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的建立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基石
——基于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地位的分析
郑有贵
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地位的评价，不同时期基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尤其是不同的立场，因而有不同的观点。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长达六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及建立起来的公有制，是划时代的伟大变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探索完善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完善、国家发展优势形成进而取得发展奇迹的基石。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公有制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我们可以通过吸取建立公有制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历史经验教训，增强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自觉，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破解少数国有企业由于所处行业产能过剩遇到的暂时困难，而不是接受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私有化主张，这就是深化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地位认识的现实意义所在。
一、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之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探索完善的过程
现今，中国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还是公有制实现形式，都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有所不同。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实行几乎清一色的公有制，其实现形式在城市为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在农村为集体性质的人民公社，且都是政企合一。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并实行政企分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改革初期不少人的认知。时至今日，一些人以改革所致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变化，对社会主义改造加以置疑甚至否定。对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地位的评价，不能绕开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变化这一重大因素。
首先，需要客观分析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变化的实质。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还是公有制实现形式，都有所变化，但在保障公有制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实质上却是更加坚定的坚持。在中共十五大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在事关国家战略上，国家在公有制经济上保持了一定的影响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这与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等四大领域有所拓展，不仅强调了国有资本要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还强调了国有资本投向重点也包括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也就明确表明了国有资本不能完全从竞争性领域退出。
其次，需要分析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为什么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制结构之变，既有基于理论发展而完善政策的主动之变和不平等社会负担政策下的分化之变，也有一些工作疏漏导致公有制企业资产流失之变。
完善政策的主动之变，就是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较低的要求，并基于长期实践而在理论上的发展创新，将消灭私有制和追求清一色公有制的政策，改变为宜公则公、宜私则私。这种主动之变，发生于改革开放时期，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陈云等即初步认识到这种政策完善的必要性。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针对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低和产业间、城乡间存在差异的问题，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构想，其中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对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上的较大差距，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引进外资兴办合资企业，直至允许兴办外资企业；在知识青年返城的较大就业压力下，国家在政策上允许发展个体经营和私营企业。基于中共十三大作出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论断，并经实践和理论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不平等社会负担政策的分化之变，即在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社会负担不平等的政策下，加之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还只是初步展开，其机制不如非公有制企业灵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有制企业经营状况不及非公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受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的路径依赖，存在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如企业制度改革前机制不活，干部铁交椅和职工铁饭碗、铁工资。在短缺经济下，公有制企业因产销两旺、效益高、职工奖金福利高而踌躇满志，没有解决这些潜存问题的紧迫感。导致20世纪90年代公有制企业优势受损的重要原因是办社会负担重，而非公有制企业又不承担办社会责任，如此不平等的社会负担政策，使两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没有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市场取向改革进程中，公有制企业经营机制不活的问题逐渐显现，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买方市场的形成，产业和产品结构性问题突出，在生产经营上船大掉头难，特别是受办社会负担重的拖累，生产经营不景气，发展陷入困境，鉴此，有的改为非公有制企业。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甩“包袱”，不仅把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改为非公有制企业，还靓女先嫁，把效益尚可的国有企业先改为非公有制企业。更有甚者，一些人乘国有企业暂时困境之机，把国有企业资产通过低价折股、低价出售给个人或非公有制企业，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所幸的是，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惩治腐败，政府完善资产管理制度，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得到一定扼制），由此，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也随之扩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国家逐步剥离续存国有企业办社会的职能（政府由于财力不足，接纳公有制企业办社会的能力有限，公有制企业办社会的负担至今没有完全解决），使国有企业轻装上阵。换言之，公有制企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没有及时剥离办社会的沉重负担，是所有制结构快速变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现阶段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由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二是政府与公有制企业的关系，由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直接管理国有企业，改成国有企业是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国营企业改称国有企业，政府以管理资本为主，国有资本可实行授权经营和逐步证券化。三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相互封闭和非此即彼，而是可以通过相互参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各种所有制资本能够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进而也成为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这些变化，都没有改变公有制的性质，而是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公有制的主导作用。
