都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之争，是统治阶级在占有劳动阶级根本利益基础上内部不同瓜分方式的斗争。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国家的性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握有权力的各级领导者本身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他们同人民群众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对立和利益冲突。社会腐败现象也确实主要表现为“权力的滥用”，但这种“权力滥用”是对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权力的滥用，是握有权力的领导者利用“权力的滥用”非法、非正当手段占有国家和人民群众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一致的关系已经发展为根本对立的关系。占有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实质是占有他人的劳动。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但阶级斗争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思想范畴。阶级斗争的实质是不同集团的利益的根本对立。列宁在谈到阶级的实质时就说，阶级就是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中国当前腐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权力滥用”实现权钱交易，就是一部分人通过权力非法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是腐败分子同劳动群众之间的利益的根本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前的腐败现象本质就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压迫，是坑害、损害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甚至生命的行为，是阶级对立的关系，也是当前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腐败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也已经彻头彻尾地剥削阶级化了。从报刊已经揭露和判处徒刑的腐败者背后大都有一个或几个亿万元富翁，反过来这些年迅速暴富的亿万富翁背后也都有一个或几个权力靠山。前几年媒体报道，中国目前已有亿万元户的富翁达到5.5万个。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中国至少也有5.5万个相当级别的权力者已经走上腐败之路。这种如此规模的集团腐败与人民之间的利益对立难道不是阶级之间的对立吗。许多部门腐败现象前赴后继的出现，本身就表明人民的部分政权性质已经变质变色，已经从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权力部分变为剥削阶级的国家权力。同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腐败斗争也绝不是单纯的同个别腐败分子的斗争，而是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同剥削阶级的斗争。

党内腐败现象的日趋严重化已经越来越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极大愤慨。现实生活中总是有正义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揭发检举他们的腐败行为。但总是遭到权力者的压制、打击报复。有的举报者历经8年磨难，被开除党籍，并劳教两年，其亲属20多人不同程度受到牵连。有的以莫须有罪名遭拘留，甚至遭到被举报者刺杀8刀，造成重伤，其妻也被刺身亡。有的被开除公职、劳教多年、妻离子散。2004年由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二人合写的反映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大量揭露农民因揭发村、乡、干部违法、贪污而上访遭到严重打击报复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这些现实生活中触目惊心的客观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其阶级斗争的客观性、尖锐性和激烈性吗？难道不是说明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颜色和性质已经发生部分量变和局部质变吗？

中国当今腐败现象的深层次根源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把腐败的实质归结为“权力的滥用”，导致作者把腐败的根源简单归结为只是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固然这是腐败的根源，但只是根源之一，不是唯一根源，也不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中国当前腐败现象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是国际国内，是经济、政治、文化多个领域中的社会问题的综合产物。

一、经济根源：

改革初期的指导思想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状况出发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调整。但几十年的改革特别是近些年的改革实践却把改革的主要内容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改制。所谓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十六字方针实质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简单化为一个字：卖。而正是在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购买国有企业的一些私有者利用各种手段对权力者行贿，导致权力者把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以低价或超低价卖给私人。媒体上披露这种转制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官员腐败的现象还少吗？大量私营企业出现之后的经济行为也绝对不能离开国家权力，由此继续导致私营企业主对权力者大量的行贿行为。改革开放后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市场经济无可非议。但却用市场经济彻底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竭力吹嘘、夸大、神化市场经济体制，主要甚至完全把资源配置推到市场去，特别是把土地、矿产、交通等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资源都推到市场方面，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权力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主导作用，否定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计划性质。按照唯物史观，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活动。市场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权力。市场主体完全依靠纯粹的市场行为从事经济的活动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必然寻找权力靠山。特别是那些迅速暴富的房地产商哪一个没有权力做靠山呢？几乎所有的房地产商都是通过行贿手段，贿赂政府和银行官员，获得低价土地或大量贷款，把土地再抵押给银行，用贷款再贿赂权力者继续购买低价土地，继续抵押银行、继续贷款、继续购买低价土地……，循环往复。哪一个环节离开权力者，都无法进行。由此必然产生腐败。