公有制实现形式由单一化发展为多种形式之变，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理论的发展创新，如将产权细分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如此，公有资产可直接经营，也可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委托经营、入股经营等。二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加之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不仅有公有制企业，还有非公有制企业，如此，要求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一样，必须与市场经济相融，成为能够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合作。三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资产资本化、证券化，由此也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
从上述可知，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有所变和有所不变。从不变与变的性质和历史逻辑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和更好发挥公有制企业的主导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及之后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之变，是历史前进中的否定之否定，不能以此变化和今天的现实成功作为评价历史的唯一依据，不能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之后的情况变化，不能不顾坚持不变和变的性质，而对社会主义改造加以否定。
二、公有制的建立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是国家发展优势形成进而取得发展奇迹的基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是在公有制经济比例缩小和非公有制经济实现较大发展的情况下取得的。一些人基于这样的事实做出判断，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取得，是因为实施了私有化，由此也置疑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地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取得的根基在于社会主义改造所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而不能以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为依据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地位。
1．公有制的建立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成为促进国家发展优势形成、实现经济跨越发展的政治制度的基础
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取得，不仅仅是由于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更是政治发展道路的成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政治，无论如何对“宪政”“三足鼎立”的民主制衡制度加以美化，都掩盖不了资本操纵民主、维护资本利益的实质。在美国的选举中，各种利益集团为争夺政治决策权展开的献金大战愈演愈烈，赤裸裸的“钱主政治”的本质暴露无遗。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认为，其民主已被入侵，国家被彻底麻痹和束缚。《华盛顿邮报》在相关报道中说，这一政治制度越来越有利于富人。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资本的代表控制政权，主导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实施。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后，被资本雇佣的群体只能靠占领华尔街这种乏力的行动表达诉求。美国枪击事件频发，但控枪法却难以制定，这些保障百姓生命安全的法律制度空缺，就是由于军火商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对相关法律制度左右所致。中国则完全不同，所建立的上层建筑，是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因而国家治理体系不为资本所控制，能够充分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有内在的必然性和能够得到坚持。在这种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制度下，不断探索完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治理体系，进而能够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远与短期的利益关系，能够形成国家中长远战略，并将有限的资源优化配置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中，集中力量办大事，走出“贫困陷阱”和实现跨越发展，这正是中国形成国家发展优势的成功经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绝大多数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实现赶超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建设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复制的根本原因。这种国际比较表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和改革开放以来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是基于人民主体地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些政治制度又成为国家发展优势形成和厚植的保障。
2．公有制的建立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打造起参与激烈国际竞争的中坚力量
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体系中，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参与其中，会不会在竞争中被淘汰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不仅仅在于国家大、经济体量大、企业数量多，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竞争实力强的企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公有制企业担当起了这样的重大使命。
工业革命以来的很长时期，工业化被公认为现代化的标志。工业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不发展工业化，一个国家不仅不能融入工业化潮流和演进到工业社会，还要遭受落后就要挨打和经济殖民的命运，也就无从摆脱“贫困陷阱”。因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所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把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列为经济社会变革和发展的两大任务。其中，社会主义改造既是经济社会变革发展的目标，也是工业化的保障。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加之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存在诸多弊端，但不可否认它造就了国家统一领导的国营企业和城乡集体企业体系，改变了自由市场经济下一盘散沙的格局，国家能够实施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设模式，能够实施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以及农业部门剩余向工业部门转移的政策而增加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使国家能够顺利推进重化工业先行、重化工业带动轻工业的发展，成为在较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制度和体制保障。如果当时不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工业化战略难以如此顺利实施，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不会如此快地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在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公有制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进一步发展，并引领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对国有企业逐步实行利润分成、承包经营、拨改贷、债转股、政企分开、剥离办社会职能、股份制改造、混合所有制改革、法人制度建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建立、国有资本证券化、党对企业领导的体制机制完善等一系列改革，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和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在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和有进有退的战略布局后，续存下来的国有企业，经受住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克服了与非公有制企业不平等的办社会负担政策和机制不活导致的困难，并凭借其历史上形成并坚持发展的规模优势、装备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管理优势、主人翁精神优势、市场开拓能力优势，逐步推进产业链与价值链融合而实现转型升级，竞争力显著提升，成为参与激烈国际竞争的主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有企业不仅呈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还呈现出在危机中抓住机遇实现新发展的能力强，资产总额从1997年的12.5万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02.1万亿元。公有制企业户均注册资本也由2010年底的1216.7万元增加到2015年底的2634.2万元。如今，国有企业成为“走出去”的骨干力量，逐步跻身于世界性大企业行列。在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2015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仅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下的中央企业就占据47席。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非公有制企业分化严重，华为等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而在海外市场业务不断扩展，而不少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因资本规模小、人才缺乏、技术研发能力弱、创新发展能力不强，加之依靠人力成本低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渐失，在国际需求不旺等多重因素下，生存发展较为困难。
3．公有制的建立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构建起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优势
公有制的建立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基石，有利于对职工的充分激励，有利于供需均衡的实现，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
公有制企业成为人民主体地位的组织保障，也成为激励职工的组织制度。在公有制企业中，改革开放前实行劳动者联合，把生产资料与劳动者有机地融合统一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在劳动者联合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员工持股改革，即又增加了资本联合，朝着劳动者联合与资本联合有机统一的方向发展。如此，有利于职工激励机制的实现。一是在公有制企业中，企业与职工不是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人，构建起和谐发展的社会基础。二是在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发展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形成了向上向善之风尚。在改革前，职工积极主动参与到基于实践经验积累的技术改进活动中，取得了大量改进工艺和管理而有利于提升产品质量、节约成本的实用新技术，并研发新产品，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如此，企业内部职工、企业与企业之间还开展比学赶帮活动，使企业呈现出朝气勃勃的景象。例如，1963年，上海市的2个自行车厂、4个缝纫机厂、5个热水瓶厂、7个搪瓷厂在比学赶帮活动中分别开展厂际竞赛，使各企业的产品质量提高，先进和后进企业的差距缩小，生产出了质量优良的产品。而今，一方面有高科技人才专攻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又涌现出一大批富有奉献、一丝不苟精神的优秀工匠，成为保障和提升产品质量不可或缺的人才支撑。
公有制和职工持股的结合，有利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机制的形成，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国有企业中实行收入分配改革，同时加大反腐力度和控制高层管理人员职务消费，高层管理人员与一般职工收入差距缩小。这些都有效地扼制了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有利于实现企业内部乃至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的相对均衡。如此，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实现供需的均衡，避免由于资本扩张生产供给与收入差距拉大导致需求不足的供需不均衡，也就可以避免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
三、公有制企业担当起实施国家发展战略载体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大使命
公有制企业的贡献，不仅仅是单个企业自身利润的多少，还体现在宏观层面的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贡献，不能仅仅以微观的单个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依据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和观点。一些人以有的公有制企业存在腐败、垄断、利润率不够高现象为由，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持这样观点者，不仅无视公有制企业在实施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上的贡献，更是无视公有制经济担当起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和促进社会发展责任的重大贡献。
1．公有制企业担当起国家发展战略实施载体的重大责任