二、思想文化根源：

1、自觉不自觉地把“人本性自私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改革初期，强调把劳动者的贡献与个人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是正确的。但在改革实践中，却把个人利益抬高到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之上，程度不同地甚至完全否定“为人民服务”思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经过一些所谓的经济学专家和社会精英的竭力鼓噪，直接或变相地把“人本质自私”观念作为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由此导致整个社会自私自利的观念以及其拜金主义思潮猖狂泛滥，且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中。近些年来揭露出的贪污受贿腐败现象正是这种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发展的典型表现。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目的也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国企领导人的一切行为也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企业职工服务。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导致国企的生产目同私营企业一样，也是最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国企领导人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他们同外部交往时，也搞权钱交易，在企业内部，最大限度地拉大与普通职工的分配差距。这种经验管理模式实际是私营企业的管理模式。国企管理者已经不是在代表人民管理企业，而是变相把国有企业变为自己的私人企业，管理者已经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管理人民的企业，而是在“人本性自私论”的严重影响下，彻底蜕化变质。

2、以“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

“权力至上”的封建文化观念影响根深蒂固，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对各级官员的影响极其巨大。现实生活中严重的“官本位”意识就是封建文化的遗毒。“官本位”意识在政治上就是要求自己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在经济上就是按“权力”进行分配，在对群众和属下的要求上就是绝对顺从和服从自己，如果违背和反抗自己的意志，就竭力压制、打击、报复、镇压。正是在这种极其严重的“官本位”意识支配下，一些腐败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为自己谋取各种私利，并利用国家专政工具—公检法系统随意给敢于揭露和批判他们的人民群众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疯狂压制、打击、报复。如作为掌握国家检察权力的天津市原检察长李宝金办案的原则不是谁有罪就办谁，而是谁为他办事，他就不办谁，有罪也不办；谁不为他办事，就办谁，无罪也要查出个有罪来。

3、扭曲颠倒的是非美丑观念及其形成的社会大环境

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社会风气的好坏，而社会风气实际就是社会正气和邪气何者占据上风。不能不正视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多的部门、单位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说实话、干实事、兢兢业业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表里如一、诚恳待人、有主见、有独立见解成为人们讥讽的“傻帽”，而弄虚作假、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善于钻营、欺上瞒下、随波逐流成为屡受表彰和奖励的会处事的“能人”。由此导致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羞耻感。被判处死刑的河北第一贪原河北省委秘书李真在谈到自己走上腐败之路的重要原因就是官场上“笑廉不笑贪”的环境氛围。其实岂止是官场，整个社会包括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是非美丑观念程度不同地甚至完全颠倒扭曲。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腐败者正是从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颠倒，开始从一次小的不起眼的腐败行为，发展为多次的越来越大的腐败行为。

4、歪曲和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唯物辩证法认为，绝对的斗争性和相对的同一性相结合推动事物的发展。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矛盾的斗争性推动矛盾同一性的发展和改变。列宁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毛泽东也是在强调斗争性和同一性共同作用的同时，也多次更强调矛盾斗争性的作用。所以他说过，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否定，那么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斗争哲学”思想也遭到了彻底否定。其结果就是人们不敢对周围社会生活的各种错误思想、思潮、行为做积极的斗争。不对错误思想和丑恶现象做斗争，并不等于错误也不同正确思想做斗争。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丑恶、错误思潮、现象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各种正确思想和正义行为的斗争。握有权力和拥有金钱地位的腐败人物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小人物和正义力量的斗争。剥削、压迫、打击报复本身就是斗争。那些否定“斗争哲学”和阶级斗争理论的人反对的是人民对他们的斗争，而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对人民的斗争。腐败现象的出现和严重化实际是社会生活中丑恶、错误观念、思潮发展的极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邪气战胜正义的结果。

5、封建和资本主义文化造就的奴性、虚伪性、内耗性等扭曲、片面、单向度的人格标准

文化的实质就是化人，就是塑造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做人的标准。以“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所塑造的人的人格标准就是拜倒在权力脚下的“对下是主子，对上是奴才”的主奴性的人格。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文化，其所塑造的人格标准就是拜倒在金钱面前的奴性的人。这两种文化虽然有区别，但它们都是私有制社会中占有私有财产的剥削阶级的文化，其共同核心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本性自私论的思想。我们国家封建文化根深蒂固，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 “金钱至上”为核心的腐朽内容又大肆泛滥，这两种文化相互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最腐朽的思想文化内容和现有特点，由此衍生出中国当代极其扭曲片面的人格标准。其主要特点就是做人方面的拜倒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的奴性意识、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性意识和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内耗性意识。当代中国所有腐败人物的人格特征都没有逃脱上述范围。这种文化及其构成的人格特征就是中国当代腐败现象的社会基础。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在职时曾写给上大学的儿子的一封信，畅述做官心得，总结为官原则。他说，一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二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三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四是做官的目的就是利益，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五是学会处关系，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六是要鼠目寸光，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七是要相信拍马屁是一种高级艺术。八是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这封信是徐其耀内心的自白，实际上也是一切贪官腐败分子内心扭曲的世界观和人格特征的典型缩影。

6、追逐扭曲的物质享受观和腐朽的生活方式

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共产党人也绝不例外。但共产党人追求的首先是大多数人的物质幸福，同时也追求精神幸福。而且追求物质生活享受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大多数人的物质消费水平和社会的法制、道德观念。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受剥削阶级享受观的严重影响，中国当今社会出现了严重扭曲的物质享受观。他们认为，物质享受越高档越好，房子越大越好，汽车越高级越好，婚丧嫁娶规模越大越排场越好，筵席花钱越多越好，性生活越放肆越好……。一些人挥金如土、一掷千金，其挥霍程度甚至超过历代封建统治者和现代资产阶级。中国当今腐败特别是官员腐败恰恰就是这种扭曲的物质享受观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发展导致的结果。

三、政治根源

1、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腐败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丑恶、邪恶现象，一般来说几乎都与权力者有直接的联系，由此导致其势力和能量是相当大的。因此要最终战胜腐败现象，必须有一支超过腐败势力、腐败力量的极其巨大的正义的力量压倒邪恶力量。而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社会腐败现象的最大受害者，他们最痛恨腐败，他们是反腐败的最大的主力军、生力军。按照群众史观理论分析，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那么这种正义的反腐败的力量的最终源泉就在人民群众之中。毛泽东1945年同黄炎培关于走出历代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的周期律问题时的一段谈话中说：“我们己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现实生活中，党章和宪法赋予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各种权利始终没有完全得到落实和保障。当他们真正行使这种权利时，轻则置之不理，重则打击报复。由此导致那些违法乱纪的领导干部和腐败分子根本不怕群众。邪恶压倒了正义，怎么能够反腐败呢？

2、丧失领导行为中的杨善抑恶和组织功能

人类领导行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职能和任务就是杨善抑恶，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不能不正视的是，现实生活中相当多数的领导者早就把这一功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借口发展经济、借口稳定，借口本单位的名声或其它理由，对整个社会、对本单位、本部门的错误、丑恶、不道德现象睁一眼、闭一眼，甚至迁就、纵容。反过来压制、打击正义、善良现象。而且在相当一些部门、单位、组织的丑恶、错误、不道德现象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那个单位、组织的主要领导甚至是一把手。也有一些领导本身较为正派，但他们自己不敢对周围的错误、邪恶现象批判斗争，更不敢支持和组织本组织、本单位的正义力量对错误、邪恶现象做斗争。同时导致群众中的个别的正义力量总是受到压制、打击、迫害，形不成更大的压倒邪恶和腐败势力的合力，进而导致更多的群众对周围的腐败现象敢怒而不敢言。这种放弃领导行为中的杨善抑恶和组织职能也是导致中国腐败愈演愈烈的政治根源。