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企业都是国家实施发展战略的载体。对于改革开放前公有制企业承担起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载体的责任，是一个不需要更多论证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公有制经济在实施国家发展战略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上，国有经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在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上，公有制企业由于资金雄厚和技术装备先进，在推动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中，中央企业获得96项，占总数的35.3％，其中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项。以进入门槛较低的煤炭产业为例，贵州省六盘水市境内的国有煤矿企业煤炭回采率，由于有装备、技术、人才、管理、资金等优势，比私营小煤窑高出许多；国有煤矿企业还通过煤、焦、化、电、冶一体化发展，引领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的发展，促进煤炭产业升级和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而私营小煤矿不仅存在不顾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还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三是在实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中，公有制企业发挥着先行军和主力军作用。其中，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港口、高铁、水电等方面的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联通方面率先成功示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也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实现民心相通。四是在区域协调发展上发挥着重大作用。这在为改变沿海与内地生产布局不均衡而实施的三线建设上，体现得较为充分。如果没有国有经济的建立，在三线建设中发达地区的企业不可能实施向西部地区搬迁，以及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援助在西部地区的建设项目，那么东西部地区间经济社会的差距将扩大，也就没有“一带一路”战略启动实施的良好基础。
2．公有制企业担当起促进社会发展的重大责任
中国公有制企业与国内的非公有制企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是内涵完全一致的概念，前者既有体制内的制度性安排的重大社会责任，又有自愿捐赠的公益性和慈善性事项，而后者仅有后面的行为。
在实施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改革前，国有企业在发展生产经营业务的基础上，还办学校、医疗、体育、影院、养老院、公安、法院等社会事业和司法机构，而且其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一般都高于当地政府所办。现今，国有企业每年在医疗、教育、市政、消防、社区等方面仍有大量支出。同时，2015年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23027.5亿元，应交税金38598.7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5.4％。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类）划归社保基金国有股权占全部社保基金财政性收入的近4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O二O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国有企业还根据国家的统一布置，开展定点扶贫、派干部到所在地挂职，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国有企业还派干部参加驻村工作组帮助解决农村发展问题。
国有企业也是保障职工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国有企业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减员增效”和改为非公有制企业后有大批职工下岗、转岗，但续存下来的国有企业，仍承担起保障职工就业稳定的功能。如今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有企业仍没有把职工完全推向社会，而是与政府共同努力，尽可能解决好职工的转岗就业问题。这与一些非公有制企业解聘职工，特别是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当年元旦启动实施劳动合同法的情况下，几乎无条件让约2000万农民工离开企业返乡形成鲜明的反差，为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实现发展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基础。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组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成立起，到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和城乡一体化改革之前，在实施国家经济社会政策和办社会上，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国际上受称赞的农村合作医疗发展不起来，农村小学、初中、高中齐全的教育体系难以形成，乡村就会因道路修不起来而处于闭塞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即便是实施了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特别是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起开始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由于国家公共财政支持能力有限，集体经济组织仍然承担着办社会的职能，这也是农村发展与和谐进步的组织保障。
3．公有制经济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引领带动作用
现今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由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个体私营企业，有的是外资和港澳台资兴办的企业，有的则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公有制经济的支撑和引领带动是重要原因。
个体私营经济是在公有制经济的物质支撑下发展起来的。个体私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起步阶段，所需要的钢材、水泥、化工等原材料，都是由公有制企业提供。在20世纪80年代，各类所有制企业在钢材等国有企业门口排长队采购。没有国有企业提供重化工等原材料，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缺乏物质基础。
个体私营经济是在公有制经济的引领带动下成长起来的。个体私营企业在起步阶段，公有制企业从多方面引领带动其发展：一是生产链分工带动。在改革开放初期，公有制企业将一部分零部件交由个体私营企业生产，个体私营企业大多还只是为公有制企业提供零部件配套产品。现今，不少续存下的大型公有制企业在产业链中处于高端而起着龙头引领带动作用，一些个体私营企业主动与公有制企业合作，承担产业链中某个环节产品的配套生产。二是技术和人才带动。国有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人才实力强，而个体私营企业相对较弱。在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技术人员利用周末休息时间，自发帮助周边乡镇企业（很多乡镇集体企业，后改成非公有制企业）开发新产品、培训技术骨干、解决技术难题，从中获得另外一份收益，当时被称为“星期天工程师”。据统计，上海市有两万余名“星期天工程师”。现今，国有企业仍然与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进行科技人才合作，也有一些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采取高报酬吸引公有制企业人才直接为其所用。同时，一些非公有制企业还与公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从上述改革以来个体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关系中可以看出，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贡献力量，除了因为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外，还由于改革开放前国有经济奠定的人才和物质基础，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支撑和引领带动。这也表明，不能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公有制经济比重的下降为依据而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地位。
综上所述，对社会主义改造及公有制经济加以否定，是因为不触及主流和本质，而只是加以表象化、碎片化、孤立化、静态化分析，只看到社会主义改造后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加以放大，只看到有的公有制企业存在机制不活、垄断、腐败问题而加以放大，只看到公有制经济在一些时候暂时的困难而加以放大。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都进一步验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远见。1965年5月，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