3、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体制还不完善

目前笔者所看到的相当多的学者都把权力看作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制性支配力量、关系、能力。这种把人类权力关系单纯看作人与人的单向关系是错误的。权力是人们在相互作用的群体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强制与非强制力统一的支配力量、能力、关系。权力的本质是双向关系，表面上是少数人起决定作用，最终是大多数人起决定作用。阶级社会中的权力现象是人类权力的异化。社会主义权力的本质是建立以人民群众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体制。目前这种体制还不完善，这也是当代中国腐败产生的重要根源。

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从来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是中国腐败现象越发严重的国际根源。

上述各种根源和原因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每一个具体的腐败人物和腐败现象固然有其不同的特殊原因，但也有许多共同的原因，总体上绝对没有离开上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种种问题。没有这种深层次的、全方位的揭示，就不可能真正找到解决和克服中国当今腐败现象的根本途径和方法。人民日报评论员把当代中国腐败根源简单归结为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错误的。固然中国目前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有不完善的地方，但中国目前也有相当多的监督和制约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监督者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彻底变了，导致有法不依，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现象。

反腐败的指导思想、根本途径和方法

由于人民日报评论员把腐败的根源单纯归结为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因此直接的推论就是依靠制度约束权力、依靠法治反对腐败，片面夸大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笔者认为，中国近些年的反腐实践已经证明单纯依靠“法治”是反不了腐败的。真正的反腐败必须多方面入手，包括法治建设。

一、必须强化中国当代反腐败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和国家宪法都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因此分析认识和解决中国任何社会问题都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和解决之。特别是反腐败这一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必须正视的是，一些人总是用被马克思主义早已批判过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论、自由化理论、普适价值说明解释中国的腐败问题。其结果就是越反越严重，恶性循环。这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不可能找到中国当今反腐败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二、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改革是绝对必要的，可以允许部分私营企业存在。但大前提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否则，反腐败就完全是一句空话，反腐败口号喊的再震天响，也无济于事。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闭幕的两会上提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五个不搞”，最后一个不搞就是“不搞私有化”。笔者非常赞同这一观点，这也是中国反腐败的最主要的前提之一。

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工具职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职能

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两点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同理，国家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政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一个非常突出的任务和职能就是发展生产力，但从来没有把它与政党和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的职能绝对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政权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防止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复辟。大家所熟悉的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特别提醒全党，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仍然存在。大量客观事实特别是毛泽东去世后，原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巨变，以及中国30多年来前赴后继的贪官污吏出现的客观事实，证明了毛泽东预言的英明和伟大。然而改革开放后，一再把党对经济工作的重视与抓阶级斗争绝对对立起来，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的任务和职能。腐败产生的政治根源之一就是放弃了领导行为的杨善抑恶及其组织功能，实际上就是党和国家权力不同程度地放弃了阶级斗争的职能，没有从是坚持还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是防止还是任其资本主义复辟这些最根本的问题高度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阶级斗争性质。因此，坚持反腐败斗争，必须重申和坚持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职能。

四、必须深化和强化以具体落实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利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

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政治根源就是没有形成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发挥人民群众反腐败的政治制度。那么如何把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这种正义力量挖掘出来，发挥出来，组织起来。毛泽东1945年对黄炎培的谈话的内容就具体指出了这一根本途径和方法。这就是真正落实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但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是，理论和宪法上承认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一回事，现实生活中能否做到又是一回事，二者有一致性的一面，也有不一致的一面。现实生活中打击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人的现象比比皆是，党章和宪法规定了普通党员和普通群众许多基本权利，然而却具体落实不了。当前从中央文件以及一些学者探讨反腐败的途径中都特别强调完善监督机制。这句话是对的。但完善监督机制除平行机构和上级机构的监督外，最主要的监督就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也就是人民群众对各级官员的监督、批评、建议等各种权利。只有把这种监督具体落实为人民群众的各种具体权利以及行使这些权利的具体途径、手段、方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善监督机制。而目前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不敢把人民群众的具体权利予以具体的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思想就是如何把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人的权利最大限度地落实到实处。这是中国当前反腐败的最根本的途径和方法。

五、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深入批判形形色色的以“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以“金钱至上”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

1、要批判和揭露以“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文化。

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的封建文化影响根深蒂固，渗透我们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是当今腐败现象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之一。正是意识到封建文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严重腐蚀和冲击作用，许多学者强烈要求把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带到21世纪。当然这种批判一不是全盘否定，而是用科学的辩证的方法对待封建文化；二不是用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封建文化，而是用社会主义文化批判封建主义。近几年党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权力至上”的封建文化，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才有可能铲除中国当代腐败的思想根源。

2、要批判和揭露以“金钱至上”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

我们党建国后，特别强调对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及计划经济的体制等其它原因，从整体上说，“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文化影响远远不如封建文化对社会主义的腐蚀和消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优秀成果我们没有真正继承多少，反而把资本主义腐朽糟粕性的内容拿来了，尤其把资本主义文化“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的内容简单照搬过来。新华社2010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人“拜金主义”思潮已占世界第一位。这种对金钱的追求和贪婪就是资产阶级的本性，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理想、信念根本对立，格格不入。腐败分子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就是陷入到这种资本主义文化核心的“金钱至上”的泥沼中去。因此，必须对这种“金钱至上”及其变种的资本主义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金钱，这也是根治中国当代腐败现象的重要途径之一。

六、必须努力塑造一大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新人

建国前夕，面临着党的新的社会环境和历史任务，毛泽东预见到党内一些干部可能会走李自成的道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教导共产党人不要忘记不拿枪的敌人还存在，还会存在“糖衣炮弹”，强调“两个务必”。今年7月11日，习近平同志参观西柏坡后又谈起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他说，“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建国后，毛泽东在多次会议和讲话中都强调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改造，特别是60年代在总结和汲取原苏联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经验教训后，提出和详细阐发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基本条件。毛泽东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本质上不是整人的运动，而是教育人、挽救人、发展人的运动。正是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及其行为使我们党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新人。它不仅是我们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根本保障，也是最大限度地防止领导干部蜕化变质、走上腐败之路的根本途径。但是不能不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党不管党，党的几乎全部工作都放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由此导致干部队伍中各种错误思潮严重泛滥。虽然上世纪90年代在党内开展了“三讲”活动。十六大、十七大以后，又开展了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但这些教育活动效果甚微，基本上没有起到教育干部和遏制腐败现象的作用。那些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也存在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量变过程中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而为什么人的问题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尽管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是少数，但头脑中不同程度存在剥削阶级世界观的干部绝不是少数。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观改造”这一毛泽东时代教育人的主要词汇基本上从党的文件、从报纸上消失了。不讲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不承认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对干部队伍的严重影响，不强调干部和党员自觉改造世界观，自觉清除自身头脑中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只是抽象地空洞谈论所谓“廉政教育”。这种教育活动能够起到反腐败的作用吗？同时对干部和党员的思想理论教育、廉政教育必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学习结合起来。我们当前的思想教育活动，根本不提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这样就丢掉了社会主义的之本、之魂，怎么能够起到对干部和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呢？因此，笔者主张加大党内的思想理论教育。但这种教育必须努力克服上述存在的种种问题，才能真正起到对干部和党员的教育作用，也才能起到反腐败的作用。

以上阐述的反腐败的指导思想、途径和方法等六个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相互连接、相辅相成的。离开了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使反腐败走过场。同时需要指出，反腐败斗争绝对不是简单地把几个腐败分子绳之以法，而是在经济、思想、政治领域里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中国当代存在的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一场极其尖锐、激烈、复杂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将是长期的、曲折的。任何企图依靠几个制度的建立、几次思想教育活动、抓获几个大老虎就可以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的想法是错误的。它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依靠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依靠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职能、依靠人民群众基本权利的具体落实，依靠对剥削阶级观念的持久的批判斗争，依靠经常的反复的思想教育活动，才能最终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实质也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之时。任何对反腐败斗争的丝毫放松，都会给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